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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文艺和创作02（第1页）

第五节文艺和创作02

（显然，每种感觉都有自己的快感，我们称使人爱看的东西，令人爱听的东西为使人感到快感的东西。显而易见，处在最佳状况的感觉，并有与之相应的活动对象便是最使人感到快感的。在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被感觉的东西，一个是能感觉的东西，只要具备了这两者，即动作者和承受者，快感也就出现了。）快感可使现实活动成为完美的，它不是作为一种寓于其中的一种品质，而像是一种天生的伴随物，它使活动完美正如才华之于青春。[146]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承认作为模仿的艺术品可以引起鉴赏者的快感，但他们两人对快感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柏拉图由于从根本上否认作为模仿的艺术品，所以鄙视由艺术品而引起的快感，认为这种快感是粗鄙的和妨碍理性的。亚里士多德经过对这种快感进行缜密的研究后，得出不同的论断，认为随各种感觉而来的快感是有区别的，思维的快感高于其他的快感，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感性的快感要受到理性的指导：

现在，既然现实活动是各不相同，快感当然也就不同。视觉以其纯净而有别于触觉，听觉与嗅觉优于味觉、各种快感同样以其纯净性相区别。思维的快感就比一切更为纯洁，而其他各种快感也不相同。人们认为，每种动物都有自身所固有的快感，正如自己的功能一样，这就是现实活动上的快感。[147]

只要是一方面有被思想的东西、被感觉的东西；另一方面有判别力和思辨力，那么在活动中就将有快感（快乐）存在。因为，它们都以同一方式而互相关联，一个作为动作者，一个作为承受者，所以要发生同样的事情。[148]

所以，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等那样，根据快感的最粗鄙的来源和表现来判断快感，而是肯定从模仿再现现实的艺术品获得的快感，有其独立、自律的价值。但也只有懂得这种快感，是伴随着纯洁的思想和伴随着听音乐和看雕塑而产生的人们，才能从好的方面、本质的方面去认识和评价这种快感。他强调，不能笼统地对待快感，因为并非所有的快感都是善。在这种意义上，随模仿再现的艺术品而获得的快感，和伦理品德的善又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因为基于善的活动都伴随着某种快感，所以既然善在一切范畴中，快感也应在一切范畴中。因此，既然善和快感都在这些范畴中，源于善的快感才确是快感。但是，快感在种类上似乎是有区别的。有些人的快感就不是善，其理由之一是，有些快感是恶。但是，这种论证和这种判断，不只适用于快感，也适合于自然物和知识方面。因为，有些自然物是恶的，但并不因此自然物也是恶的。同样，有些知识是恶的，例如机械学，但并不因此知识是恶的。相反，无论是自然还是知识，在种类上都是善。同样道理，对艺术好坏和美丑也要善于区别：

因为，正如人不应从雕刻家不成功的、坏的作品，而应从他的精品佳作来判断他的性质一样，人们也不应从丑恶的东西，而应从美好的东西来判断自然知识或其他诸种事物的性质。[149]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快感是人们愿望实现的征兆，是人们对生活丰富性的感性知识。结果，正像吉尔伯特等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些愿望和生活的丰富内容符合真正的理性，那么快感也就符合真正的理性。用亚里士多德的用语来说，模仿艺术的快感性，可以称之为理性面颊上的红润。当他说悲剧的最终目的就是产生快感时，他的意见显然是说，目的是要达到一种符合理性的和有价值的精神状态。[150]

有关模仿再现艺术的快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将在讨论悲剧的净化说时进一步阐述。

第三，“音调感和节奏感”。

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头讲到诗的起源时，从字面上看，“仿佛有两个原因”（“模仿的本性”，“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实质上他还提到第三个原因：“音调感和节奏感。”[151]并将其与人的天性或本性联系起来。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音调感和节奏感本身，已经含有对性格的模仿。他声称，人们的性格通过音乐就会起某种变化，古代小亚细亚弗里基亚音乐家奥林帕斯所作的歌曲就能鼓舞热忱，而热忱的被兴起，足以表明灵魂在情操上受到影响。此外，当人们听到模仿的声音时，即使没有节奏和曲调，往往也不能不为之动情。不同的曲调，对人的灵魂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有的引起怨恨压抑的情绪，有的会使心肠软弱下来，有的使人温和平静，有的则使人狂热。

