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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开展（第1页）

第三节　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开展

一、教育学

教育活动与人类相伴而生，但教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却产生于近代。我国的教育发展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21]，而真正的教育学却很年轻。

民国教育学的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民元以后的奠基时期；1927年以后的发展时期；抗战以后的继续发展时期。

民初教育学承继于清末，主要是仿效日本。那时所开设的教育哲学、教授法、教育史和学校管理等科，大多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就其内容来说，则以欧洲教育学的创始人赫尔巴特的学说为主。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育学书籍民初时也开始出现。1913年，蒋维乔著《教授法讲义》；1914年，张子和著《大教育学》；同年，张毓聪著《教育学》等。这些书籍，虽还是以国外的某些教本为依据，但毕竟在自我消化上迈出了第一步，使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教育学科。[22]

五四时期，中国教育学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有直接关系。杜威在华两年零两个月，主要演讲大都是关于教育学的，如长篇专题讲演有教育哲学16讲；现代教育趋势3讲；短篇讲演有“教育家的天职”、“平民教育的真谛”、“职业教育的精义”等数十篇。这些演讲，当时的各种报刊纷纷登载。他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也由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翻译出版。

杜威教育学的核心是：提倡教育的普及化，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以养成学生自动自发自治的能力，重视实验的精神，并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这些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精神形成冲击，显示了教育学的进步。

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胡适、郭秉文、陶行知和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都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奉者、阐发者和实践者。除蔡、黄二人外，其余几人还都是杜威的门生。这就使得当时及以后民国的教育学和教育改革事业，受到杜威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教育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重要刊物，有蒋梦麟主办的《新教育杂志》；重要组织有1922年由东南大学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和刊布“中国教育统计概览”为该社较为突出的贡献之一），还有黄炎培1917年创办的“职业教育社”等。

在教育学体系的建构方面，此期中国学者作出了不少探索。王炽昌的《教育学》（1922），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余家菊的《教育原理》（1925），肖恩承的《教育哲学》（1926），这些著作在思想体系上，虽大多不出杜威教育学的范围，但也有例外和初步突破之处。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就可作代表。该书以德国教育学家那笃尔的体系为基本，敢于对世界权威提出批评，在教育逻辑、伦理和教育美学方面，阐述自己独立的见解，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创新精神。

除教育学基本理论外，此期的教育研究还包括东南大学根据6类语体文书统计等方法进行的字汇研究；为推行道尔顿制等实验学校而进行的有关研究；以汉字心理、识字阅读（包排横直排问题）等为内容的读法研究；以测量学生的智力、学力，服务于招生分级等为内容的测验研究等。艾伟、刘廷芳、沈有乾等人在读法研究方面成绩显著；陈鹤琴、廖世承、周调阳等人对测验的探讨较为深入。由于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教育心理学范围，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在“心理学”部分，我们还要较详细地谈到。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将教育研究和心理研究结合起来，力图将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和生理学研究基础上，使教育科学化的努力，确是此后民国教育学与世界该学科发展保持一致的一个趋向。

1927年，国民党大体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后，对教育有了相对的重视，教育有所发展，教育学的研究也因之大有进步。这一时期，致力于教育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主要有中山大学教育系成立的“教育学研究所”，它发行《教育研究》杂志，出版了教育学译述和著作几十种；1929年成立的“中华儿童教育社”，以专门研究小学、幼稚和家庭教育为其特色，发行《儿童月刊》；1931年成立的“中国测验学会”，发行《测验杂志》；1932年成立的“中国社会教育社”，以探讨普及社会教育为旨趣；1933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侧重于研究生产教育、师资训练和非常时期的教育发展问题等。

当时，公私大学中设有教育学院的有暨南大学和山东大学等8所；设有教育学系的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17所；教育与哲学合系的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等4所；教育单独成院的有江苏教育学院和湖北教育学院等。这些机构都致力于研讨教育问题，培养教育和教育学研究专门人才。

从教育学研究内容来看，各个方面也都很活跃，出现了不少成果。

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方面，吴俊生的《教育哲学大纲》（1934），姜琦的《教育哲学》（1933）和杨贤江（署名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1930）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吴氏之作被认为是“体系较为完整，内容较为充实，而且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一本书”，其主要理论取向为实用主义；姜琦的著作则是以三民主义系统建构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名作；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阐明教育的基本原理，并批判了对教育功能的各种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在当时及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还有张怀等人用宗教哲学观点阐释教育学说，建构自己的教育学体系（著有《教育哲学》）的尝试，由此可见当时教育学理论多元化及分呈活跃之态。

在教育行政的研究方面，庄泽宣、陈友松、黄玉湖、张文昌等人颇有成绩。庄泽宣重点研究了浙江教育辅导制度；陈友松以分析全国教育经费见长；黄玉湖和张文昌主要关注中学教育行政，黄氏对中学校长的职务分析，张氏对于中学教务的研究，均受到学界重视。

在教材教法的探究方面，较重要的有中山大学教科所关于小学生字汇、读法、作文和错字问题的研究；杨锡龄关于儿童阅读兴趣的调研；陆志韦、黎锦熙等人对国语教育的研讨等。

学制课程的研讨方面，最富于探索精神和改革意向的是提倡生活教育的晓庄师范，实行村治的山东建设研究院，倡导平民教育的定县实验区和试验民众教育的江苏教育学院的有关尝试。至于测验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对古氏智力测验的订正、对皮纳西门智力测验的修改等方面。1935年陈选善著《教育测验》、王书林著《心理与教育测量》，为这方面集大成的成果。

