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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碳中和与大国博弈 气候治理下的全球规则重塑（第2页）

可能将迫使2。16亿人在本国迁移，而全球范围内目前迁移人口增长的10%与缺水有关，气候变暖造成的干旱问题将进一步提高这一比例；生物多样性与粮食危机：气温升高使农业生产者减少了日间劳作时间，并提升了中暑的风险，进而可引发粮食减产问题；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加剧使得极端天气以日益升高的频率发生，仅2021年就发生了罕见的西欧暴雨洪水、美国西岸高温干旱、西伯利亚山林大火、中国河南特大洪涝灾害等，已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21世纪气候危机频发，反映了当前人类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局限性，包括气候行动力度不足，以及灾害预防、灾前预报、灾后治理等机制的不完善，更突出了碳中和目标下气候治理的必要性。从主观角度而言，气候危机的国际谈判和责任争议虽然贯穿于全球气候治理的演进与变迁中，但种种争议并不影响应对气候变化①谢富胜、程瀚、李安：《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1）。

和实现碳中和对于各国的实践意义，探索如何从高污染的资源消耗型社会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循环与综合利用型社会的过程是符合本国长远利益的，其价值超脱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争端。碳中和作为各国气候治理的重要目标，至少可满足三大需求：一是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模式升级满足了资源有限性下的生产需求；二是推进气候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令经济发展具备环境相容性；三是碳中和的发展框架在国际共识的基础上，还满足了各国自身对于自主探索气候目标实现路径的主观能动性需求。由此可见，面对日益紧迫的气候危机，实现碳中和符合国际共同利益与国内个体利益，最终具备成为21世纪最大共识的必然性。

（三）碳中和共识赋予各国的共同使命：

人类利益与文明存续

碳中和共识的达成是各国携手应对国际气候危机与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和结果，也是各国谋求新时期发展道路与探索新阶段竞争出路的基础和前提，为世界各国赋予了攸关人类文明存续的新使命。

碳中和共识具有历史纵深感，它是自21世纪以来联合国主导并达成的继反恐怖主义、反贪腐洗钱后的第三个国际共识，三个共识的达成逐渐对国际社会向更和平、更平等、更安全的发展方向指引。

第一次达成的反恐怖主义①共识督促了各国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极端主义，维护国家主权与世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持人类文明秩序，营造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发展和合作环境。

第二次达成的反贪腐洗钱②共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跨国企业迅速发展的综合背景下，督促了各国减少与打击国家主权与国际资本之间的影响力交易和职权滥用等腐败行动，进而通过加强金融信息溯源和监控推动跨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

第三次达成的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碳中和共识则督促各国从人类存续的角度共同着力于控制21世纪全球气温升高以及应对一系列因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国内外各种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并推动金融资本从高污染的地区和行业向清洁高效领域转移。

21世纪以来所达成的三个共识均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独立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合作与竞争，各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和框架下思考和探索共同的原则理念，将作为各国所开展具体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来源，有助于形成共同的实践原则。从碳中和共识的角度，纵观全球气候治理的演进历程，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属于共识制约，而非路径制约，因而在维持了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前提的基础上，缓和了过去几次气候协议下的国际责任矛盾，使得各国得以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导下自主探索方法，最终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实现殊途同归。

三、碳中和与大国博弈新规则：基于金融与贸易视角

碳中和下的大国博弈，核心是一场资源分配的博弈，是基于碳资源的竞争和基于碳定价权的博弈。

（一）碳排放权作为稀缺资源具备金融战略属性

纵观人类文明史，用于生产活动所需的资源的稀缺性是国际竞争的源头，亦是国际关系变革的焦点，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前以水源、土地、人口为核心竞争资源，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以煤、石油等化石燃料为核心竞争资源，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以数字技术、信息数据为核心竞争资源，在碳中和带动的新产业革命下，碳资源将成为新的核心竞争资源。

碳中和目标约束为碳排放权赋予了金融属性，使之具备金融工具的全部特性：要实现《巴黎协定》所制定的21世纪全球气温升高上限，就必须从总量和强度两方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令碳排放权产生了资源稀缺性，其实质是稀缺的环境容量使用权的获取，以及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手段。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一，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亦是经济学处理和解决的问题。碳排放权的市场化使得国家或企业的碳排放权具备金融产品的各项属性，成为可交易、可流动的金融资产，并在碳中和共识下达成碳排放权的金融共识。

