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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的发育（第1页）

第一节　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的发育

一、政治学

近代意义的政治学，清末民初时开始从西方传入中国。五四以后得以大量传播开来，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之初，在中国已基本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对西方政治学的翻译和介绍，是民国政治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西方重要的古典和近代的政治学说，都在中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介绍。以政治学名著的引进为例，这一时期就先后翻译和重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拉斯基的《政治典范》和《政治》，丹林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政治理想》，基特尔的《现代政府原理》，加纳的《政治科学与政府》以及巴路捷斯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波拉克的《政治学史概论》，杰斯的《现代民制政体》和浮列尔的《政治哲学导言》等。特别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纳的著作及其思想，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影响甚大。他的名著《政治科学与政府》一书，在我国就先后出现了林昌恒和孙寒冰等人的多种译本，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该书仍然是当时各大学流行的各种政治学讲义最主要的蓝本之一。

在介绍西方政治学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科体系，最初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所编著的一系列政治学教材和普通读物之中。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和杨幼炯的两本同名著作《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开拓之作。张慰慈堪称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政治学大纲》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作了较详细清楚的说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邓初民开始讲政治学时，用的就是张氏的书作为课本。张慰慈的其他著作还有《政治制度浅说》、《政治概论》等。

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问世于1930年，最初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曾再版几次。它的特点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论述得特别详细。这是政治学中国化的早期努力。

萨孟武、杨公达、李圣五、周绍张、黄开山、桂崇基、倪竞存、陈筑山等人，也都对中国政治学的创建做出过各自的贡献。萨孟武曾著《政治之基础知识》和《政治学概论》（1932），日后还著有《政治学与比较宪法》等书；杨公达的代表作为《政治科学概论》（1930）；李圣武著有《政治学浅说》（1932）和《政治学新论》（1933）；黄开山以《政治学的诸重要问题》（1932）一书著名；桂崇基的著作有《政治学原理》（1933）；倪竞存和陈筑山分别于1928年出版了各自的《政治学纲要》。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政治学的各分支学科也有人开始了研究。沈敬铭著《政治形态论》（1933）、韩道之著《政治地理学》（1932）、邹谦著《政治心理学》，在各自的领域均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1932年9月1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有会员80多名。张慰慈、周鲠生、杭立武、张奚若、高一涵、王世杰、钱端升等22人当选为干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学组织，它的成立，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5年6月，该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其中心议题有三：外交策略；改进吏治；大学政治学课程的标准。次年7月又召开了第二届年会，议题有四：宪法草案；地方行政；外交策略；非常时期之国民政治教育。这届年会有11人当选为理事，王世杰任理事长。抗战时期的1942年11月，第三届年会在重庆召开，当时有会员136人，大多是大学里的政治学教授，其中64人出席了会议。这届年会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战后重建世界和平问题和政治建设机构问题。

大学政治学系的设置和政治学课程的开设，是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据统计，民国时期全国有200多所大学，其中设立有政治学系的就有近50所，约占2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政治学系最为有名。各大学政治学系所安排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学原理，政治思想史、政法制度史、中国行政和中国宪政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学继续得到发展。此期政治学科建设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中国化的努力更加自觉了。表现在教材上，不仅注重“参照各国政治的新近趋势”，并且“针对我国的现时需要，而另立一种研究系统”。刘静文、陈之迈等所编著的流行一时的《政治学》课本，都突出地注意到这一点。与此相应，在阐述政治学理论时，也更注重使用中国的材料。表现在研究上，则是更趋重对中国政治史和现实政治问题的探讨，争取为中国的政治建设服务。陶希圣、萧公权、曾资生、王赣愚、王铁崖、周鲠生、杨幼炯、钱端升、李剑农等人，是此期最为著名的政治学家。陶希圣和萧公权分别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曾资生的名著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王赣愚著有《中国的政治改进》。周鲠生和王铁崖以研究国际政治法和条约著称，前者的名著为《日本暴行与国际法》，《国际公法的新发展》；后者的名著有《战争与条约》、《新约研究》。杨幼炯的代表作是《政治建设论》和《近代中国立法史》。钱端升则著有《民国政治史》等。

