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邓斯·司各脱神学与理性的对立观念
培根之后的英国方济各修会僧侣邓斯·司各脱(1270-1308)从另一个方面给了经院哲学以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在托马斯那里似乎已经达成的神学和哲学之间的和解又一次破裂了。司各脱清楚地认识到,在注重世界和自然的异教哲学家与基督信仰的基本立场之间有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可能达成像托马斯认为的那样完美的统一。我们不能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因为上帝是一切原因的原因,一切本质的本质,所以理性不能证明上帝。因此,只能信仰上帝,不能通过理性认识上帝。邓斯·司各脱让理性与信仰分离,客观上为哲学摆脱神学束缚创造了条件。
5。奥卡姆的威廉与“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思想
与前两位思想家的影响相比,奥卡姆的威廉(约1285-1349)所实施的唯名论的革新对于经院哲学的基础产生了更大的冲击,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奥卡姆的威廉批判了唯实论者从共相出发推论出个体存在的思想方法,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共相是一种设想出来的东西,在物之后,是存在于理智中的一般概念,是符号,现实中没有与这种符号相应的实在的对象。现实中没有独立的联系,只有相互联系的事物。在相互联系的事物之外设定一个联系,在多的事物之外设定一个多,只能使科学毫无意义地复杂化。这是违背逻辑和一切科学的基本原理的。在此基础上,奥卡姆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能以较少者去完成的事情,若以较多者去做,便是徒劳。”后人把它概括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从这一原则出发,他认为像“实体形式”、“隐蔽的质”、“影像”之类都是多余的东西,都应当加以抛弃。[6]奥卡姆的威廉的这一思想被形象地称为“奥卡姆剃刀”,这个定律在14世纪的欧洲,剃秃了几百年间争论不休的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使科学、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6。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
从经院哲学诞生之日起,其内部就存在着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斗争。唯名论认为,个别事物是先于概念而存在的,概念只是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是事物的名称,是后于个别事物而出现的。唯实论(又译实在论)认为,一般概念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先的某种精神实在。唯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贝伦加尔、阿伯拉尔和罗吉尔·培根。唯实论代表人物有安瑟尔谟和托马斯·阿奎那。可以看出,两派之间争论的焦点是共相(即一般)与殊相(即个别)的关系问题。唯实论者把一般概念看作是第一性的东西,而把个别事物看作是第二性的东西,属客观唯心主义。唯名论则相反,强调个别事物的真实性,因此一般来说,它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是,唯名论并没有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而且否定一般概念的客观内容,因而在一定条件下也会给主观唯心主义提供可乘之机。事实上,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一场纯思辨的争论,它是封建政治斗争在宗教哲学领域里的反映,是以王权与教权之争作为其政治背景的,曲折地体现了两种政治势力所主张的不同的政治发展方向。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分野,不应过分夸大,因为二者之间的矛盾毕竟还是经院哲学内部的矛盾,它们对罗马教会基本教义的态度仍然是保持一致的。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再加上14世纪由意大利发端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衰落和解体。总的来看,经院哲学并不十分有利于自然科学的成长,因为它强调内部的实在,不相信感性和经验,转移了人们对具体事物的实际细节和情况的注意力;但另一方面,经院哲学也奠定了随后欧洲思想赖以建立的基础,它使欧洲人养成极其严格而精细的作风,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它要求训练有素的思维,它使世界不损于推理,不怕去推理,正因为如此,西欧近代初期才能出现像笛卡儿、洛克、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理性哲学大师。对于现代人来说,经院哲学所留下来的最大启示就是:人需要理性,也需要信仰,理性和信仰不能相互冲突。
三、中世纪的文化教育思想
与中世纪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此时的文化教育也呈现出等级性、宗教性等明显特征。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教会,在思想领域也同样占据着统治地位,文化教育中渗透着神学思想。
(一)教会教育
在中世纪早期,文化教育几乎全部为教会所垄断,罗马帝国时期的拉丁学校全被取缔,教会学校是唯一的教育机关。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学校按等级分为僧院学校、大主教学校和教区学校。教会学校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宗教,神学是全部学科的“王冠”。僧院学校和大主教学校虽也教授“七艺”,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并赋之以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但客观上,七艺教育还是起到了普及基本知识的作用,为后来西欧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骑士教育
除教会教育外,中世纪还存在骑士教育。骑士教育是世俗封建主的教育,它是封建制庄园经济和封建等级政治的产物。当时,封建混战频繁,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培养骁勇善战的骑士成为各个封建主阶层的共同需要,骑士教育逐渐形成。
骑士教育产生于9世纪的后半期,至12世纪十字军东侵时发展到高峰,14世纪开始衰落,到16世纪,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笨重骑士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逐渐减弱等等原因,骑士教育完全消失。骑士教育大体可分为家庭教育、侍童教育、护卫阶段以及骑士阶段。骑士教育以军事知识技术为主,轻视文化知识的学习,骑士教育的直接结果就是为封建主阶级培养了尚武精神有余而文化知识不足的武夫,为封建秩序的稳定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保证;另一方面,它也为西欧人培养了乐观的现实主义人生观、爱情观及以后所谓的绅士精神。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教育,不论是教会学校,还是骑士教育都带有鲜明的宗教性和等级性,这正反映了它们为封建主阶级利益服务的实质。