亚里士多德对音乐的模仿再现能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音乐所模仿再现的性格和心情，其感染力强大到所起的影响是双重的：（1）模仿者本人，由于在模仿过程中屡次产生痛苦和欢乐的情绪，于是日久成习，“在模仿的形象面前感到痛苦或快乐，与身临其境面对真实事物的感受几乎相同”[152]。（2）在鉴赏的听众身上，受到这种模仿再现的音调和节奏的激发，从而使心灵得到陶冶。

就上面亚里士多德提到的“音调感”，径直按原文“harmonia”理解为“和谐”，也许可以有助于对艺术模仿起源说的理解。绘画中，不同色彩之间的令人悦目的调配，音乐中，不同音调的和调联系，都是与模仿密切相联系的。归之亚里士多德名下，实际上是公元前1世纪前后的作品《论宇宙》的作者，就绘画、音乐和诗歌的写作来自模仿自然的和谐，而和谐来自对立，作出了深刻的阐述：

也许，自然界喜爱对立，并且从对立中而不是从相似中逐渐形成了和谐。正像和谐是男性和女性结合起来的结果，而不是同性成员结合起来的结果，创造了这种原初和谐是凭借对立，而不是凭借相似。显然，艺术就是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自然。绘画艺术中，白和黑、黄和红，不同色彩交织在画面上，从而达到原事物的再现。音乐也是如此，高音和低音、短音和长音，不同音调交织在一起，在不同声音中达到统一的和谐；在写作中，元音和辅音结合在一起，组成完整的艺术。[153]

这里所讲的自然界的对立和谐思想，可能是受到赫拉克利特的影响[154]，但艺术是由于模仿自然的对立统一的思想则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所以可以循此进一步理解他的诗、绘画、音乐等艺术产生自模仿的观点。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作为解决文艺和现实的关系的核心理论的模仿说，从其开始讨论文艺起源的观点来看，就渗透着唯物主义的，即现实主义的精神，强调文艺起源自对自然、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诸如对存在于自然中的音调和节奏等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活动是人的本性使然。在这种模仿活动中，在鉴赏模仿再现的文艺作品中，艺术家和鉴赏者都可以因此而获得的快感。贯彻在这种文艺模仿起源说中的是认知，将文艺的起源同知识的起源相互联系起来，并自始至终将艺术的起源、创作和发展同人的认识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一开始就排除了神秘主义的、非理性的因素，渗透着理性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在他的整个文艺理论中。

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这种艺术起源于模仿再现的学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吉尔伯特等认为，亚里士多德用模仿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是“应用于知识的发生学方法”[155]。策勒则进一步揭示其在人类认识上的重大意义：艺术的再现，作为我们达到普遍真理的可感的媒介，高于对诸个别事物的经验知识。[156]

对此，著名美学史家鲍桑葵有不同的见解和论断。他在概述上述亚里士多德将诗的起源归于人的天赋本性的模仿和快感的观点后认为：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竭力加以论证的这一现象开辟了通向浪漫主义和近代理论的前景。[157]

而他在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时，再次提到“通过模仿的冲动，起源于天性”等观点后，得出结论：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自然主义者。这里，鲍桑葵就亚里士多德的同一模仿说，一时说它是浪漫主义的，一时又说它是自然主义，既自相矛盾，又不符合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现实主义的本质。

艺术起源于模仿，这个观点并非是亚里士多德的独创，他的创造性贡献在于，用知识的发生学方法，或结合人类认识的发生来论证这种文艺起源模仿说。表面上看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问并无根本上的区别，区别在于，柏拉图认为这种由于模仿而产生的文艺，是与真理、实在“隔三层”，是与知识相对立的，它仅仅是虚幻的幻影，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类模仿自然的同时，也就是获得知识。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两人是对立的。

除了认为文艺起源于模仿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到艺术起源于人类的双手，即劳动。在这点上，他是与智者普罗塔哥拉等根本对立的。

亚里士多德在《动物的构造》中，不指名地批评了人不如其他动物的观点：有些人指称人类赤脚**，没有什么可资自卫的武器，便说人的体制不仅是误构的，而且劣于其他一切动物。[158]智者普罗塔哥拉就此认为，普罗米修斯神有鉴于此，因此从雅典娜等神那里盗取技艺（艺术）和火赐给人类。这点，在讨论到智者的艺术起源观时，已经具体讨论过了。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种认为艺术起源于某位神赐予的观点，不同意人不如其他动物的观点。他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其他各种动物都各只有一种防御方式，而且这一种方式，它们是永不能变换的，这样，它们就必须终身守着一切固有的功能。例如，它们的四肢有皮屣，一经穿套着，即便入睡时也得穿在脚上，虽然不用为自己制什么皮屣。而人则有一种特有的工具——手，能够制造其他许多工具，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得心应手：

