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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生机勃勃的各种美术（第2页）

1928年以后，美术展览盛极一时，一般有影响的社团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展览。在风起云涌般的美展浪潮冲击下，中华民国教育部在1929年4月和1937年4月举办了两次大型全国美术展览。第一次全国美展在蔡元培先生的关怀下筹创举行，展出作品2200余件，时间长达一个月。第二次展出作品1900余件，时间近一个月。徐悲鸿和刘海粟还分别在欧洲举办了中国近现代绘画展览。随着美展活动的兴盛，各种美术刊物也纷纷创办，重要的有《艺术旬刊》、《美术》、《艺风》、《艺林》、《美术生活》、《北平艺专校刊》等。这些刊物作为美术理论的喉舌，在美术界掀起了新的艺术思潮和争鸣，而中西融合的思潮呼声一片。国立艺术院的口号就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它是中国美术理论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性变革。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特殊形势之下，“美术救国”运动与现实主义艺术结伴而生。在前线战场，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活跃着美术家们的身影。创作活动风起云涌，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人民的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日寇的烧杀掳掠以及汉奸土劣和贪官污吏的种种丑态，都成为美术表现的主题。木刻漫画得天独厚，流行于前方后方，成为新时代现实主义艺术中最得力的劲旅，吴作人组织的“战地写生团”，冯法祀的抗战写生，李桦的战地素描等都创作了许多富有时代感召力的作品。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冯法祀的《平型关大捷》、《捉虱子》；唐一禾的《女游击队员》；王式廓的《台儿庄大血战》；李可染的《为死难者同胞复仇》；陈抱一的《流亡者之群》等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形式揭示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和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此同时，旅行写生活动极为频繁，从西南到西北，从山乡僻壤到戈壁大漠，过去一向无人问津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生活被美术家们攫住，一变而为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审美现实。而“十字街头”美术——抗战宣传画，以独特的形式被广泛地高悬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十字街头，极大地发挥了美术的宣教功能，这是大众化美术的时代**。大后方募捐献金画展云起，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募捐画展以中国画家张善子的抗日宣传画暨筹赈画展为著名。他不仅在国内多次举办画展，而且多次出国到欧美等地举办画展，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古元绘《人桥》

在国家的生死存亡面前，木刻家们自觉运用手中的刻刀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由于取材方便，新兴木刻得以蓬勃发展，木刻家们不仅举办了多次抗战木刻展览，而且出版了许多木刻刊物，办了各种形式的木刻训练班。1938年6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40年被国民党当局取消。1942年1月，王琦、丁正献等人又在重庆成立中国木刻研究会，不仅在各地有分会，还多次将抗战作品选送苏、英、美、印等国展览，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支持。在红色边区，木刻艺术的运用更加广泛，内容则充满浓郁的生活和战斗气息。活跃于红色边区的木刻家有古元、力群、彦涵、江丰和杨涵等。

漫画在抗战的新形势下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上海漫画界成立了“漫画救亡协会”，并创办了《救亡漫画》杂志。同年8月底，漫协派出的漫画队奔赴全国各地，举办各种漫画展览，创办各种刊物。较著名的漫画家有张乐平、华君武等人。

20世纪40年代之后，中国画坛出现了新的转机。一方面，画家队伍不断扩大国；另一方面，许多西洋画家改作中国水墨画，使传统绘画重振旗鼓，中国画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事实。李可染、关良、丁衍镛、陈之佛、朱屺瞻、杨秋人等画家的作品都在中国绘画的传统形式之下渗透着西方艺术精神，中西合璧，意境清新。国画队伍也逐渐扩大，江寒汀、伍蠡甫、陆俨少、谢稚柳、贺天健、诸乐三、王个簃等人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时期国画艺术的代表。西洋画也逐渐走向民族化，张眉荪、唐一禾、董希文、吴作人、吕斯百等人不仅在其作品中越来越多地运用民族绘画的技法和神韵，而且在内容上更切近于现实主义，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生活的时代。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吴作人，当时徐悲鸿推崇为“中国艺坛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油画的民族化和现实主义方法相结合的探索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代表作有《擦灯罩》、《负水女》、《藏童》等。其油画风景《青海之滨》、《戈壁神水》、《雪原》等，构图新颖，境界开阔，既能够为中国老百姓所欣赏，又具有着令人神往的艺术魅力。因此，时人称赞说：“中国的西洋画家走上‘西洋画中国化’的正确路线的已经不少，吴作人即是其中的一位杰出者。”[1]

