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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世界的异化还是自我的异化(第1页)

第三节世界的异化还是自我的异化

如果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看到的是世界的丧失,那么在《人的条件》中,她则通过批判现代社会,提出世界丧失的更根本的原因所在——世界的异化。阿伦特指出:“现代的特点是世界的异化,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我的异化。”[42]阿伦特的世界异化的概念显然是针对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提出的。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判决不是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更不是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极权主义的因素,她是在批判整个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问题上批判马克思。以下我们将阿伦特世界异化的思想概括为四个问题:

第一,劳动代替制造。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是劳动本体论的思想家。他继承了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并将其提高到“劳动创造了人”的高度。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劳动代替制造。制造是人按照目的-手段的方式,运用工具造出物品,物品的有用性与持续性体现了物性和世界性的存在。但是劳动体现的是产出性与消费性。马克思所说的物的生产和人的自身的生产,其共同特点在于生产出人类生存必需的物品,这些生产的物品又很快在市场上被消费,人的活动处在生产-交换-消费的循环中。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是处在黑暗中无限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它在古代一直被看作私人领域的活动。人类无法摆脱这种必然性,但在前现代从来没有思想家去赞美劳动,并把它作为人的本质行动。阿伦特彻底批判现代社会的劳动。物性的丧失就是在劳动中体现的,因为劳动过程的延续靠消费需要来保证,在被消费的产品中看不到物性,它很快被用尽、被废弃。消费品的短暂性与物性的稳定性相违背。所有事物的价值都是按照是否有用、能否被消费来衡量。但是在消费者社会,所有事物都难以逃脱被消费的命运,并最终像消费物一样被毁灭。这样,劳动的消费性使劳动不再是原来制造意义上对物性的贴近,而是使物性丧失,使人与世界越来越疏远。

第二,制造代替行动。阿伦特看到,劳动和制造在现代社会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由此替代了真正的实践——行动。制造活动是在过程中体现,有始端和终端,是手段-目的性的活动。现代人把行动放在历史过程中,用外在于人类世界的“绝对精神”作为支配行动的目的。霍布斯最早说出,近代的政治哲学是用各种手段制造出一个国家,制造出半人半兽的神——利维坦。马克思把行动理解为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这种现代观念对行动的理解,是主体把客体对象化,从而实现主体对个体的支配与统治。由此,近代的政治理论是支配与统治的权力哲学——对物的支配、对人的支配与对世界的支配。

世界的异化,不仅仅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自我的异化和类的异化,而是行动的异化。当行动被等同于劳动和制造时,实际上是对行动的技术性的理解。行动的丧失,使人与世界的意义面临着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性(存活意义上)被当作了最高的善,作为必需物品生产和消费的劳动被置于最高的位置,幸福被理解为生产和消费中的痛苦和快乐,一种只与自我相关的内心的感觉。人的存在性(体现人的自由)被置于边缘,行动、思考和判断,这些体现人的存在性的活动,在现代社会日益衰落。

第三,社会代替政治。在阿伦特看来,由于劳动和制造代替了行动,现代社会成为劳动者社会,这样以劳动和制造活动为主的社会中无法产生真正的政治。只有现代社会才会如此赞美劳动,赞美这种在古代被看作痛苦和耻辱的必需性活动。由此,在现代社会中,人既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的动物”(zoonpolitikon),也不是中世纪意义上的“理性的动物”(animalrationale),而是“劳动的动物”(animallaborans)。[43]这样的社会与古代的政治精神完全相悖,因为其中没有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的行动。社会完全被私人性所统治,从而吞噬了政治的公共性。

第四,“行动”代替“思考”。这里的引号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既缺乏真正的行动,也缺乏真正的思考。阿伦特说行动代替思考,指在科学和技术精神影响下的现代人对实用行动的崇拜。即“人对知识的渴求只有在他相信自己双手的创造性时才有可能”[44],在此情况下,所谓理论服从实践,意味着理论只有在劳动和制造的活动中才能被检验,理论本身的意义**然无存。理论在现代社会始终面临成为意识形态的危机。另外,思考自身面临危机。在现代自然科学观察精神的影响下,思考成为可以脱离世界的纯粹内省的活动。思考追求的“客观真理”,成为与人的生活及其意义脱离的抽象思想。阿伦特所要探讨的是思考与行动是如何分离、又是如何被异化的。

