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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第2页）

20世纪30年代，随着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石室典籍、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的史学家，利用新的历史考据方法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新考据学派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历史研究，其论学大旨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互相辩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古史辨”派的疑古批判到新考据学派的考古建设，是五四后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发展。

王国维像

新考据学派影响最大者为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将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历史考证方法，并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吾辈生于今日，幸得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强调地下材料的证史价值，把地下材料提高到与文献并重的地位，对传统的以文献考证文献的研究方法是一大突破。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古史新证，取得了古史研究的重大成就。他根据考古出土器物、甲骨卜辞与文献材料互证，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得出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殷》所载商代帝王世系基本相同，进一步证实了《史记》的史料价值，把中国的信史至少推到了商代。他进而根据甲骨金文，参照经传等古籍作《殷周制度论》等文，论证了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如殷代无嫡庶之制一变而为周代的立子嫡之制，对周代的宗法，丧服等制度作了缜密的研究，肯定周制优于殷制。他结合汉晋木简和史籍，考证了秦汉郡县，写成《秦郡考》、《汉郡考》等文，并在与罗振玉合编的《流沙坠简》中考证了古长城、玉门关、古楼兰等古址。他利用敦煌文书等资料，考证了唐代职官制度，唐代户籍及均田制等。他还利用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考订旧有史料，撰写了《鞑靼考》等蒙元史论文。总之，王国维把实物与史书结合起来，把出土的材料与纸上的文献结合起来，以实证史，以史考实，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陈寅恪像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近代著名史学家。他很注重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深受王的影响。他治学严谨，不仅长于校勘版本、鉴别材料、考订事实，更重视在考证出史实的真伪与是非后，对史实作出综合分析，即着眼于在许多事物的联系中看某一事物是否存在、发生及发展变化的情况。他力求在完备、真实的材料基础上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他利用诗、小说、小品等文学作品证史，另辟了新的治史途径，后来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就是以诗文证史的代表作。他还利用域外文字证史，如通过比勘互校《蒙古源流》的蒙文本及满文译本等，发现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和体裁来自元帝师八思巴为忽必烈长子真金所作的《彰所知论》，论证关于蒙古族起源由西藏而上续印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1940年，他写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某些制度的演变，指出隋唐制度主要源于北魏、北齐外，还来自梁、陈，来自西魏、北周。1941年，他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3），以大量史料分篇论述了唐代统治集团的形成与贵族集团的升降过程，并论述了唐代衰亡的原因。他对魏晋南北朝史也有精深研究，曾编《魏晋南北朝史参考资料》和讲授有关专题，他在1947年至1948年的讲授内容被编成《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近代中国卓有成就的史学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中国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宗教史方面的著作有《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被称为“古教四考”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和《摩尼教入中国教》，被称“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撰写于抗战时期）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述。元史研究方面，撰写了《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了《元典章》，并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和《元典章校补释例》两书，胡适在为后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称陈垣校《元典章》“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历史文献学方面，陈垣在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都有造诣，著有《二十史朔闰表》、《校勘学释例》等。他写于1943—1945年的《通鉴胡注表微》共20篇，前10篇言史法，后10篇言史事，前10篇反映了他在校勘、辑佚、目录、避讳等历史文献学领域内的成就。陈垣治史讲究类例，即在一个专题下搜集许多资料，区分类别，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组织成文。这一方法给他带来了成功，但也有其局限性，仅平列一些事例难以考察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

新考据学派当中，王国维等倡导的新历史考据方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一方法被不少史学家所普遍接受。

四、“史料学”派的崛起

“史料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因其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是傅斯年（1896—1950），其中心是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蔡元培委托傅斯年等筹备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10月，史语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所长。傅斯年在1928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即认为历史语言之学应像自然科学一样搜求材料、处置材料，“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1928年9月，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办所方针。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样。”他指出：“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主张客观地研究材料，“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在“史学便是史料学”、“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指导下，史语所在史学方面主要进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该所收购了险些化为纸浆的8000麻袋内阁大库档案，加以整理，至1937年共出版《明清史料》38本。又派董作宾、李济等发掘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先后发掘15次，共发掘遗址11处，为考古学、殷商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此外，史语所还搜集《明实录》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派人发掘城子崖等。也正是基于“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宗旨，史语所成立之初，没有人参加正在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傅斯年的代表作有《明成祖生母记疑》、《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考》、《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

