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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译论中有关译者能力的探讨（第1页）

一、中国传统译论中有关译者能力的探讨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有三次翻译**：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涌现出很多翻译家，发表了大量有关翻译的见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傅雷和茅盾等学者谈及翻译的论述，我们在考察传统译论中有关译者翻译能力的探讨时将主要参考陈福康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中对中国译学史的四阶段划分法：古代译论、近代译论、现代译论和当代译论阶段。

（一）古代译论阶段

古代译论阶段主要包括了六朝至宋的佛经翻译和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明清之际的科技和宗教翻译多为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合作翻译，一般为前者口译或口授，后者笔录或润饰，而且双方各取所需，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前者意在“传教”，而后者旨在“学习西方的科技”。遗憾的是，参与这种合作翻译的译者对有关译者的能力几乎没有发表过多少有价值的论述。与此相反，在明清之前持续时间较长的佛经翻译时期，有关合格的佛经译者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却有着非常详尽的论述。其中，隋代名僧彦琮在其《辩证论》中提出的“八备说”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彦琮认为一个合格的佛经译者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

博阅苍雅，粗谙篆隶，不寐此文，其备八也。

陈福康将彦琮对译者的八条要求按照内容分为两组，一、二、五、六条为译者的人格修养；三、四、七、八条为译者的学识修养[1]。王宏印对彦琮的“八备说”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认为“第一条和第二条是译者的人生目标和道德修养；第三条和第四条是译者的学识背景与知识储备；第五条和第六条是译者的工作态度与心理素质；第七条和第八条是译者的语言能力与翻译水平”[2]。“八者备矣，方是得人”。在彦琮看来，这八个条件是一个优秀的佛经译者不可或缺的素质。一个好的译者不仅需要掌握广阔的背景知识，源语国家的知识和译语国家的知识，熟悉印度文化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还需要掌握相关的经典著作。只有在此基础上，译者才能够理解透彻，表达清晰流畅。彦琮的“八备说”强调译者对于梵文和汉语的掌握，尤其是汉语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强调译者应潜心研究并掌握正确的翻译方法，尽管他所说的翻译方法是针对当时佛经翻译由梵人和汉人分头翻译的弊端提出佛经翻译须“质译”（“意者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原”）。“八备说”反映了当时佛经翻译对佛经译者应具备的条件已有充分的认识，虽然源自佛经翻译，但其中一些观点也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一般翻译。王宏印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阐释》（2003）中就很中肯地指出：当今学界谈译者的条件，经常忽略了译者应有的敬业精神和人格修养，翻译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特点；对于语言能力的强调过于重视外语能力，而忽视了母语特别是古汉语的能力的培养，而与语言能力相比，又更强调翻译技巧训练。这对于培养合格的优秀译者显然是不全面的，非常肤浅的[3]。彦琮在佛经翻译鼎盛期总结出的佛经译者应该具备的八个条件对于合格的译者培养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除彦琮外，宋代高僧赞宁对佛经译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赞宁在其所编撰的《宋高僧传》和《译经篇》中描述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时，强调了译者精通他国语言是翻译交流的关键，提出了“善译者”应该精通中外语言和文化、了解他国习俗以及熟谙典籍的必要性。

（二）近代译论阶段

中国近代译论始于鸦片战争后，止于五四运动前。这一阶段对译者能力有颇多论述的是倡导翻译政治小说以强国的梁启超。梁启超在《变法通议》（1896）中专辟一章《论译书》，明确提出了“必以译书为强国”的观点，提出了国家应该“养能译之才”。对于什么是能译之才，他解释说：“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通具，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他不仅强调掌握中外语言的必要性，还进一步指出了掌握外语并非易事，需要学习外语的人“居其地，近其人，下多年苦工”。又说：“然必译书者之所学，与著书者之所学相去不远，乃可以语于是。”可见梁启超除了强调译者要具备中外文语言能力外，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还需要了解所译之书的题材，其学识能力要达到著作者的学术能力。用当代的话语阐释梁启超的“能译之才”，就是说译者应具备双语能力、题材知识以及与作者相当的学识修养。

这一阶段对于译者能力有所论述的还有林纾。林纾不懂外语，但却与其口述者合作翻译了170多部外国小说，在翻译的数量上为时人无所能及。苦于不懂外语，需依赖他人从事翻译，他特别强调外语学习的重要性，认为自己的翻译“均恃耳而屏目”，是“吾生大不幸”；“颇自恨不知西文”。他提出学堂中应该中文和西文并重，以培养像严复一样的翻译人才。另外，他还谈到了译者学识水平之难能，提出“非史才便不敢任译史书”的观点。可见，他对双语能力以及专门知识在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都有颇为深刻的认识和见解。