潘天寿绘《荷花》

也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僻处西北的敦煌成为艺术家们向往的地方，美术界一时兴起了“敦煌热”。许多美术家纷纷涌向敦煌。争睹和临摹古老壁画的风采，尤其是张大千。1943年3月，在张大千、向达、夏鼐、阎文儒、吴作人、谢稚柳、董希文、关山月等人的呼吁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莫高窟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等7人为委员。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为所长。通过艺术家们的辛勤努力，享誉海内外的敦煌学建立了起来。同时，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艺术考古也蓬勃开展，古代艺术资料被大量发现、抢救，极大地促进了文物和艺术事业的发展。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此时，新兴的木刻与漫画也雄踞艺坛，批判现实成为这一时期木刻和漫画艺术的主要潮流。以漫画论，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丁聪的《现实图》，华君武的《就位》、《你贪污》等都极具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尤其是《三毛流浪记》，匠心独运地创作了那时中国贫苦儿童的典型形象，寓辛酸于苦笑幽默之中，有力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雅俗共赏，深受人们喜爱。

新一代画家赵望云、蒋兆和、关山月、黎雄才等在此时露出头角，他们以现实社会为主要创作来源，着重表现时代精神，以浓烈的“现代风”显示了与传统画家之间的“代沟”。西洋画家中也出现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如符罗飞、司徒乔、冯法祀、余本等。他们以作品揭露现实、暴露黑暗、传达民众的苦难和心声。

这一时期，中国画的现代化在一些传统的画家创作实践中亦始见成果，他们的作品独树一帜，成为中国画坛的一代翘楚。潘天寿、傅抱石、张书旂是其杰出代表。潘天寿善作山水，但以花鸟画的成就突出。他的花鸟画，常以古拙之笔，深厚黑色来作画，意境清新悦目，超尘脱俗，一扫金石派花鸟奇古骄悍之气，属吴昌硕的众弟子中真正能“青出于蓝”者。他的《中国绘画史》也是名著。

傅抱石此期则创作出了大量的人物画，如《离骚》、《九歌》、《国殇》、《湘君》等。以生花妙笔写横溢才气，所作人物画纵横潇洒豪迈，高古而不柔媚，深得郭沫若等人赞赏。张书旂人称“白粉主义”者。他一反传统写意画家视白粉为大忌的做法，喜将白粉混融于花鸟画的色与墨之中，甚至让白粉在画面中起主导作用。由于妙用白粉，使他的作品典雅明丽，生机勃发，具有现代精神。其代表作有《百鸽图》。

二、书法、篆刻、工艺和摄影

书法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中的重要内容，在民国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

民国初年的书法是直承清代余绪而另有风致。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对北碑艺术的弘扬，到民国初期才真正形成一代风气。随着新式学校的兴办，书法教育也日渐普及，各种书画协会也无不以书法作为研讨重点。由于印刷业的发达，刊物的风行，名家墨迹以及好碑好帖得以广泛传播，习书者可博览择精，不为某家所囿，因此书坛体态之繁，远过前代，书家辈出，各领**。

民国初期的书法，以沈曾植、吴昌硕、曾熙、李瑞清四家影响最大。沈曾植以博学闻名全国，其书融篆隶碑帖于一体，笔势顿挫，洒落蕴藉，既富金石气，又富书卷气。吴昌硕不仅画艺出众，于书法金石也无所不精。其绘画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书法金石功底。诸体兼善，尤长于篆书和行书，影响极广，陈师曾、王个簃、沙孟海等俱入其室。李瑞清是近代著名的书法教育家，精研书道，誉满海内外，只是恪守古人，单调呆板。其功力极深，时人号为“百衲体”。曾熙与李瑞清并称一时，书法得《夏承碑》与《张黑女碑》之神髓，喜用秃笔枯毫，瘦劲志辣，但流畅圆活。

