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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碳中和（第2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了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中国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全球气候治理，并“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可见，中国不仅没有在气候峰会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和牵制，更不会被部分国家的减排新目标打乱自身的步伐和节奏。

在未来，气候治理问题将长期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虽然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产业投融资等方面有希望进行有限的合作，但中美竞争对抗的背景与“全球绿色低碳经济战争”的环境在长期内不会改变。为此，中国必须深入分析和研判全球气候治理新局面以及美国的动向，提前开展气候布局，掌握全球低碳竞争的主动权。

（一）美国气候峰会的战略意图与各方回应

美国对重夺国际气候话语权的迫切性

拜登上任后便立即重返《巴黎协定》并急于召开此次气候峰会，表明美国正式宣告已重回气候舞台，并意图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

随着中国提出明确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且国内各部门开启碳减排全面布局，具备强大而高效的执行力，美国出于对霸权的维护，必然将在气候领域展开追进。在气候峰会上，美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减排目标，计划于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相比于2005年降低50%—52%。配合此前拜登政府提出的2万亿美元涉及大量应对气候问题和推进能源转型的新基建计划，足以体现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史无前例的野心。

但从实质上看，美国举办此次气候峰会的战略意图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在联合国《巴黎协定》外另起炉灶，按自身的规则重建气候秩序，以显示其气候治理的领导权；二是借高调宣布新目标计划的方式，削弱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国际影响力，防止将气候变化政策的国际领导者地位让渡给中国，实现对中国“绿色崛起”的遏制；三是向参加峰会的各国进行气候邀约，呼吁提高减排目标与资助贡献，修复自前任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后受损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关系，重新组建“气候联盟”。

推动各国建立减排新目标向中国施压

在气候峰会上，美国对于设立更高减排目标的呼吁得到了部分国家的响应。具体来看，日本提出了2030年碳排放相比于2013年降低46%的减排新目标（比此前26%的承诺高出了20%）;韩国宣布停止为海外燃煤电厂项目提供公共资助；加拿大计划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相比于2005年的减排力度从30%提高至40%—45%;巴西承诺2030年实现50%的碳减排并在2050年比原计划提前10年实现“碳中和”;英国则最为激进，计划将在2035年之前减少78%的碳排放量，并提前15年在2035年完成“碳中和”目标；此外，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欧洲气候法》达成的临时协议中也提出将2030年较1990年减排目标从40%增加至55%。

部分国家的减排新目标营造出了一股气候治理的国际紧张感。美国重回《巴黎协定》后再度入局全球治理，如何与美国开展气候合作显然是当下各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而美国亦希望通过“气候联盟”推动甚至胁迫中国提高自主贡献目标，以领导者的身份追求国际新型“气候霸权”。

中国未在减排目标上盲目跟进

从现实角度来看，部分欧美国家在气候峰会上的新目标多半只是高调的空口承诺，除了表达对美国的呼应以外，几乎没有切实有效的减排路径。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则并未提出更新的自主贡献目标，从而使美国以开展气候峰会为名施压与胁迫中国的意图并没有达成。

中国计划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有着减排绝对值上的重大压力，但在2030年“碳达峰”期间，此前提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5%的相对值目标有着一定的过渡性质，不以牺牲经济发展换取短时的碳减排贡献。中国努力走绿色发展之路，本质上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归根结底是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需求，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为了减排而减排，更不会以空谈目标的方式来提高气候治理国际影响力。

（二）中美气候变化的合作与竞争

中国可对中美气候合作抱有期待

在气候峰会之前，美国气候大使克里访华，在上海与中国气候特使解振华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一份《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问题，使中美在气候治理领域存在利益重叠，并有望成为重启战略合作的起点。为此，中国对于中美气候合作可抱有一定的期待，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气候合作将缓解短期内中美紧张局势。当前，中美关系已经降至多年来最低点。在前任政府的极端对华政策下，拜登政府不仅要修补此前受到严重损害的国际关系，更要重拾自美国2016年退出《巴黎协定》以来停滞不前的低碳环保领域的国内政策与国际合作，重新与中国开展对话和交流。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前两大碳排放国，二者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举措与合作方式将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中美有望在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上追求共同利益。低碳环保是超越国别的重要议题，而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升级转型的大方向，本质上并不存在国际间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色彩。中美在绿色领域存在较好的合作基础，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的绿色金融合作以及2016年奥巴马时期成立的中美绿色基金。未来中美在光伏、锂电池、绿色交通等领域均具备深化合作的前景，并通过国际绿色投资扩大本国就业岗位、提升贸易进出口。为此，中美在气候谈判中求同存异并探索符合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存在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美气候合作存在限度