（三）现代译论阶段

在现代译论阶段，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初对译者的条件和修养做过重要论述。他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首先，要了解文学，掌握一定的批评文学的知识，了解原作的意义和特色；其次，最好有专门研究一国或一家文学的人翻译某文学家的著作，因为“专一自然可以精些”。他明确提出了翻译文学的译者应具备的三个条件：

1。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

2。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了解新思想的人。

3。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有些创作天才的人。

以上观点虽仅限于文学翻译，但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译论家就已认识到译者本身的素质条件是成功进行文学翻译的保障。

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又进一步强调了文学译者应具备的两个能力：彻底理解原作的能力和具有写作的能力。他说：“第一，要翻译一部作品，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更须真能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还不够，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已经这样彻底咀嚼了原作了，于是第二，尚须译者自己具有表达原作风格的一副笔墨。”可见，茅盾对于文学译者应当具备怎样的条件已经有相当全面的认识，达到了极高的高度。

除茅盾外，这一时期对译者的条件进行了较为详尽论述的还有郁达夫。郁达夫认为翻译有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两个方面: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翻译的外在条件，是译者翻译一般作品时应遵循的标准；而“学”、“思”、“得”则是译者从事翻译之前应该具备的内在条件。他解释说：

翻译比创作难，而翻译有声有色的抒情诗，比翻译科学书及其他的文学作品更难。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说。不过这三字是翻译的外在条件，我以为没有翻译之先，译者至少要对于原文有精深的研究，致密的思索和完全的了解。所以我对于上述的信达雅三字之外，更想举出“学”、“思”、“得”三个字来，作为翻译者的内在条件。[4]

对于作为译者内在条件的“学”、“思”、“得”三个字，郁达夫进一步论述道：所谓“学”是指译者“对于一种著作的深湛的研究，并不单指懂外国文的程度而言”。译者如果“不学，当然不知，无知当然不能翻译”。他以翻译泰戈尔和拜伦的作品为例，阐明了译者必须在研究了原作者所在国家的传统的思想、风俗、习惯、原作者所在的环境，读了原作者的主要作品及传记材料等以后，才配从事翻译介绍。对于“思”，他认为译者“既欲把一个异国人的思想丽句，传给同胞，我们的职务，终不是翻翻字典可以了局……想传他思想的人，至少也得从头至尾，设身处地的陪他思索一番，才能对得起作者”。在这三个条件中，郁达夫认为“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是“得”。译者“动手翻译之先，至少先要完全了解原作者的精神，而原作者精神的了解，不是单因通外国文字可办得到的”[5]。郁达夫这里论述的内在条件实际上是一个译者能够成功翻译应具备的前提条件。朱生豪在《莎士比亚》“翻译前言”中的话证明了郁达夫的内在条件是有道理的。为了生动传达莎士比亚戏剧的神韵，在动手翻译莎剧之前，他“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郁达夫提出的翻译的内在条件是自彦琮提出译经者的“八备说”以来较为详尽的有关译者应当具备的条件的论述。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严复的翻译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还在于对于文学翻译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内在条件才能做好翻译做了较为深刻的论述[6]。

20世纪30年代对译者的条件做过较为详尽论述的还有林语堂。林语堂认为翻译是艺术，在《论翻译》一文中论及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条件时他谈到了译者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上面这段话中第三点的论述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一点是当时许多翻译家不曾提及的。译者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译者，需要经过一定的翻译训练，对翻译的标准和翻译的技能、翻译的方法应有所了解。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林语堂还论述了他对“忠实”标准的看法以及“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他对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方法的论述都以对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基础，非常有说服力。他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需要具备三样责任心：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以及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林语堂对译者翻译态度的强调也是其他论者很少谈及的。

（四）当代译论阶段

在这一阶段，傅雷对译者的翻译条件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傅雷对文学译者应该具备的条件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首先，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须对原作有深刻的理解、体会和感受。对于一部要翻译的作品，译者需要读四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其次，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还须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弄清楚自己适宜翻译哪类文学作品，不适应翻译哪类作品。“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免得“用哈哈镜介绍作品”，做“文艺的罪人”。最后，文学翻译工作者要想译好伟大作家的作品，还需要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全面的学识修养，需要训练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想象的能力”。这是因为“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平时要深入生活，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作家的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革命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

20世纪50年代，茅盾在论述有关译者的翻译条件时再次谈到了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他说，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要想传递出原作的“艺术意境”，除了需要精通本国原文和被翻译的语文这一起码条件并具备一般的文学修养外，还必须具有广博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被翻译的作者及作品之全面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