但于人类，许多自卫的方式都是可以应用的，而且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多种方式，他也可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间，随意运使他认为适宜的武器。因为手实际上是可得任意变化的爪、蹄与角。这样，手既是枪，又是剑，还是任何其他随心所欲的武器或工具，因为，他具备了握持所有这些事物的能力，自身就可能是这些事物了。自然为人手所构制的形式是符合于如此多样的功能的。[159]

这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位给手的万能谱写的颂歌。

更其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人之所以优于所有的动物，正因为是有了双手，手是一切工具的工具，是优于一切工具的工具。有些动物有许多脚，有些只有两只脚，有些没有脚，只有人类的手和脚及其功能彼此分别开来：

最后，何以于一切动物之中，唯独人是直立的：现在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些问题的原因。既然直立着，人就毋须在前面更有腿了，于是自然便赋予以为之代替的臂与手。[160]

正由于人类的直立和手脚功能彼此分别，所以人类是一切动物中最为聪明智慧的。但是，人类究竟是先有了聪明智慧才导致手脚的区分，还是由于手脚的彼此区分才导致人类聪明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和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持不同见解的。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人类由于有了手，所以他们才是一切动物中最为明智的原因。即手是因，明智是果。而亚里士多德则持相反的见解：

但这才是较合理的，我们宁设想人之具有手，是他明智的后果，而不是他所以明智的原因。因为，手只是器官（工具）。自然设计的定例，是对于那些能作适当运用的诸动物，各配置以相应的器官（工具）。自然在这里的施为，正像任何一个明智的人所当有的作为。这才是应取的较好的计划：宁于业已成为一笛管演奏者给予一支笛，不是为了谁有一支笛管就教以吹奏的技艺。只于较大而较重要的事情，为之作少许的增益，不为原是轻微的事物附加以较尊贵而较重大的补缀，这就是自然成物的功用。有鉴于这样的安排是一较好的方式，又有鉴于自然总是如其可能，为诸动物作最优良的安排，我们就应该论定人之所以有手，是由于他特具卓越的明智，而不是它具有了手，才变为明智。因为诸动物中最明智的当是会得运用最多最好的器官的一个动物，手就不该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许多的工具。因为事实上，手真是优先于诸工具的工具。所以手这个工具——在一切工具中可作最多方面应用的工具——就被自然配属到人类，而人这动物，正是一切动物中最擅于获得最多方面的技艺人。[161]

亚里士多德这段将技艺（艺术）的起源归之双手的话，确是具有丰富内容的，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这段话自始至终贯彻其本体学说中的目的论观点，这无疑是错误的，是其整个体系中神学思想的杂质。他用“合理”、“自然设计的定例”、“应采取的较好的计划”、“作最优良的安排”、“被自然配属到人类”等，无论作为譬喻性的说法，或实质是这样，都是用目的论来解释人类双手成为人类的双手，从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原因，因而是最为明智的。

其次，明智（i）在先，还是双手在先。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人类先有双手（原因），然后才变得“明智”（结果），而亚里士多德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人类由于明智（原因），才具有双手（结果）。实际情况应该是，双手和双脚相区别之时，正是人类的形成的过程、即人类变得聪明智慧之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某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独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162]。这点，亚里士多德实质上也是认识到了的，肯定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一切动物，在于双手和双脚的功能的彼此的分离。但手与脚的分离，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着的。根据达尔文揭示的生物生长相关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虽然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身体某一部分的形态的改变，总是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态的改变，虽然我们还不能解释这种联系。人手的逐渐灵巧，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脚适应于直立行走的发展，由于这种相关律，无疑地也要反过来作用于机体的其他部分。随之，语言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这样，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随着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随之，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人类的聪明智慧正是这样地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由此可见，根据人类进化的实际情况，确是随着人类的直立和双手成为进行劳动的工具后，人类的感官和脑髓等才随着发展起来，人类才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正因为这样，阿那克萨哥拉的认为人由于拥有双手，才导致他成为聪明智慧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反之，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人由于聪明智慧，才使双手和双脚区分开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不仅不符合人类进化的规律，而且会导致得出神学目的论的结论。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无法解释这种导致双手和双脚区别、分离的聪明智慧从何而来的动因，只有归诸神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