尽管中国存在与美国探索气候合作的可能，但从客观形势来看，只能开展有限度的、小规模的短期合作，具体而言：

一方面，中美在长期内将继续保持竞争和对抗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气候合作的范围和深度。2021年4月13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了2021年《美国情报系统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内容，其中将中国列为威胁名单的首位，并提及气候变化上“势均力敌的竞争”。气候治理关系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低碳经济占据主流，国际气候利益冲突发生的频率将逐渐高于合作共赢。而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必然会成为冲突的焦点，不断削弱已有的合作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气候政策在长期内存在两大不确定性：第一，拜登政府执政存在窗口期，修复前任政府气候问题的过程使得新政策更难以开展，且继任政府亦存在完全推翻拜登气候政策的可能，从而使得中美之间长期而深人的气候合作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第二，美国对于气候承诺存在违约风险。在气候治理的历史上，美国不仅极少兑现目标，反而屡次毁约，例如，2001年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时期曾同意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30亿美元但实际出资10亿美元。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2万亿美元新基建计划在财政收入预期和执行力等方面饱受质疑，美国在没有发挥气候治理表率作用的前提下谈国际合作没有充足的说服力。

应重视美国可能进行的气候压制

随着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日渐尖锐，气候治理已成为各国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彰显国际领导力的新杠杆。在气候峰会没有达成牵制中国目标的背景下，中国应正确分析和看待美国未来可能进一步开展的阻碍和打压。

首先，美国或将通过“绿色贸易战”追求世界绿色经贸格局中的新型霸权。“碳中和”倒逼各国加速经济转型，使得清洁能源的使用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传统化石能源则面临或改造或弃用的风险，一场重组绿色经济贸易格局的重大转变即将出现。以石油资源为中心和纽带的“石油美元”霸权体系将逐渐衰落，以绿色低碳产业为重心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将逐渐成为未来支撑世界经济的主流。美国出于对本国霸权的维护，将积极投入国际“碳中和”之路上的战略合作、利益博弈、贸易竞争之中，在新大国竞争主战场中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

其次，美国或将通过“绿色技术战”对中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技术研发展开遏制。当前，各大国在围绕新兴绿色产业的研发竞赛中已纷纷开足马力，目的是尽早抢占绿色低碳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向其他国家输出生产标准。美国也正通过挖掘低碳技术创新的国际领先优势，将其升格至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在中美低碳经济竞争中重要推动力，为后续的对外技术授权转让提供坚实基础，并可能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绿色技术战”，通过一系列技术禁令和企业制裁实现对中国的创新遏制。

最后，美国或将通过“绿色金融战”加大对气候融资与绿色资本流动的国际操控。世界经济的低碳转型升级使得国际资本将更青睐具备潜力与产能的绿色新产业，各国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与优惠政策将成为吸引外国优质投资者的新条件。与此同时，新一轮与低碳投融资相关的绿色金融博弈即将开启。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为华尔街银行设定气候影响的全球标准，财政部和监管机构正拟定加强要求企业揭露环境冲击的规范。由此可见，美国可能通过新的“全球标准”在绿色资本的国际流动中实现干预和操控，包括对绿色投资提出准入限制，或在绿色低碳相关股票和债券指数的成分股中加入或剔除中国企业以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判断。

（三）全球气候治理下的中国应对

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达峰，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尚未实现，仍担当“世界工厂”角色，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仅有30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年，减排形势相当严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能否在气候治理上获得国际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减排承诺的大小，而应取决于对自主贡献的执行力。面对全球气候治理与博弈，中国应坚持自己的目标，团结可以团结的盟友，积极维护本国切身利益，做好阶段性的气候治理全面布局。

首先，中国在短期内应布局“气候舆论战”，掌握气候治理的全球话语权。中国在推动低碳减排的过程中不得不以部分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中国既要表达自身的减排决心和自主贡献目标，也要对外多提中国低碳发展的巨大付出，不断提升国际公信力。因此，在短期内，中国应积极布局气候低碳领域的舆论战，努力提升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威，不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指责与牵制。

其次，中国在中期内应布局“低碳技术战”，开展气候治理相关产业政策调整与技术成果转化。具体而言，应广泛建设绿色创新重点实验室和基地平台，建立绿色成果转化市场，对开展绿色高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政策支持，设立绿色科技创新基金与绿色技术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同时在国际市场中要提前预防美国可能在低碳技术方面对未来中欧绿色合作展开的破坏和阻挠。

最后，中国在长期内应布局“绿色发展战”，走不被他国牵制的“中国模式”。在气候治理谈判上，中国应秉持着“美国先行”的原则，美国有义务率先实现自身承诺的气候目标。气候峰会反映了美国可能将气候问题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但未必会将自身带进减排困境，若美国未能如期兑现气候承诺，反而进行回避与逃脱，将令其他国家陷入低碳竞争的困局。因此，中国要在长期内走好“中国模式”，将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提高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式，而不仅仅将气候治理当作国际谈判与博弈的政治筹码，更不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约束和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