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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民政府的教育（第2页）

十七要点的主要内容有：对现行学制大体仍维持现状；对于各地各级学校的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对师资训练应特别重视；对各级学校教材应彻底加以整理，对中小学教学科目及大学科系应加以调整；订立各级学校训育标准，并切实实行导师制；对于学校进行严格管理，中等以上学校一律采取军事管理方法；完善各级教育机关，设立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改订留学制度；改进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确定社会教育制度，推行职业补习教育等。

根据这九大方针和十七要点，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拟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学制、设置、师资、教材、课程与科系、训育、体育、管理、经费、行政机构、留学制度、女子教育与家庭教育、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社会教育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促进全国教育有计划、有秩序的发展。

（二）高等学校的内迁与国立中学的设立

抗战以前，全国高等学校多分布在东南沿江沿海及华北地区，当日寇大规模进攻时，极易遭到摧残。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匆忙命令华北及沿海各高校内迁。抗战时期，主要有三次大规模的内迁活动。

第一次，1937年到1939年，华北及东南沿海各高校除了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长沙，然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到陕西，合组为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迁到四川各地；中山大学迁到云南；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山，后迁江西、广西，最后迁到贵州遵义。

第二次，1940年下半年到1943年春，原迁入上海及原在平、沪的教会学校，因英美与日本关系恶化并爆发太平洋战争，被迫内迁。上海大学与沪江大学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燕京大学从北平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中山大学迁往粤北坪石；迁到昆明的上海医学院、北平艺专、统计大学再迁到四川。

西南联合大学

第三次，1944年夏到1945年年初，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原迁豫西的河南大学迁到陕西；原迁广西、云南和贵州的一些高校如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侨工商学院等再次内迁到四川。

在三次高校内迁过程中，广大爱国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颠沛流离，历尽千辛万苦，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不畏艰难的精神，为保存祖国的文化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高等学校内迁的同时，为了安顿和救济沦陷区中等学校的流亡师生，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立中学。1937年冬，教育部在河南淅川上集设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1938年1月又在贵州铜仁设立国立贵州临时中学。2月，教育部公布《国立中学暂行规定》和《国立中学课程纲要》，规定国立中学一般分中学、师范、职业三部，专门安置战区公私立中学及师范学校男女学生及职业学校学生，课程分精神训练、体格训练、学科训练、生产劳动训练及特殊教学与战时后方服务训练五项。7月，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规程》，1939年4月，又决定取消国立中学以地名为校名的办法，改为以国校成立先后次序以数字为校名。共设立各种国立中学34所，其中国立中学23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中山中学2所，国立女子中学2所，以及改办的中学4所。此外还创办了国立商业职业学校及国立师范学校14所。

（三）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制度

抗战时期，初等教育制度的主要改革是实施“政教合一”的国民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是与新县制合并产生的。1940年3月，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制订并公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规定：（1）国民教育分义务教育及失学民众教育两部分，应在保国民学校及乡中心学校内同时实施；（2）6～12岁学龄儿童除可能受六年制小学教育者外，应受2年或1年义务教育；（3）15～45岁失学民众，应分期接受初级或高级补习教育；（4）12～15岁失学儿童，视当地情形及其自身发育状况，施以相当的义务教育或失学民众补习教育。

这种国民教育下的学校，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政治与教育合一；二是管教养卫合一；三是儿童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合一。《国民教育实施纲要》颁布后，教育部先指定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14个省市实施，其余各省仍按原来的义务教育法执行；1941年，教育部又指定安徽、宁夏等5省实施国民教育制度。

在推行国民教育制度的同时，原颁布的《小学校法》与国民教育制度发生了矛盾。1944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学校法》，同时废止《小学校法》。规定：（1）确立中心学校名称，改称中心国民学校；（2）保国民学校及乡中心国民学校，不限定设置一校；（3）私人或团体可以设立专办国民学校儿童部之小学；（4）确定国民学校隶属于县政府及院辖市之主管教育行政机构；（5）确定国民学校教员应协助乡镇公所及保办公处，训练民众，推行地方自治；（6）确定学龄儿童及失学民众之强迫入学，另以法律定之。

为推行这种国民教育制度，教育部计划以5年为限，分3期进行。第一期从1940年8月到1942年7月，要求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65％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的30％。第二期从1942年8月到1944年7月，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8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的50％。第三期从1944年8月到1945年7月，入学儿童达到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的60％以上。同时，为了迫使按规定应入学的学龄儿童和失学民众入学，1944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强迫入学条例》，1945年2月又作了修改，规定：各县、乡成立强迫入学委员会，调查学龄儿童人数，通过劝告、警告、罚款等方式强迫学龄儿童限期入学。

国民教育制度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1946年年底实施此制度的19个省市的统计：共计315780保，设国民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与其他小学237000所，平均每4保设立3校；共有学龄儿童38173765人，已受教育的有29160803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76％；文盲总数为92890227人，历年共扫盲53163077人，占文盲总数的57％。

（四）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抗战初期，高等教育遭受了严重的摧残。1936年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1937年则降为91所，学生由1936年的41922人，降为1937年的31188人。1938年以后，国民政府努力进行恢复工作，采取了不少措施。