其他方面，如朱君毅的教育统计学研究，庄泽宣、陈学恂对民族性与教育关系的探讨等，也值得一提。

这一时期，教育学界人士已普遍重视寻求既适合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教育。进入抗战以后，这一努力更加自觉了。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迅速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激发爱国情操和增强民族精神。因此，师范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研究受到格外重视。

此期还出现了许多师范研究所，如中央大学师范研究所，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颁布了“师范学院规程”，新建了国立师范学院，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专门训练师资和教育研究人才的高级学府多所。此外，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还有国立民族生理心理研究所，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和广西省教育研究所，私立的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23]

在上述众多的研究机构中，以中央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的师范研究所较有成绩。中央大学师范研究所注重教育心理的研讨，出版有《教育心理学报》，在艾伟的主持下，对大中小学以及社会教育心理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西北师院师范研究所则侧重于中等教育的各种研究，在李蒸的主持下，对师资和国文教读的改进、英语课本和写作错误的分析、注音符号等问题的探讨，贡献良多。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设有教育和心理两个学部。教育学部分成教育理论、教育行政、教材教法和教师问题四个部门；教育心理学部分成理论心理、测验统计、学习心理和职业心理四个部门。两个学部分工合作，颇能反映当时中国的教育学研究风气。

二、心理学

我国自古以来有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却是近代之事，民国以前，颜永京、王国维等人曾翻译出版过几本西方心理学的著作，学堂里也出现过一些心理学教科书，那是心理学在中国的最初介绍。进入民国后，这门学科才逐渐在中国扎下根来。

民国心理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1922年以前为创建期，1922年以后为发展期。

1917—1922年期间，中国人建立了自己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北京大学心理实验室（1917）；出版了中国第一本高质量的心理学大学教材——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1918）；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南京高师（后改为东南大学）心理学系（1920）；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心理学学会组织——中华心理学会（1921），并首次发行了中国的心理学专门刊物——《心理》（1922）。

中国现代心理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是陈大齐（1886—1983）。陈大齐系浙江海盐人，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1917年，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北大心理实验室，次年又出版了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心理学大纲》一书。该书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介绍了当时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丰富内容和最新成就，突出阐明了心理学的定义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归纳并强调了心理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它是陈大齐根据自己多年教学的讲义修订而成的心理学著作，问世后大受欢迎，10年间共出12版，对于心理学在我国的安家落户，起到了有力的奠基作用。

此外，在民族心理学、审判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方面，陈大齐也做过一些早期译介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最早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理学家。1918年和1919年，他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日刊》上分别发表了《斥“灵学”》和《心灵现象论》两篇著名的战斗檄文[24]，以现代心理学原理为武器，对当时的扶乩之风和中外灵学会假科学名义鼓吹的神灵论进行有力的剖析和批评，显示了刚刚诞生于中国的心理学的威力和魅力，对当时提倡科学、破除迷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继陈大齐之后，以心理学为武器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心理学家还有唐钺。他在“科玄论战”爆发后，发表《机械与人生》等论文，以科学精神反对玄学，起到了明显积极的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心理学界曾产生过两个重要的组织，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中华心理学会，它1921年成立于南京，会长为张耀翔，发行会刊《心理》。该会最盛时，会员曾达235人。由于后来学术活动不经常，组织逐渐涣散，1926年后基本上不再有活动。1934—1936年，心理学工作者队伍扩大，影响日增，为适应心理学发展的需要，陆志韦等著名心理学家重新发起成立全国规模的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大会于1937年1月24日在南京召开，公推陆志韦为主席，以上年发行的《中国心理学报》作为正式会刊。后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学会的活动和刊物被迫停止。

除《心理》杂志和《中国心理学报》之外，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还出版了一些心理学期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国立中央大学心理系等主办的《心理学半月刊》、《心理教育实验专篇》、《教育与心理》、《心理季刊》、《教育心理研究》和《心理建设》等。

与此同时，各种心理学著作也大量出版。据统计，1920—1940年，我国所出版的各类心理学书籍共有371种，其中编著206种，译著165种。尤以教育心理、测验和儿童心理部分为多。

高等院校建立心理学系或专业，开设大量的心理学课程，是民国心理学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继东南大学1920年创建第一个心理学系之后，上海复旦大学于1925年建立了心理学院；清华大学于1926年建立了教育心理学系，后改为心理学系，北京大学也于同年建立了心理学系。此外，全国还有十余个大学设立有心理学系、教育心理学系（如厦门大学）或哲学心理学系（如金陵大学）。

这些大学心理学系或专业设置的课程门类较多，几乎涉及从心理学概论到实验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所有心理学的重要分支内容。

除大学心理学系或专业之外，其他学科或专业也有开设心理学课程的，特别是教育学系或专业。民国时期，一般中等师范学校对心理学课程也都非常重视，将其作为学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

中国心理学是在传播近代西方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国时期，几乎所有西方心理学的重要新成果、有影响的学派著作和思想都得到了传播。构造主义学派大师冯德和铁钦纳的名著《心理学导言》、《心理学》，分别由吴颂皋于1923年，金公亮于1931年译成中文出版；美国机能主义学派创始人詹姆士、杜威以及后起之秀桑代克、吴伟士的名著也被大量译成中文，如詹姆士的《心理学简编》（伍况甫译，1933）、《论情绪》（唐钺译，1944）；杜威的《思维与教学》（孟宪承译，1936）；吴伟士的《心理学》（谢循初译，1933）；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陆志韦译，192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