在全球气候治理整体目标下，碳排放权将长期具备战略重要性，是绿色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运用好碳排放权这项金融工具，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定价机制，将实现碳中和长期目标下的阶段性控制，在政策作用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励企业主体着手开展减排工作的部署和创新。而基于碳排放权金融属性所开发的金融工具与衍生产品亦推动了碳定价机制的形成，并作为碳排放权市场体系的核心。随着碳中和进程不断推进，碳价将持续升高①，碳排放权市场规模将逐渐扩大，碳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带动了一系列政策转型、产品创新、工具开发、服务升级等，成为国际金融竞争与博弈的必争之地。

回顾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以来的生产方式与国际关系变化，大国博弈与竞争的资源载体和形式特征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演化，且在碳中和时代将围绕碳排放权开启国际碳竞争的规则革命。

在碳中和时代，由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所衍生的碳金融市场将成为与证券市场、信贷市场、外汇市场同等规模和地位的新兴金融市场，且围绕碳排放权所开展的碳排放定价①标准与碳汇资源市场化模式将进一步决定碳中和时代各国绿色金融业务的创新性与实用性程度。

（二）碳中和令国力评估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碳中和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革命，它将带来化石能源文明的衰落和解体。以此为基础，碳中和也是一场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变革，是一场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从工业制造走向绿色生产的转变。碳中和目标开启了能源供应方式、产业链运行机制、产品流通与供应模式等领域的绿色升级，从而能源实力、技术实力、贸易实力、金融实力的评价标准将越来越向绿色低碳、环境兼容与循环可持续倾斜，并重新定义国力评估的方式和规则。

在全球气候治理目标与碳约束下，生产方式的先进性以生产效率和环境影响为首要评价准则，带动技术和资金投入以实现降低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降低每单位生产所形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能源角度，碳中和使得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禀赋在长期内对于国力优势的贡献程度降低，以沙特加大对绿氢和蓝氢的生产并成为氢能领域主要参与者为例，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正寻求碳中和约束下的能源发展出路，而能源消耗的清洁转型亦改变了国际能源供应格局，令以石油霸权为基础所维系的国际关系开始解体；从生产方式角度，碳中和要求生产技术升级以提高综合质量而非产量供给为目标，生产方式的碳强度、环境影响、绿色化程度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综合实力的重要评价标准，在气候治理框架下追求绿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力升级和大国崛起的高效途径。

大国竞争力的评判规则发生转变后，以碳排放权、碳汇、碳金融、低碳产业为主的低碳资源将成为继军事实力、金融实力、信息技术之后的第四个大国竞争杠杆，并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进一步深化后成为大国实力核心以及话语权竞争载体。欧美发达国家正积极投入资源、重新订立规则以夺取气候霸权，抑制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崛起。例如，美国尽管在军事和金融等方面综合实力较高，但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15。47吨，2020年①）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4。35吨，2020年），且其在京都时期与哥本哈根时期承诺的气候目标几乎均未完成，甚至一度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但在21世纪20年代全球碳中和共识达成后，美国已意识到气候竞争力的重要性，迅速重回《巴黎协定》并召开气候峰会意图重夺气候话语权②;欧盟人均碳排放（7。95吨，2020年）亦高于世界水平，甚至高于中国（7。69吨，2020年），且21世纪近20年来几乎未曾下降，但欧盟自《巴黎协定》达成以来，气候行动的力度和效果显著加强，为成员国上调减排目标、推行碳边境税（碳关税）、开展绿色债券革命，意图通过低碳减排与气候治理重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衰落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碳中和目标下，各大国均积极把握以低碳资源为基础的大国竞争杠杆，撬动更大范围内的技术升级、资金流动和国际交流。

（三）国际经贸格局与金融博弈规则发生去碳化

生产方式与国力评估标准发生转变后，大国以追求低碳资源优势来提升竞争实力，国际经济贸易格局、金融资产增长潜力、金融资本流向趋势也以“去碳化”为核心开始改变。

国际经贸格局的去碳化发生在产品进出口和跨境流动的各个方面：

从产品进出口角度，国际贸易产品竞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其去碳化程度，在气候危机的迫切性影响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理念带动了国家、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绿色消费需求，令其倾向于进口和消费环境影响较小、具备循环可持续利用特征的绿色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