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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绿色复苏 契机困境与出路（第2页）

中国和国际CBI的绿债标准有所不同，2019年符合中国标准的中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量为3390。62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增加26。7%;在发行数量上，2019年全年中国绿债境内外共发行214只，来自150个发行主体①，数量同比2018年增长了48。6%。截止到2019年年底，中国国内的绿色贴标债券总余额约为9772亿元人民币，非贴标绿色债券总余额预估超过1。7万亿元人民币。国内企业积极发行绿债为绿色项目融资，例如，蔚来汽车公司（NIOInc）为建立1100座充电站而发行了52。3亿元人民币非贴标债券和210亿元人民币CBI贴标债券。

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阻碍绿色债券的增长趋势。根据彭博社新能源财经（BNEF）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9月，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已正式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仅2020年前三季度就发行了2000亿美元。欧盟此时又计划发行2250亿欧元绿色债券来刺激经济，超过了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总和，是一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绿色债券革命”。

此外，世界各国还通过建立绿色发展指数、碳交易期权、金融租赁、资产货币化、绿色发展补贴和绿色发展引导资金等多种金融方式支持绿色发展。而不同国家也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绿色标准，有的国家或地区采取可持续发展债券或社会债券的方式支持绿色发展。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令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世界各国纷纷抓紧制定应对措施以早日走出困境、实现绿色复苏，启动绿色战略、加速产业绿色转型、制定绿色经济规划。而绿色债券在全球经济衰退下的逆势增长也反映了绿色复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中国需抓住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发展机遇，借鉴国内外政策经验，不断促进国内产业经济绿色转型，逐步实现绿色复苏。

四、中国推动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举措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挑战和重大风险，中国将坚持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复苏。而如何破解绿色转型的困境，不仅影响到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更直接关系到经济复苏的成效和能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此，中国需充分利用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在工业革命4。0到来之际，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金融和新能源开发等方式减少污染（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发挥绿色经济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重塑中保持高端引领地位。

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集中精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同时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正式布局“两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为绿色复苏奠定了基本方向。①

综合地方企业环境调研案例和世界各国绿色复苏政策，本书为中国实现绿色复苏之路提出以下四个层面的举措：

第一，在国家层面，重视顶层设计，依法推进绿色复苏。

首先，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推进绿色复苏需要顶层设计，高位统筹制定方案，形成系统推进、全面推进的态势。同时，要完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包括环境法规、能源法规、绿色生产与消费法规、绿色金融法规等，形成高位统筹与依法推进协同作用、优势互补的态势，尤其要重视依法推进绿色复苏。针对地方调研案例中所反映的企业污染转移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污染法规和惩罚力度的地域差异性。因此，为了有效避免企业借污染治理指标的不同而搬迁至污染法规相对宽松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杜绝部分地区对污染企业的地方保护现象，需要从更大范围内统一与协调各地区的环境法规及执法力度，覆盖到每个地区、每家企业，以约束整个污染产业。

其次，除了环境污染防治相关的法规以外，绿色法律法规体系还包括可再生能源法规、企业绿色生产法规、绿色消费法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法规等。目前，能源法规已较为完善，而未来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必将成为“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能源改革转型的重点方向，其所对应的可再生能源法规也需要逐年进行升级和完善。同时，绿色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法规政策体系的建立正在紧密推进中①，逐步加强绿色供给与消费端的激励与约束。

最后，针对近年来国内绿色金融的飞速发展，相应的绿色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亟须推进，并确保绿色金融监管跟得上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的步伐，减少系统性风险。2020年11月9日，《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作为全国首部绿色金融领域的法规，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②该法规的通过与颁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的建设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绿色复苏的背景之下，环境、能源、金融等行业的法律规范不再各自为政，而是有望不断完善和强化其中的绿色属性，加强跨地区与跨部门的协作，并融合到同一个法规与监管体系之中，作为疫情后国民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的首要指导意见。

