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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译出翻译的最佳模式合作翻译（第1页）

第三节译出翻译的最佳模式——合作翻译

既然译出翻译单独由母语是译入语的译者和母语是外语的译者都有缺点，要保证译出翻译的质量，最佳模式应该是非母语译者和母语人士的合作。合作翻译模式在中国翻译史上并不陌生，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明清时期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大多采取此模式。这种合作翻译一般是由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录，在中国翻译史上被称作“西译中述”模式。英国学者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合作翻译：

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则精[1]。

在当时懂外语的中国人很罕见的情况下，这一翻译模式对引进和输入印度和西方的宗教经典作品和科技文献、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促进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西方，合作翻译也有悠久的历史。从七十二贤士译《圣经》到十二三世纪西班牙托莱多学院学者们联手把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作品翻译到本地语和拉丁语以及现代的《圣经》翻译，其翻译形式都是一种由译入语是非母语的译者和母语人士进行的合作翻译[2]。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还从《圣经》翻译的经验出发，从理论上探讨了这种合作翻译中应注意的很多实际问题。奈达认为，理想的译者既精通源语又精通译语。但由于译者很难同时具备该种双语能力，他认为这些能力可以由多个人来分担译者的角色。在一个翻译团队中，可由一个人负责阐释源语的意义，一个人负责建议译入语中对等的意义，第三人则负责风格方面的问题[3]。

中国香港学者孔慧怡以自己审校、修改张爱玲英译的《海上花列传》为例，论证了合作翻译模式是保障译出翻译质量的有效方法[4]。《海上花列传》是清朝作家韩邦庆用苏白方言创作的章回体小说。张爱玲在20世纪80年代曾用现代汉语译注本书，后来又将其译成英语。张爱玲在世时就已译完全书，却一直未能出版。孔慧怡应出版社的要求对张译本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修改，重译了全书的60%，该书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孔慧怡引用下面的两个例子说明了张译本中存在的问题：

例3

原文:（王莲生因为两个女“先生”为他大打出手而心中郁结，晚上小聚的时候意兴阑珊，所以旁的人派了双玉陪他）只见周双玉冉冉归房，脱换衣裳，远远的端坐相陪，嘿然无语。莲生自然不去兜搭。一会儿，巧囡又跑来张罗，叮嘱双玉陪着，也就去了。莲生吸了几口烟，听那边台面上豁拳唱曲，热闹的不耐烦，倒是双玉还静静的坐在那低头敛足弄手帕子。莲生心有所感，不觉暗暗赞叹了一番。

译文1:HesawTwibackslowlyteherdsitupstraightalongwayoff，keepinghimutelywithoutaword。Ofcoursehedidnottrytotalktoher。ICleverBabyrushedinagaihingsandtoldTwiokeephimpaaway。Hesmokedacoupleofpellets，heardthefihesingingattableoverthere，somerryitwasirritatiwiillsattherequietlywithherheadbowedauckedalayingwithherhausSohingiandbeforehekwassecretlyadmirihasigh。（张爱玲译）

译文2:NowTwinJadeobtrusivelyba，gedherdsatdownsolemnlyalongwayfromhim，keepinghimpaurallyhedidnottrytomakeversation。Ashortwhilelater，CleverBoyrushedihingsandtoldTwiertaiawayagain。Hesmokedapellets，andwassomewhatirritatedbythehefingergameandsingiroom。ThewaythatTwitherequietly，withherheadbowed，herfeettuderherskirtandherhandsplayingwithherhandkerchiefseemedmostappealingtohim。Hesighedand'thelpbutadmirehersensibility。（孔慧怡改译）

对比这两段译文，可以发现张爱玲的翻译受汉语语法和行文结构的影响较大。译文1中画线部分的译文因过于贴近原文结构而呈现出中式英语的特征：“冉冉归房”译成“floatbackslowlytoherroom”，这在英语里没有这样的说法；“嘿然无语”译成“mutelywithoutaword”，在语义上明显重复。“听那边台面上豁拳唱曲，热闹的不耐烦”译为“heardthefihesingingattableoverthere，somerryitwasirritating”也是非常贴近字面的翻译，没有考虑到英语语言搭配以及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莲生从“那边台面”豁拳唱曲一团热闹里被引进到另一间房里；张用“attableoverthere”来翻译“那边台面”，具体所指不清，也没有准确译出莲生因他人的热闹而感到的烦躁情绪。修改后的译文避免了这些问题，不仅再现了原文的意义，读起来也非常流畅，是地道的英文。

例4

原文:（这次的聚会子富抽掉了黄翠凤的局票，不请她过来了）

子富道：“耐看俚昨日老晚来，坐仔一歇歇倒去哉，啥人高兴去叫俚嗄。”

汤啸庵道：“耐（要勿）怪俚，倘忙是转局。”子富道：“转啥局！俚末三礼拜了六点钟哉唯！”

啸庵道：“要俚哚三礼拜六点钟末，好白相唍。”

译文1:“Lookatheryesterday，ingsolateaersittingforalittlewhile，”saidRichLo。“whofeelslikegher!”

“Don'tblameher，”WhistlerT'angsaid。“Probablyhadtogotoay。”

“arty!Sheis‘threeweeks，sixo'clock!’”saidRichLo。

“Itismorefuobe‘threeweeks，sixo'clock’，”saidWhistler。（张爱玲译）

译文2:“Didn'tyouhatshecamelateaolerosperityLuo。“Who'dwanttocallagirllikethat!”

