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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第1页）

第一节　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

由于历史和倡导者自身的限制，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存在着相当的缺陷，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在文坛盛极一时并发生重大影响的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它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开端。鸳鸯蝴蝶派文学善写才子佳人之类的言情小说，重视文学的消遣娱乐作用，一味强调“消闲”、“游戏”和“快活”。早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有徐枕亚、李定夷、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陈蝶先（天虚我生）等，其代表作品则是徐枕亚的《玉梨魂》，它被称为“言情鼻祖”。在五四运动之前，鸳鸯蝴蝶派文学几乎成为文学的正宗，独占文坛，征服了大部分读者。五四以后，在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抨击下，鸳鸯蝴蝶派文学一度受挫。但到20世纪30年代初，它又再度活跃，其代表就是张恨水（1895—1967）的《啼笑姻缘》。到20世纪30年代，又产生了秦瘦鸥的《秋海棠》。

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缺陷，在留学于日本和西方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弥补。他们开始建构新的文学观念，并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使中国文学获得了新的审美意识、新的文体形式和文学语言，从思维方式到表达方式，从具体作品到总体风貌，都脱胎换骨，重立纪元。鲁迅、胡适、郭沫若、欧阳予倩、闻一多、徐志摩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拓荒者。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辛亥革命以后，给中国文学带来质变的文学革命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对世界现代文化的吸收和随之而来的思想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思考。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一是因为封建君主专制赖以长存的封建文化基础远未被铲除；二是革命者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隔阂。因此，思想革命被推上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他们认为，通过思想革命可以同时解决辛亥革命暴露出来的两大问题，既能通过对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批判来铲除封建君主政体的精神基础，又能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促进国民意识的现代化。而完成思想革命的主要途径是引进西方社会以民主和科学观念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于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向封建文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一场新的文化运动由之兴起。

胡适《文学改良争议》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915年《新青年》创刊不久，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索。陈独秀等看到了文学对思想革命的有力作用，要求国民意识的现代化必须与语言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留学美国的胡适主张“废除死的古典语文，改取活的语体语文”。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并鼓吹以“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并声明在“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当时对“文学革命”概念最全面的阐释。之后，钱玄同、刘半农等撰文响应。1917年7月，胡适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也同在北大任教。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明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蓄主义，为新文学运动的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北大遂成为文学革命的发源地。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新青年》还大力扶持新文学的创作。1917年2月和6月，该刊先后发表了由胡适创作的中国最早的白话诗词，次年又连续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从1918年5月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并陆续发表了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从此，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开始了内容上真正的大革新。鲁迅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都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深刻地暴露出“旧社会的病根”，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度提出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表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题。刘半农、叶绍钧等人的作品也都从现实人生取材，体现了新时期崭新的思想特色。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思想，更成为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重要内容。许多新的作品都充满了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如郭沫若在《学灯》上发表的《凤凰涅槃》、《匪徒颂》等。

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获得了大解放。白话文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继《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之后，在“诗体解放”的号召下，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并明显地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创作和翻译作品。自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一些为旧派文人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逐渐改用白话。到1920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它已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最初的种子。

1918年以后，文学主张和文学观念也有了新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和“表现人生”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改革旧戏的问题在这时开始提出，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他们坚信新文学的伟大前途，力图对它提出新的要求，作出新的说明。[1]

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译载了《娜拉》等作品。从此，外国文学的介绍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周作人、郭沫若、田汉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大量的世界名著被有系统地陆续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它帮助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了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

二、风起云涌的新文学社团

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在五四运动之前，活跃于文坛的主要是新青年社和新潮社两个文化团体。当时，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职业的作家，也没有独立的文学社团出现。五四以后，建设一种“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的观念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文学创作也显示出日益明显的实绩。此时，新文学运动才和一般的运动分离开来，文学社团也应运而生。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同年6月，创造社成立于日本东京。这两个社团的建立，标志着一个遍及全国的文学活动的开始。据茅盾先生统计，仅《小说月报》记载的从1922年到1925年成立的文学团体便不下百余个，实际数字要多上一倍。这些社团之中比较活跃并产生一定影响的，在上海有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成立的民众戏剧社（1923年成立），冯至、杨晦等人的浅草社（1922年成立，1925年迁至北京，易名为沉钟社），田汉的南国社（1924年发端），蒋光慈、沈泽民的春雷社（1924年成立）；在北京有徐志摩等人的新月社（1923年成立），鲁迅、周作人领导的语丝社（1924年11月成立），胡适、陈源等人的现代评论社（1924年12月成立），鲁迅、高长虹等人的莽原社（1925年4月成立），鲁迅、韦素园、台静农等人的未名社（1925年8月成立）；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人的绿波社（1923年5月成立）；在杭州有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等人的晨光社（1921年9月成立）以及之后的湖畔诗社（1922年4月成立）等。这些文学社团的主体大多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这些社团或二三人、三五人乃至十数人集结在一起，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表现自我，发展个性，勇于创新。

文学研究会成立会合影

在蜂起的纯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两个中心，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松散的团体，他们不赞成把文艺当成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自1921年成立到1931年解散，历时10年，造就了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朱自清、庐隐、张闻天、冰心、王任叔（巴人）、鲁彦、沈雁冰、郑振铎、孙伏园、俞平伯、徐志摩等一大批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乡土派文学及新月社、语丝社及“左联”的许多作家都出自这个团体。创造社也比较松散，“没有章程，没有机关，没有划一的主义”。它自1921年6月创办到1930年3月解散，历时9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周全平、叶灵风、柯仲平、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是创造社的骨干。但创造社的主要精神倾向于革命，其发展也一波三折。其他的社团或倾向于文学研究会，如民众戏剧社、语丝社、莽原社等；或倾向于创造社，如南国社、浅草社等。其发展演变的情势也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若干的共同点。首先是以共同的文学志趣作为社团的宗旨，如文学研究会是“为人生”，创造社是本着“内心要求”，沉钟社是“忠实于艺术”，狂飚社推崇“强者的艺术”等。其二是各社团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叉和渗透。其对立主要体现在不同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学艺术主张上。第三个特点是适应当时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大多数社团都由纯文学转向了社会的、阶级的文学。到1930年3月“左联”宣告成立，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南国社的许多成员都加入了“左联”，文学社团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现代新文学的初创

从《新青年》创刊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余年中，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新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人物如鲁迅、刘半农、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冰心、朱自清、王统照、闻一多、徐志摩、叶绍钧、丁西林、周作人等人，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将。他们的作品或志在唤醒民众，或抒写情爱，或表达伤逝，或抒发叛逆精神，风格不一，内容也各不相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唤醒民众、启发民智的启蒙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新文化运动本身便是一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它用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奴化人格和宗法礼教，用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张扬理性，构建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把广大民众从封建蒙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新一代文学家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时代脉搏，实现了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一次飞跃。它以唤醒国民灵魂、建构新型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为己任，以广大下层劳动群众为主要启蒙对象，以反蒙昧、反守旧、反奴化、反迷信为主要任务。它发展和成熟的基本标志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创作。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早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02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刺激，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关于国民性的思考，赋予鲁迅的小说、杂文以光彩夺目的理性之光。他坚定地认为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自觉地“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热情地呼唤：“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他的创作，也因此而成为启蒙文学的典范之作。

鲁迅《阿Q正传》手稿

从1918年起，鲁迅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到1923年，他先后写了二十几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鲁迅以深厚的感情关注着农民的命运，《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当时的境遇。《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点。因此，他的小说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

蒋兆和绘《阿Q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