第二，在行业层面，推动各行业进行绿色改革，打造系统综合的绿色产业体系。

纵观历史长河，产业改革与转型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2030碳达峰”以及“2060碳中和”的综合目标为产业改革增添了向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转型属性，也对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的绿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能源行业的绿色改革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实现绿色复苏与“碳中和”目标的首要切入点。作为绿色清洁能源的核电、水电、风电和太阳能都是替代火电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均为世界第一，但在电力结构中仍只占据较小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9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分别为4057亿千瓦时、2243亿千瓦时，分别占据全部发电量的5。4%（风电）和3。6%（光伏），风电与光伏在历年发电量与占比上均有大幅增长，将成为我国主力替代电源。为此，中国需对光伏和风电提供专项绿色资金补贴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级政府也需要统一观念，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待绿色发展，促进长期重污染的火力发电企业向清洁发电转型，探索绿色可再生替代能源，将绿色可再生能源和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之中。

其次，钢铁业、建筑业等高碳排放的行业也将走入产业改革与绿色转型的全新阶段。在去产能目标整体有限的前提下，钢铁产业进行节能减排还需要向技术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转型（例如，氢冶金技术、碳捕集封存技术等），在业务上从单一的钢材冶炼向综合性材料供应服务进行转变，以及在全产业周期中引入统一和先进的碳足迹计算理论方法。建筑业则需要向绿色建筑方向转型，改善居住环境以构建绿色居住空间。2020年，我国累计绿色建筑面积将超过15亿平方米，并继续加强健康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未来社区规划、绿色创新设计、建筑评价检测、优化建造、绿色运营及配套绿色金融等，全面覆盖绿色建筑生命周期全过程。2020年12月3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绿色建造试点工作方案》，决定在湖南省、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常州市三地开展建造试点工作，全面推进绿色建造工作，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和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此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将通过构建绿色出行为绿色复苏增添新动力。近年来，激励绿色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消费的配套政策不断出台。2020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第32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本批次“目录”包括283款车型，其中含乘用车52款（纯电动乘用车49款，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3款）。这是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第30批和第31批名单后，再一次扩大补贴范围。不仅是中国，欧洲也在大举投入电动汽车产业链，美国亦抓紧布局新能源汽车生产，可以预见的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在后疫情时代在全球范围内迎来爆发式的增长。

再次，对于地方调研中反映的重污染行业，应综合考虑战略需要和当地资源禀赋均衡发展。以山西为例，作为中国煤炭供应量占比近25%的重污染地区，山西在碳减排治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吕梁地区的企业采用5G进行企业综合管理实时智能升级，降低碳排放40%，通过延展产业链，以及生产煤制油、甲醇、乙二醇和氢气等，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因煤炭属于重污染行业，国家实行配额制，限制当地产量在碳减排目标之下，同时抑制产能过剩的情况。在石油世界价格暴跌的背景下，煤焦化行业大多亏损，且中国是一个富煤少油的国家，因此，我们既要考虑绿色发展，又要考虑战略安全，所以需要国家行业管理机构会同绿色发展相关机构（环保监测）共同制定均衡的绿色发展战略规划，提供相关引导性资金配套，保障产业深入延展各个环节获得相关绿色资金支持。总的来说，我们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保障当地绿色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最后，工业体系的数字化升级转型改造将为绿色复苏作出重要推动作用。现有工业体系的数字化升级改造，主要包括提高技术水平、清洁技术改造、清洁能源管理、发展服务型制造等，以降低工业产出的低效率和高碳足迹，并通过采取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设计、柔性生产、工业4。0等手段来实现。同时，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数字化发展阶段，基于数字智能化的新业态、新平台和新商业模式正不断涌现，以灵活用工为代表的新业态就业模式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绿色就业岗位。政府也需要积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政策保障绿色就业，对相关分流职工开展新业态岗位培训，实现企业员工再就业。

由此可见，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复苏过程伴随了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过程。在未来，不同产业的绿色改革都将为实现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绿色复苏。

第三，在企业层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加速中小微企业绿色转型。

面对绿色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改革带来的高要求，中国需要政府牵头、社会参与和龙头企业引领来加速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与绿色转型。

