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章 碳中和与大国博弈 气候治理下的全球规则重塑（第1页）

第二章碳中和与大国博弈：气候治理下的全球规则重塑

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气候治理，碳中和已成为一项国际新共识，并赋予各国应对21世纪气候变化的共同使命。在气候变化问题与碳中和目标的综合约束下，国力评估方式、国际经贸格局、金融博弈规则等发生了以绿色、去碳化、环境兼容等为主要特征的颠覆性转变，并进一步引发了大国气候竞争与合作、外交关系缓和与紧张、国家实力衰落与重振的三大矛盾或不确定性，从而为新阶段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增添了复杂性、多元性和曲折性。

碳中和大国博弈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的矛盾和关系、把握在碳中和目标下的社会经济转型机遇、积极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国际话语权与主动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和视野下探索中国特色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是中国未来的必然选择。

一、碳中和与三大革命

碳中和，是一个融合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国际关系、金融流通、国际贸易等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于一身的综合概念。2021年可称为“碳中和元年”①，在联合国的呼吁下，大部分国家在2021年前后相继提出或重申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碳净零排放）的目标，以应对21世纪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碳中和已成为当下全球政治经济最热门议题②，如此前所未有的国际动向，隐含着未曾挖掘的国际竞争规则与国际关系的颠覆性转变，而未来数十年内国际局势演化的起点亦可追溯到碳中和元年，亦即国际低碳竞争元年。

碳中和伴随着三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国际关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产业革命与金融革命，且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纵观历史，产业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①，也伴随着金融体系的升级和国际关系的转型：

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欧洲各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和现代银行业的产生，也进一步助长了英法等国开展海外殖民掠夺扩展、成为海上霸主并重建世界秩序，且地理大发现还造成了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②，带动了金融资本的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流动；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类进入电气时代，而美国在19世纪以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为标志的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下得以迅速崛起③，并在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竞争格局下与欧洲列强分庭抗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亦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之中，得益于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代表的风险创业投融资体系的诞生和发展，信息技术为首的高精尖科技开始蓬勃发展，不仅令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更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对科学研究和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入催生了科技水平的爆发式增长，后起国家的进步与崛起亦令世界格局从冷战后的“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过渡。①

纵观三次工业革命，革命意味着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重大经济转型的共同点在于能源类型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则需要新的金融体系提供支撑，生产力水平和金融系统的先进程度又会加剧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进而推动国际关系的改造和重塑，并直接影响了世界财富的再分配。

当前，自碳中和元年起，新一轮历史变革正在酝酿而生，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远远超出各国预期，联合国督促世界各国尽快采取更有效、更激进的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其已承诺的到21世纪中叶碳中和的历史目标，截至2021年12月已得到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响应。

各国如此迅速、迫切的行动表明，气候变化是一个突出的经济问题：以化石燃料为主的影响气候的活动具备全球外部性，它具备较长的时间跨度，将在未来数十年内影响全球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并将以经济问题引发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碳中和元年过后的21世纪20年代是国际局势的转折点，碳中和目标将成为一项新的全球共识，以推动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为基础，伴随着金融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第四次历史大变革，与工业4。0时代的数字化智能制造相结合颠覆传统生产方式并飞跃式提升生产效率与质量，实现与化石燃料文明脱钩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在产业革命与能源革命的同时带来金融革命与大国关系革命。

因此，碳中和是一场大变革，它因气候变化而成为全球共识，以共识带动能源利用和生产方式的改革，引发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升级，从而重构国际分配格局、国际竞争形势、国际博弈关系。各国顺应时代潮流，应当对碳中和带来的历史性变革机遇予以正确评估：碳中和如何逐步成为不可忽视的共识?碳中和在怎样的逻辑下引发了大国博弈革命?碳中和下的国际新格局具备何种历史阶段性特征?由此分别切入并开展综合分析与探讨，探索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应开展的战略对策。

二、碳中和：一场气候治理引发的全球新共识

全球共识往往是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以国际利益矛盾为转移的议题，气候问题以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的重大威胁性，具备成为共识的客观要件。

气候治理议题诞生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其间反复伴随着理念深化、国际谈判、利益争端。21世纪20年代，以碳中和导向的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联合国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继反恐怖主义、反跨国洗钱与腐败以来所达成的第三个全球共识，并进而将主导新阶段的国际资本流向、大国博弈规则和国际金融秩序。

（一）全球气候治理演进的历史溯源

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气候治理是一场曲折的国际政治谈判①史，先是历经近30年的发展后达成了全球性的基本共识，后又在21世纪经过20年的谈判后，逐渐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确保本世纪气温升高幅度可控为目标，建立起气候治理的国际体系。

气候治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联合国议题诞生阶段、《京都议定书》阶段、哥本哈根阶段、《巴黎协定》阶段，并对应了气候国际合作历经的四个组织演进：IPCC的成立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定》，历经四轮国际深化。

第一，全球气候治理具备求同性，气候目标在近半世纪以来逐渐得到明确，气候治理的人类命题属性不断加深，其共识达成具备必然性，这从各阶段内国际气候协议达成国家的范围逐渐扩大、达成时间逐渐缩短等特征亦有迹可循。21世纪全球气候问题以其亟须解决的迫切性、影响范围的广泛性、与人类存续的密切性等超脱于一般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性，得到了各国的空前认同和关注。

第二，全球气候治理具备存异性，气候问题和减排共识虽持续得到各国加强和深化，但各国在减排目标和方式上并非上下齐心，均有自身利益考量，使气候治理史也成为一场气候谈判史。随着气候问题的深化，气候责任分配上的公平性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演化为利益分歧：从历史溯源的角度，欧美发达国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发展中国家没有在工业化时期造成大量碳排放，不是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罪魁祸首，却要共同承担减排责任和压力①;从现状评估的角度，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低于北美，但却在总排放量上遭受谴责，难以争取气候经济悖论下的碳排放效率公平；从未来预期的角度，发展中国家还有经济增长的需求，应以不损害经济发展为原则开展碳排放长期控制。

第三，碳中和的必要性在《巴黎协定》达成后新阶段的全球气候治理中开始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制定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使得各国得以自主开展气候行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责任划分和总量分配上提高了各国气候治理的自由度，从而相比于京都时期和哥本哈根时期，当前阶段的碳中和气候治理方向较为符合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为气候治理带来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纵观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进程，气候治理史是一场博弈史，碳中和共识是气候博弈的结果，是各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所寻求的最优方案。

（二）碳中和形成全球共识的历史必然性

当前，在联合国的呼吁和带动下，大部分国家高度认可碳中和的重要性并积极开展计划研究，开启一场“零碳竞赛”（therapaign）。碳中和在21世纪20年代全球范围内迅速成为共识，具备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自气候变化相关概念和理论问世后，日渐增多的研究表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探索绿色低碳的跨行业经济发展模式，是缓解资源压力、保护生态环境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①采取合理的减排举措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是碳中和成为共识的另一项客观条件。

从国际角度来看，气候危机几乎已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面临的首要危机，气候问题不仅仅体现在温室效应和全球暖化，更衍生出一系列国际性的政治、环境、社会、经济问题。①气候变化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移民风险、生物多样性损失与灭绝风险，而人类无法改造自然，需要改变自身行动模式以适应气候。据联合国近期研究和统计，气候问题至少造成了如下影响。人口贫困：气候风险影响了减贫事业的进程，在未来十年将使全球1。3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人口迁移：气候变化改变了生活环境，从而在2050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