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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民国风俗变迁的特征（第2页）

当胡适认为他“全盘西化”的说法不妥，以“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代之，并告诫人们不要沉溺于是否人人都要吃西菜、是否见了男人也要脱帽子等琐碎争论时，陈序经还撰文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人在礼貌、饮食等方面的全盘西化也是没有理由要反对的。

对中俗西化持有保留肯定态度的人居多数，李大钊、蔡元培、梁漱溟、胡适，甚至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陶希圣等人都是如此，只是在“量”上有多有少。

李大钊写了《新的！旧的！》一文，文中列举了中俗、西俗在中国的并存与矛盾：在礼节上，“……贺年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在婚姻上，“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在“行”上，一条窄路，“其间竟能容纳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新的嫌旧的妨碍，旧的嫌新的危险”[43]。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他认为一应增强创造力，增加社会富力；二应培养起新精神，创造一种新生活，使老人青年都能“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他把这种肯定新俗西事的思想表达得更明确，认为中国的“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较之西洋的“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吾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只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皆可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涛涛殆不可遏。”[44]

对于西式婚姻、家庭关系，李大钊则持保留态度。

梁漱溟承认现在东方文化较之西方文化，后者占据了主动，处于优势，西洋民族的物质生活要好于东方民族，甚至断言：“假使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来到中国，中国永远不会产生声光化电那些种种的物质文明。”[45]但又认为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总的来说要强于西方，将来一旦在物质文明上中国赶上了西方，中国文化就可以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在风俗的具体内容上，梁漱溟赞扬了西人的守纪习惯、公共观念和法制精神，认为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应当虚心学习，予以接受，在家庭伦理方面，他却不主张中俗西化。

胡适认为中俗西化是很自然的事，主张中国文化应“充分世界化”，也就是充分西化。他说：“以世界文化对于我们中国的关系来讲，今天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电灯、电话、自来水、火车、汽车及一切衣、食、住、行有关的现代化工具，固然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原有的手工业制品，许多都是用舶来的原料；我们写字作文用标点符号；我们实行宪政民选代表；以及一切生活方式思想内容等，无论在乡村在都市，都免不了受世界文化的影响”[46]。

但是他反对风俗方面的全盘西化，“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影响，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绝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绝不会全盘采取”。[47]

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陶希圣、王新命等10位教授，只讲“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48]。何谓必要而且应该的，何谓渣滓，他们并未明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把西俗文化全当渣滓，也并未全然反对部分中俗的西化。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风俗变化在理论上积极探讨，在实践上基本能取西俗之长，补中俗之短。因为人们认识到了风俗文化的变迁是与文化整体上的中西论争有关联的。后者对前者整体上的无形影响是较大的。它能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氛围，使人们既勇于学习实践文明的生活，努力把握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命脉，促进社会趋向现代，使自己跨入现代新人的行列，又注意以经过实践检验的西俗中的“大是”为标准来指导行动，来化中俗、旧俗中的“大非”，而不让暂时性的社会需求吞没一切。民国风俗变化的这种特点，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注释

[1]邱钟麟：《新北京指南》第2编，北京，中华书局，1914。

[2]《晨报副刊》，1912-08-09。

[3]《义县志》，1931年铅印本。

[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九，133页，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

[5]《大公报》，1928-05-10。

[6]《杨成武回忆录》上册，106～10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7]金士宣：《中国铁路问题论文集》，41页，南京，京华印书馆，1935。

[8]《大公报》，1928-06-18。

[9]《盛京时报》，1928-11-26。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17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1]《新闻报》，1923-04-08。

[12]《电影月报》第3期，1928-06-01。

[13]《大公报》，1928-06-12。

[14]吴光杰：《欧美礼俗》，4～5页，重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15]《文汇报》，1945-11-30。

[16]《文汇报》，1945-12-26。

[17]《无极县志》，1936年铅印本。

[18]《盛京时报》，1928-12-02。

[19]邓子琴：《中国风俗史》，340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