首先，对于技术升级，在数字化时代，企业生产技术的升级很大程度上是数字化升级，而数字化升级直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减少了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其次，针对地方调研中所反映的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不足而影响绿色复苏进程的问题，国家和地方各层面要加紧培育一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和人才，加快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解决方案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中小企业与龙头企业协作配套，引入专业成熟的数字化服务商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最后，政府还需提供配套专项扶持资金和引导基金，以及考虑采取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撬动市场资本参与企业数字化升级，加速中小企业绿色转型，同时通过加大投入以改善地方企业绿色转型成本较高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第四，在保障层面，大力发挥绿色金融对实体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持作用。

在后疫情时代，绿色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支持作用，且广泛反映在企业投融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

首先，疫情下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逆势增长以及欧盟未来2250亿欧元的绿债革命，体现了疫情后世界各国对于实现经济绿色复苏之迫切的资金需求。尽管中国在绿债市场发展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2019年3390。62亿元人民币的发行量中仅有约2160亿元人民币（313亿美元）符合CBI国际标准，这需要中国在未来尽早将绿债标准与国际接轨，同时在融资过程中统一并完善绿色项目和绿色产业的认定标准。在绿色发展进程中，最难的点是如何对企业进行绿色认定。由于产业众多且缺乏统一的绿色认定标准，企业在获得绿色政策支持上存在一定的阻碍。目前国际上采取行业细分的方法分别制定相关标准，认定流程较为复杂。中国应尽快建立灵活精准的量化标准，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最终成为绿色标准，为绿债发行和绿色融资提供支持和指导，并规范绿色产业的发展模式和方向，使绿色复苏走上科学道路。

其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造成的无法估计的损失，令各国企业开始重视气候环境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要性。根据地方调研的结果，地区性的污染企业需要加强环境责任保险的投保意识与投保积极性，提高其环境风险保障能力。而在此基础之上，疫情后的绿色复苏也将会极大地推动绿色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包括企业环境责任保险，也包含一系列防灾基金和防损基金等。同时，绿色保险市场还为绿色复苏提供了投融资功能，绿色保费与防灾基金投入绿色产业中还将进一步扩大绿色复苏的产业规模。另一方面，绿色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将为气候风险防范作出重要贡献。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正式落户南沙新区的广州期货交易所有望推出碳排放权期货、天气期货、航运指数期货等绿色衍生品，为绿色复苏防范金融风险。

最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需要整合建立一个统一完善的绿色金融平台。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余额已达十几万亿元人民币，在标准制定、激励机制、产品创新、地方试点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均有显著的阶段性成果。2020年7月，首个国家级绿色投资基金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方发起成立，注册资本885亿元。旨在采取市场化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领域。

绿色金融业应加大对绿色技术的投资力度，降低绿色技术企业的融资成本，协同相关部门制定绿色技术认证评估标准，完善绿色技术环境效益评估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对绿色技术提供财税、投融资等激励机制，发挥对绿色复苏的支持作用。

五、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政策建议

地区调研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例如，国内污染企业向西北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在全球视角下则是发达国家将污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产业分工越来越细，绿色复苏要求各国合作构建全球绿色产业链价值链。同时，疫情也令各国充分意识到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当将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与追求本国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中国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显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是从参与到引领的重要转变。中国需要从世界各国的绿色复苏政策中进行学习和借鉴，也应当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标准，将自身的绿色发展经验进行推广，实现国际接轨。具体而言，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可以将成熟的绿色能源技术、环境治理技术和数字科技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长期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①同时，加大在相关国家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和增加相关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复苏及扩大就业。这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外循环，更可以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关系，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构中占据领导地位。②

绿色转型与“碳中和”并不是要颠覆和抛弃传统产业，也不与经济复苏互斥。绿色复苏将对传统产业带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全面升级，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走出一条开放、协调、包容、高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总而言之，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之中，实现绿色复苏不仅是产业转型升级改造的核心，更是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加速实现绿色复苏是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