此外，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世杰的《比较宪法》，董霖的《中国政府》，王希和的《政治浅说》，邓文玄的《政治艺术论》，朱亦松译的《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对此期的政治学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蒋介石的《政治的道理》，陈立夫的《民生主义政治学》，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之，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以资产阶级政治学为主流，它一方面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国民党政权明显的政治制约。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充满活力的学术力量。

早在五四时期，共产党人张太雷就在上海大学主讲《政治学》。1926年，恽代英又推出《政治学概论》一书。李剑农则在武汉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长期讲授政治学课程，所著《政治学概论》，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销售很广。他的观点虽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但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他的其他名著还有《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贡献最大的政治学家，当推邓初民。邓初民（1889—1981），湖北石守县人。20世纪30年代初，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席。1929年，他在昆仑书店出版《政治科学大纲》一书，以后又于1932年和1939年分别出版《政治学》和《新政治学大纲》。特别是其《政治科学大纲》，在民国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之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述了阶级、国家、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范畴的基本原理。他的基本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政治学研究仍然有着意义”[1]。

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讲授和研究政治学已蔚然成风。特别是毛泽东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政治问题中所写下的一系列光辉著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

二、经济学

经济学最初传入中国，是在晚清时期。它早期的译名有富国策（学）、富国养民策（学）、理财学、计学、生计学、平准资生学、经济学等，最后统一于“经济学”[2]。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讲演时主张采用“经济学”的名称，这对“经济学”的统一使用起了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后，“经济学”名词的使用才逐渐趋向一致。[3]

民国以前，西方和日本经济学的中文译著出版过不少，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经济学著作也已出现，[4]京师大学堂还于1902年设立了通商与理财科，讲授经济学的课程。进入民国后，特别是到了五四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引进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因此，有关经济学的译本和论著成倍地增加。与此相应，开设经济学课程和设置有关学科的大学也逐渐增多。1919年，南京高师即成立商业专修科，南开大学也于同年设立商科，1923年更诞生了上海暨南商科大学。

经济学最初都是附属于商科的，后来又与政治学合并，出现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系，如1928年武汉大学在其社会科学院中设立政治经济学系，1929年，暨南大学也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系。至于大学中成立独立的经济学系，除了北京大学等极少学校成立较早外，都是1928年和1929年以后的事。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里，出现了不少经济学会。留美中国学生也组织过类似的学会。这些学会有的还办有专门刊物，如北大经济学会就创办了《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当时，成立较早、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学会组织，为中国经济学社。它是经济学家自行组织的学术团体，每年举行常会，宣读专业论文。1924年和1927年，留美学生经济学会，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会先后并入该社。1930年，中国经济学社修正社章，设总社于南京，表明其宗旨为：提倡经济学术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学之发展。该社成员甚多，遍及全国各地，其规模之宏大，在当时各学术团体中恐怕仅次于中国科学社。[5]此外，民国时期较重要的经济学团体，还有陈翰笙1931年与进步青年创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及各高校先后成立了一些经济学研究机构，这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前身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部。30年代中期以后设立的还有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等。

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包括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对外贸易、财政金融与统计等科目，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颇有成绩。该所自1932年起开始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受到中外经济史家的重视。此外，它们所组织进行的社会经济调查也很有影响。

民国经济学在理论上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吸收和传播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并以此来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学科知识体系。

20世纪20年代后，在中国几乎可以找到西方任何一家经济学派的著作。德国历史学派流行于20年代及以前。受此派观点影响，不少中国经济学家赞成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以发展中国的工商业。直到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此派的代表性著作《经济学历史方法论》（罗雪尔著）和《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施穆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