第一，统一师范学院的设置和要求。1938年7月，教育部公布《师范学院规程》，1942年8月，又公布《修正师范学院规程》，对师范学院的设立、培养目标、组织及课程、学生待遇及毕业服务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1）师范学院以养成中等学校之健全师资为目的；（2）师范学院单独设立；（3）师范学院修业期为5年，专科为3年；（4）可设师范研究所、中小学教师进修班，并设立国文、外国语、史地、公民训育、算学、理化等专修科；（5）学生一律住校，免缴学、膳费；（6）课程分普通基本科目、教育基本科目、分系专门科目和专业训练科目。从1938年度起，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及浙江大学分别设立了师范学院，并在湖南蓝田设立了第一所独立师范学院。到1945年，在国统区共设立了6所独立的师范学院；5所附设于大学的师范学院，共有学生9026人。

第二，统一高校行政机构及其职责，统一大学课程设置标准。1939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行政组织补充要点》，对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的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名称、人员配备、职权范围与工作方式都作了统一规定。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课程，拟定了《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同年9月，又召开第一次全国课程会议，拟定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并予以公布，对各高校课程设置，作了原则性规定。1940年10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对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资格作了明确规定。

第三，统一大学招生制度和学生学籍管理制度。1938年和1939年，教育部分别制订并公布了《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和《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章程》。规定：由教育部设立统一的招生委员会，进行统一报考，录取后统一分到各学校，考试科目、命题与评分标准、录取标准，一律由统一的招生委员会规定；全国分15个招生区进行招生；学生入学考试分笔试和口试，笔试分三种科目进行，其中公民、国文、英文（或德文）、本国史地四门为公共必试科目。1941年后停止全国统一招生。1940年5月，教育部制订《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成绩考核办法》，严格成绩考核和升留级制度。1941年11月又发布《专科以上学校学籍管理规则》128条，将学生成绩分为操行成绩和学业成绩两项，操行成绩不及格者不予毕业。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了较大发展。与战前相比，不仅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在教学质量上有了明显提高。到1945年，专科以上学校已发展到141所，学生发展到83498人。

（五）国民党加强对教育的政治思想控制

国民党为了强化其对高校的统治，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对学校的行政体制作了改革，规定学校行政领导人必须参加国民党，从而确立了国民党对各高校的领导，实现了“以党治校”。从1938年起，各高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1939年起各校设立训导处。教育部规定：国民党区党部协助学校行政，三青团分团部协助学校训育，训导处执行区党部和三青团委托的事项，区党部书记可以列席校务会议。这样，从学校行政、党、团与训育处四方面加强了国民党对高校的控制。

第二，推行训育制度，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青年训练大纲》、《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和《训育纲要》等，在各校设立训导处推行导师制，监督师生言行，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上应严明以驭下，下应服从以事上”的法西斯准则作为训育目标。1938年10月，教育部向各学校颁布对学生“注重精神训练”的训令，用训练国民党员的《党员十二守则》来要求学生。次年7月，又规定了41条禁令来禁锢学生的思想和言行。

第三，颁布了一整套规章制度，用行政手段强令各校贯彻执行，在学校中建立了训导处、国民党区分党部和三青团三位一体的特务统治，采用威胁、利诱、监视、逮捕、暗杀等手段对付进步师生。广大师生不仅没有言论自由，而且更没有起码的人身保障，因而激起了国统区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一次次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

三、国民政府败亡时期的教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基本上按照抗战前和抗战中的规定执行。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了关于教育机关的复员和收复区教育复员与整理等问题，并制定了有关具体政策；通过了关于内迁教育机关之复员问题、关于收复区教育复员与整理问题等五大类议案。根据这些议案所决定的原则，国民政府开始对其统治区进行复员、接收和整顿工作。

随后，教育部向各收复区省市派出“教育善后复员特派员”代表教育部在各地行使教育行政领导权，负责指导建立各省市教育厅局机构，对原日伪教育机构与各类学校进行接收和整顿。逮捕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育汉奸，解散日伪建立的各种学校；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训练各高校肄业学生；对日伪时代的大中小学教员普遍进行登记、审查和训练，经考核合格者，再决定是否录用；对东北伪满教育，由教育部设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具体办理。

抗战胜利后，各内迁学校纷纷迁回原地复校。到1946年9月大部分学校正式开学复课。一些学校如中央工校、辅成学院、正阳学院、成华大学等，仍留在西南或西北续办；国立中学交各省办理，战区学生遣送回乡。从抗战胜利到国民党结束对大陆的统治，学校教育基本上处于混乱之中。

第一，在初等教育方面，仍然实施国民教育制度，并在全国普遍推行。同时，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修订了小学课程标准，制订了国民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规则，进行小学教员总登记，颁布国民学校教职员任用、待遇、进修保障办法等。1946年1月，教育部又订立了《全国实施国民教育第二次五年计划》。但由于国民党不久便挑起了全面内战，计划多无法实施。

第二，在中等教育方面，中学复员、接收后，学校数量增加，中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战后实业建设对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需要的刺激下，数量有所增长。但这个发展是极短暂的。1947年开始，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一些地区的中学师生受国民党欺骗，纷纷南迁，国民党教育部为安置这些师生，先后设立80多所“临时中学”和“联合中学”。

第三，在高等教育方面，国民政府相继公布了《大学令》、《专科学校法》、《改进师范学院法》，修订《师范学院规程》，制定《国外留学规则》等，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1948年1月颁布的《大学法》规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及私立数种，其设立、变更及停办，均需教育部核准；大学分文、理、法、医、农、工、商等学院；师范学院由国家单独设立，凡具备三学院者，方可称大学。此外，还对学校校长、院长、教师和学生都作了规定。

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教育行政当局把组织动员大批学校及师生随之迁移、安置逃亡学生作为主要的任务。它先后在平津设立东北临时大学、临时中学，在江南各地设立联合中学及临时中学，诱骗或强制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青年学生约10万人到这些学校学习。1949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的教育体系完全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