“Don'tbeangrywithher，”WhistlerTangreplied。“Sheprobablyhadtogotoay。”

“arty!Shewasjustlivinguptohername!”saidProsperityLuo。

“Isn'titmorefuhemgreenwithjealousy?”（孔慧怡改译）

上面这段对话的翻译，张译中至少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1）受原文字词的束缚，没有根据语境翻译字词的意思。如将“看”译为“lookat”，将“啥人”译为“who”，这在英译文中都是蹩脚的不通的英语。（2）受原文句式的影响，错误地使用了无主句。如将原文中常见的无主句“倘忙是转局”译成了英语的无主句“Probablyhadtogotoay”，这是不符合英语语法的。（3）文字游戏的翻译失当。根据张爱玲译注的《海上花列传》国语本，“三礼拜六点钟”是拆字格谚语，下午六点钟是酉时，三星期是二十一日，合成“醋”字。张爱玲将原文的文字游戏不加解释进行直译，难免使英语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儿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孔慧怡将文字游戏的翻译与这儿谈话的对象黄翠凤的名字（GreenPhoenix）联系起来，借助英文短语“greeer”有“嫉妒”之意，巧妙地译出了原文的双关。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张爱玲虽然对原文理解到位，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原文的影响较大，遣词造句和整体行文具有明显的汉语痕迹，语言表达不够自然，意思表达不够清楚，有关文化内容的处理也欠妥当。相比之下，修改后的译文语言自然流畅，意义表达清楚，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意义和风格。

从理论上来说，在译出翻译实践中，不同母语译者间的合作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互补：既确保了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又可以使译文行文自然流畅，保证了译文的质量。但是，合作翻译的质量高低还取决于合作者双方的翻译能力。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英译本尽管由珍妮·凯利（JeanneKelly）和茅国权（NathanK。Mao）联手翻译，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胡定邦指出：“（《围城》英译本中）某些词语的翻译失当，使原作的精髓受到影响；没有表现出原文的文体特色；特定的俏皮话、文学引喻或译不出来，或误译；成语的翻译多是费解的直译，没有文化上的调整；对汉语句法、语义的错解造成一些误译；英译文具有浓重的中文味，不是地道的标准英语；译本的英文表达有欠规范。”[5]可以说，合作翻译的作品与高质量的翻译之间并不一定能画等号。

对于从母语译成外语的翻译活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合作翻译模式还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大背景下，在非英语国家这种模式的操作有一定的难度。纽马克在一次翻译圆桌会议上曾提到他在德国旅行时，发现一个旅游城市印发的导游册、旅游宣传材料、通知以及博物馆展品的标题和介绍同时使用了德语、法语、英语三种语言，但由德国人翻译的法语译文和英语译文存在着很多翻译错误。为了保证翻译质量，他建议译出翻译的译者与讲母语的人士合作，前者的译文需经过讲母语的改稿人的修改润色。针对纽马克的建议，中国香港学者周兆翔指出这不现实，只是个理想假设。在译出翻译需求很大的中国内地，要中国译者找到一个母语为英语的译者来修改、润色译文是件很困难的事。可以说，在方圆几百里甚至几千里的中国版图里，要找到讲英语的人士来从事这项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6]。不仅如此，即使有母语为英语的人士答应帮助修改润色，如果他们不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尤其是写作能力，译文的效果也难以保证。可以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外宣部门如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合作翻译的模式在中国很难普及。基于此，本研究的假设是在中国翻译教学的语境下，教师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汉译英翻译能力，使学生将来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基本胜任译出翻译任务，使译文内容可靠，语言可以为英文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也是从中国使用翻译人员的现实情况出发的。刘和平曾很恰当地指出：“中国的翻译市场情况比较特殊，很少有用人单位同时分别雇佣翻译的情况出现，一般都是同一个翻译负责中译外和外译中，尤其是交替传译。这就要求本科翻译培训兼顾中外互译训练，合理分配培训时间，使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口笔译工作，能够从事中译外和外译中工作。”[7]黄友义也指出，尽管国际翻译界公认的法则是不要从事把母语翻译成外语的工作，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口笔译人员注定要承担大量的中译外工作，这种情况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甚至会更加多起来。因此，培养善于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8]。

[1]张彩霞等:《自由派翻译传统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第77页。

[2]Pokorn，NikeK。:gtheTraditionalAxioms，Amsterdam，JohnBenjamins，2005：36。

[3]Nida，EugeneA。aaber:TheTheoryandPractislation，Leiden，Brill，1969：154。

[4]Hung，Eva:“CollaborativeTranslation—orWhatWeLearnfromtheeseTranslationTradition?”InParanslationandtrastiveStudies-Progsof2002IionalSymposiumontrastiveandTranslatioweendEnglish，Shanghai，ShanghaiFuageEduPress，2005：41。

[5]张泉:《跨文化交流中的钱锺书现象》，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中心，1992，第221页。

[6]Anderman，GunillaaRogers（eds。）:TranslationToday，Treives，ultilingualMattersLtd。，2003：27。

[7]刘和平:《翻译教学的原则与方法》，《中国翻译》2009年第3期，第40页。

[8]黄友义：《社会需要更多的实用翻译人才》，《中国翻译》2007年第1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