到民国中期，书坛的风气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变。书法家们大都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故跃起于书坛的大家众多，书体不一。如郑孝胥碑帖兼长，吴敬恒擅长楷行，周庆云参习汉隶北碑，易儒善于篆隶行楷。书坛风气的活跃和风格的多变，加快了书坛近代化的节奏，其中章太炎的“章草”和于右任倡导的“标准草书”影响尤大。为了提高书写节奏，促进社会的现代化，章太炎极力提倡章草，认为章草是汉字书写最简便的方法，因而对章草法帖极为搜求，加以整理。而他的书法成就，则得益于其精深的文字学修养。对章草的提倡确实开创了民国一代新书风。后来于右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推导“标准草书”运动，在书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于右任的早期书法以行楷为主，力学北碑，并参入篆草隶法，雄强博大，沉着洒脱。中年以后，精研草书，力求“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他从历代名家的优秀书法中寻找美观易识的代表性符号，给形体多变的草书定型归类，释例说明，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对书法艺术的普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他的草书以魏碑笔法为脉，博采约取，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流畅自然，形美笔简，劲健奇崛，仪态万千，可谓卓然大家。在20世纪30年代享誉书坛的还有赵子云和马公愚。二人皆为吴昌硕之高足。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民国后期，书坛已是群雄逐鹿。马一浮、诸德彝、叶品三、邵元冲、华世奎、傅增湘、欧阳渐、骆文亮等各领**。而其中之杰出者当数沈尹默。其余王树人、潘伯鹰、胡小石、童大年、赵尧生也各有所长。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而民国初期，丝织印染工艺原地踏步，不见起色。刺绣工艺却异军突起，人才济济，名秀丛起。1911年，著名工艺家沈寿在天津开办了绣工传习所，1914年应张謇之聘，至南通主持女红传习所，培养了大批刺绣人才。沈寿是近代苏绣的代表，她所创造的“美术绣”使苏绣驰名中外。杨守玉开创了中国刺绣史上独树一帜的“乱针绣法”（又称画绣）。她吸取了西洋画的技法与色彩，针法长短不一，交叉组合，使绣面具有阴阳凹凸的油画效果，极富感染力。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此时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时名家杨季、文谷怀、朱树芝等为湘绣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最负盛名的是廖家惠。

民俗工艺雕刻在民国初期尚有一线生机。天津清末艺人张明山所创立的“泥人张”至其子张玉亭时达于鼎盛。张玉亭的作品以古代仕女及当时社会生活的下层市民最具特色，代表作有“王昭君”、“花木兰”、“三百六十行”及“摩登女郎”、“钟馗嫁妹”、“吹糖人”、“卖糕人”等，皆形神毕肖，惟妙惟肖。惠山泥人的影响更大，杰出的艺人有丁阿金、周阿生等。木石雕刻民国初年以福建、浙江两地最为普及。东阳木雕和黄阳木刻各扬一时，而青田、寿山石雕也擅名天下。湖南的**石雕工艺堪称一绝。著名工艺师戴清升的**石雕《梅花屏》等，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奖。竹雕工艺则以江苏嘉定为最。传统的木刻年画业在清末因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而式微，退出城市而转向农村。在北方的天津，只有杨柳青一带的年画水平较高，成就较著。其余河北武强，山东的阳谷、高密及山西南部地区的年画也有一定的规模。

传统的漆器工艺民国初期仍保持了较高水平，比较著名的产地有扬州的“梁福盛”号和福建的“沈绍安”号。“梁福盛”号以生产小件漆器为主，“沈绍安”号则以脱胎漆器享名一时。北京地区的“京式”工艺在民国初期独树一帜，内画壶、风筝、铜器、玉器、地毯和金银器制作都有较高水平。北京、天津的风筝名家哈长英、魏元泰制作的风筝，北京“文盛斋”制造的宫灯和纱灯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均获得金银大奖，为中国民间美术赢得了声誉。

晚清以降，大批西方建筑在中国出现，近代西方建筑类型和技术涌进中国，使中国的建筑出现外来式、中国式和现代化的中国式三种主要形式。在民国初期，外来式和中国式建筑泾渭比较分明。外来式建筑主要分布在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的各租界内，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中国式建筑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山陵，它是中华民国建筑史上一项重大的建筑艺术成就。1927年公开征图，条例中规定：“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著名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在竞争中取胜。工程由姚锡舟承建。全陵在总体上采用传统的陵墓布局形式，但在局部处理上则时有创新，特别是吸取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技术工艺，为中山陵增色不少。全陵气象宏伟壮观，殿堂又显得庄严肃穆，为稍后将要出现的一幢幢中国式传统建筑树立了榜样。

中国近代新型建筑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它突破了封建社会后期技术迟缓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微弱但富有创造性的技术体系。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建筑和公寓式里弄建筑，在各个城市广泛采用，从总体上趋向于环境、空间的拓展和造型、装饰趣味的追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大体量的高层建筑30年代之后层出不穷，如1931年建造的24层的上海国际饭店，其设计艺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建筑装饰工艺也伴随着现代化建筑的发展而成长。砖雕、石刻、木装修、石膏花饰、水磨石、马赛克、琉璃饰件、青铜装饰等，都为创造出优美的建筑群增辉。上海的汇丰银行、江海关、沙逊大厦，北平的大陆银行，天津的老西开教堂等，都凝结着现代建筑装饰的工艺成就的精华。建筑教育也开始兴盛，各大学建筑系相继成立。但当时著名的建筑师多从国外留学归来，所崇尚的风格也多种多样。专门的建筑学术研究机构很少，最负盛名的是1928年朱启钤发起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学社以整理和诠译营造古籍和调查测绘古建筑遗物为使命。其主要人员刘敦桢和梁思成密切合作，先后走遍了中国16个省、200多个县，考察城市与乡村居民和传统城市建筑达2000余处，整理出许多古建筑基本知识和历史发展的框架，为研究中国古建筑开辟了康庄大道，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研究人才。