“史料学”派的形成，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泛科学主义思潮在史学界的反映。这一学派在搜集和整理史料方面的丰硕成果，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一直有人对“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提出批评，他们强调除史料外，史观、史论和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五、文化史、通史、清史等领域的建树

中国思想史、学术文化史是资产阶级新史学取得显著成绩的一个领域。梁启超于1920年发表《清代学术概论》，于1924年发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突破经学史的狭隘范畴，对清代的各个学科、各个学派、各种学术思潮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他还于1922年整理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对先秦儒、墨、道、法各派思想进行研究。胡适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抛弃了儒学独尊的传统，把孔孟学说与诸子学说“平等”看待，各有褒贬。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化史著作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26）、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连载于《学衡》1925年5月至1926年7月各期）、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1924）、谢勖之的《近世文化史》（1926）、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文化史专著有杨东蒪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1933）、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文公直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部杰作。此外，20世纪3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分辑40种专史，如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郑振铎撰《中国俗文学史》，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顾颉刚与史念海撰《中国疆域沿革史》等，这套丛书较有影响。

资产阶级史学家重视通史的编纂。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计划写一部多卷的中国通史，但未实施。李泰棻在1922年出版了《中国史纲》第1卷，1932年至1933年完成第2、第3卷。吕思勉于1922年出版《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成的中国通史。20世纪40年代又出版两卷本的《中国通史》，是适应当时大学讲授需要的历史著作。邓之诚于1934年写成《中华二千年史》1～4卷，要求青年学子通观历代兴亡，不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章太炎在为此书作的“序”中阐述了“读史救亡”论。周谷城于1939年出版了《中国通史》2册。1940年，钱穆出版了《国史大纲》2册。1942年，金毓黻编写了属“青年基本知识丛书”的《中国史》。1946年，缪凤林著《中国通史要略》共3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连横撰写的《台湾通史》于1920年出版上册和中册，次年又出版了下册。此书以大量事实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资产阶级史学在断代史方面也卓有成绩。除已提及的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陈垣的元史研究等外，吕思勉先后完成了《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8）、《两晋南北朝史》（1948）。邓广铭撰写了《宋代职官志考》。蒙思通与沈曾植潜心于元史的研究，蒙思通著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沈曾植撰成《元秘史补注》。谢国桢和吴晗专于明史，谢国桢侧重晚明史的研究，撰有《顾宁人先生学谱》、《晚明史籍考》、《晚明流寇史籍考》等论著；吴晗尤长朱元璋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明太祖》、《由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等。清史研究以孟森、萧一山贡献最多。孟森撰有《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清初三大疑案考实》、《香妃考实》、《八旗制度考实》、《明清史讲义》等论著；萧一山在1923年就出版了《清代通史》上卷，1930年完成了下卷，此后又经不断修订补充，成为400多万字的巨著，其他著作有《清史大纲》（又名《清代史》）、《曾国藩传》、《洪秀全传》等。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沈味之的《近百年本国史》（1930），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1932），罗元鲲的《中国近百年史》（1935），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6），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陈安仁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1943），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1944），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1947）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萧一山、王重民、刘复等人从英、法、美等国抄回大量太平天国史料，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有谢兴尧的《太平天国社会政治思想》（1935），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第1、第2辑、《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944），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1937）、《太平天国史丛考》（1943），彭泽益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潮》（1946）等著作。

专史除已提及的史学理论、思想文化史著作外，政治史方面有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谢彬的《民国政党史》等。中西交通史方面有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等。民族史方面有王云五的《中国民族史》，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宋文炳的《中华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华民族演进史》等。外交史方面有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最后三十年中国外交史》，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8卷等。

新中国成立前，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蒋廷黻、萧一山、张其昀等去了中国台湾；钱穆、简又文等移居中国香港；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留在内地。胡适移居美国，后去中国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