上述四个问题构成阿伦特对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在此基础上,阿伦特提出:什么是人的条件。人的条件不是讨论人的本质的问题,而是讨论人的活动和能力,这些活动和能力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阿伦特把人的基本活动分成劳动、制造和行动,它们必须在复数性的世界中存在。应对世界异化的危机,意味着重新理解人的基本活动和能力的意义,重新理解行动的生活(vitaactiva)与沉思的生活(vitaplativa),即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

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判实质在于主体性的问题。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有时也意识到世界的异化,但他的主要作品仍然渗透着现代极端的主体主义。[45]任何主体主义必然是建立在主体-客体二分的基础上,也必然隐含着目的-手段的二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人对自然和历史的改造。自然作为对象,为人提供生产资料。历史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史。人的意义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体现。这种世界是主体实践的产物,其结果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世界的异化,源于人的主体性和主客体的分裂。

主体性在技术时代加剧了世界的异化。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提出的根本问题在于,技术时代的政治与伦理如何可能?技术时代是现代人的命运。技术的发展凸显了马克思没有意识到的主体性的灾难。一方面,战争在高科技的发展中加剧了对社会的摧毁,核武器更是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技术的异化加剧了资本的异化。技术的发展与整个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技术思维渗透到人的生活的每个角落。海德格尔认为,唯物主义的本质隐含在技术的本质中。他批判人们把“思”作技术性的理解。[46]阿伦特看到,技术威胁最大的是人的行动。人们把行动作技术化的理解,用制造、劳动代替了行动。而在政治伦理世界中,人的思考和判断力也面临技术化的危机。

马克思洞察到的“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但这种命运的根子却和马克思发现的自我的异化一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无家可归的命运——世界的异化。这样,阿伦特所理解的世界的异化指向更重要的问题——公共空间的丧失。世界的异化,不仅仅是指现代人破坏了生存环境,丧失了家园,而是指人丧失了行动的空间。因此,阿伦特对现代性的基本判断——世界的异化,最后集中在核心的问题——公共空间的闭合上。

以上概括性地阐释了阿伦特一生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这种批判从极权主义开始,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有人以为,阿伦特对现代性的看法过于悲观,毕竟极权主义只是某些国家某个时期出现的政治畸变。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理性自觉都构成了不可否认的现代文明。尤其是在当今中国,我们主流的声音仍然是现代化的声音,这种声音认为,尽管自由主义“权利优先于善”的传统在西方造成了信仰缺失、社会公德沦丧等伦理危机,但中国的现代化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个体理性和权利意识还不健全,社会正义和公平法制还不完善,现代性的价值在中国仍然有其重要性。

问题在于,阿伦特并非否定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价值,而是指出其中潜在的危机。关于民族国家的危机,早在近代初期,国人就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在救亡图存中被迫接受了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如今当中国正朝世界级大国的民族国家迈进时,所有西方近现代大国崛起所走的路,中国是否还要重走?关于现代社会的危机、计算理性主导下的功利社会、高度权力控制下的强制社会、孤独个人构成的欲望社会,所有这些在中国带来的灾难已不容忽视。而最最深重的危机是人的危机。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对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现代化道路进行重新反思,当然需要重新认识西方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道路。重新反思西方现代性,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现代的框架内,这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际上,西方的现代文明不过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沧海一粟。只有反观西方文明的源流,才能找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所在。

我们将在以下部分围绕公共空间展开对行动、思考和判断力的详细探讨。但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在一个所谓的“方法论”问题上驻足。这就是,阿伦特为什么要在古典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与古典的对话在什么层面上与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界限”如何在阿伦特的视界中融合?对于理解阿伦特所说的“世界”,这一步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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