梁思成（1901—1971）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史论家。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办者。最早从事敦煌建筑艺术研究的创导人。他在大学主讲并著有《中国建筑史》，内容丰富完整，还应邀赴美讲授中国建筑，门生遍天下，有“中国建筑泰斗”之誉。

清代晚期，中国的陶瓷业面临了一次深刻危机。民国以后，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业开始转换发展方向，以工艺美术瓷为主，以仿古细瓷和传统瓷雕工艺为主要产品与洋瓷竞争，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瓷质上不仅有“白如玉、声如磬、薄如纸、明如镜”的盛誉，同时在工艺瓷装饰上也丰富多彩，冠绝一时。广东石湾的陶塑别有一番风韵。在民国时期，石湾陶塑仍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它植根于乡土民间，工艺手法新颖独特，泼辣大胆，想象力丰富，生活气息浓郁，深受国内外的喜爱。

这一时期，北京的特种工艺与国际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特种工艺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达到**，年产值都在200万美元以上。其中最著名的是景泰蓝、地毯、雕漆和玉器等。

民国之初，现代雕塑在中国的美术大地上仍然是一片荒漠。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学子开始留学西方，播下了中国现代雕塑的种子。1920年，上海美专首设雕塑科；之后国立艺术院等开始设立雕塑专业，造就了中国第一批雕塑人才。1929年，教育部举办第一届全国美展，共展出雕塑作品50余件，早期的一些雕塑家岳仑、王静远等都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雕塑家可以江小鹣、李金发为代表；40年代则以刘开渠、王临乙、滑田友等人为突出。江小鹣的雕塑具有浓郁的近代特色，作品以人物肖像和纪念碑式雕刻为主，以写实性塑造为特色。其代表作品有《李书平像》、《陈衡恪半身像》、《陈英士烈士纪念碑铜像》等。李金发除了肖像雕刻和纪念碑式的雕塑外，还创作了一些大型装饰性建筑浮雕，代表作品有《蔡元培胸像》、《邓仲元像》等。刘开渠是继李金发之后崛起的杰出雕塑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造型坚实、雄浑，大气磅礴，寓意深广，富于时代感染力和民族风格。其代表作品有《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无名英雄纪念碑雕像》、《王铭章骑马铜像》、《农工之家》、《孙中山先生铜像》等。

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之后，虽然和新闻有必然的关系，但很长一段时期并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但民国初期，一些致力于研究摄影艺术的社团建立起来，其著名者有“光社”、“华社”等，中国摄影也开始出现转机，摄影家们还纷纷送作品到国外参加展览。郎静山、刘旭沧等人的作品入选了国际影展并获奖之后，摄影艺术才开始引人注目。有关摄影的刊物和书籍也陆续出版。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刘半农的《半农谈影》（第一部谈艺术摄影的书籍），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华景象》和郎静山的《静山美术摄影》等摄影作品集。

郎静山，江苏淮阴人，民国时期最卓越的美术摄影家和摄影艺术家，中国摄影艺术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12岁学习摄影，后入申报馆做首任摄影记者。1928年，他与同人发起创办了“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在摄影艺术上，他善于融汇中西，将中国画理灵活运用在摄影之中。1939年，他以中国画理创作的《静山集锦》照相法问世，为摄影艺术开创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从1931年起，他连续参加国际摄影沙龙，有好几百幅作品入选。1942年，他以集锦照相法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衔。吴中行也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他吸取中西绘画艺术之长，影作具有诗情画意，清新自然，题材广泛。曾多次入选英、美等国际影展，代表作有《归牧》、《水纹》、《竹影摇月》等。卢施福擅长风光摄影，作品技巧娴熟，静中寓动，气势磅礴，浑厚幽深。吴印咸则是一位以摄影来表现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的杰出摄影家，他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旧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革命的历程。代表作有《难兄难弟》、《呐喊》、《组织起来》等。

随着摄影业的发展，各种摄影家协会纷纷建立，影展也多次举行。1928年3月上海“华社”举办了第一次影展，它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展览。民国中期以后，“华社”一直是中国摄影界最积极活跃的力量。其他比较有实力的团体还有上海的“黑白摄影社”、北平的“光社”、广州的“景社”、南京的“美社”等。最有实力的摄影家集团是1948年3月3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摄影学会”，它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摄影界的所有名流，可以说是中国摄影家的大会师。

[1]杨邨人：《西洋画中国化运动的进军——介绍吴作人先生的画展》，《中央日报》，1945-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