(三)大学的兴起
大学也是中世纪欧洲留给人类的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大学”源自拉丁语(uas),本义是指会社、社团、协会或行会。至14世纪中叶以后,该词才成为特指高等学府即大学的专有名词。在中世纪初期几个世纪所形成的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西欧经济的迅速复苏使社会对与政治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世俗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再加上11世纪时,阿拉伯人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均已达到较高水平,他们保存的大量的古希腊哲学、自然科学及医学方面的文献著作均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地传播到西欧各地,扩大了西欧人的视野,为西欧大学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12世纪,欧洲首先出现了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均为这一时期的产物。据统计,至1500年时,欧洲实际存在的大学总共有79所。在中世纪早期大学中,还形成了今天学位制度的雏形。从长远角度看,学位制度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社会了解一个人所掌握的专门知识的程度和质量。以后,学位制度几经演变终于流传下来,至今仍被广泛采用。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是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大学不仅培育了哥白尼、伽利略等一大批科学家、思想家、学者,活跃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生活,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提供了人才基础和思想基础,而且,栖息于大学中的许多时代杰出人物还直接参与社会改革,对西欧中世纪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四、议会政治思想的出现
议会政治,是指国会或类似的代议机构在一国的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议会政治又称代议政治,表现形式是统治者与社会上层或社会各重要阶层之间互有权利和义务,其实质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了政治上的契约关系。中世纪是西方议会政治雏形出现的时期,它的出现是西方封建贵族和君主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与专制政治不同的是,议会政治下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要受到制约和平衡;专制政治之下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分割和不受制约的。
英国是中世纪西欧实行封建议会政治的典型国家,它的议会政治起源于《大宪章》和《牛津条例》的制定。历史上,英国是欧洲第一个迈向君主制的国家,王权不断加强。1215年,为维护封建贵族和大领主的权利,英国贵族联合部分主教和中产阶级人士迫使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份限制王权肆虐的封建文件,后世称为《大宪章》。《大宪章》规定:未经王国地方全体会议(即贵族议事会)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收任何兵税;未经与其地位相同者和法律审判,国王不得惩罚任何人;任何自由民都不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等。《大宪章》虽然并不是一部权利法案,也不是自由宪章,它在当时不过是关于贵族特权的记录,一份规定了君臣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历史文件,但它确定的有限政府的原则和国王要接受法律约束的思想,是议会制在英国确立的标志,也为西方社会17世纪出现的真正的议会制奠定了思想和法律基础。1258年,英国大贵族们在牛津开会,通过了进一步限制王权的决议--《牛津条例》,条例规定:由15个大贵族组成委员会,实际掌握国家政权;同时,由实际执掌国家政权的贵族和另外选出的12名贵族组成国会,每年开会3次,讨论重大国事。尽管此后的国王和他的后继者们并没有遵守此项约定,但《牛津条例》初步提出了组成国会管理国家的思想。1265年,英国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英国政治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由封建贵族、教士、市民等共同组成的新型议会(即下议院的雏形)。129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为筹集军费召开国会,出席会议的社会成员成分与1265年会议完全一样,被称为“模范国会”,以后国会经常召开。至此,等级代表会议与国王相结合的统治形式在英国正式确立。
与此同时,法国形成三级会议这一等级代表会议制度。在加强王权的过程中,为了抗衡教皇权威和解决社会问题,1302年,法王腓力四世召开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会议代表由高级教士、贵族和市民代表组成。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三级会议不定期地召开,其职能包括:国王要征收新税,事先须经其同意;监督赋税的开支;国家有关和战重大问题以及对国家的重大人事安排等。尽管议会政治在当时的作用根本无法与今日议会相提并论,但它在不同时期一直是抗议政治奴役的场所,是维护限制君王权力思想的场所,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7]议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样式已经出现,一旦发育成熟,作用将是不可低估的。
纵观整个中世纪,人们的精神生活为宗教思想所笼罩,宗教所具有的阴暗面和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使社会进步缓慢。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中世纪对于以西欧为主体的西方社会而言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欧洲大陆历史的真正起始,欧洲大陆在中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原始农耕状态发展到城市文明,从部落散居到近代国家雏形的形成,西欧各国的疆域和民族格局也在中世纪得到大致划分,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被称为“欧罗巴”的独特文化特征,并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主导形式。不仅如此,中世纪对于古典文明而言,不仅有破坏,更有继承和发展。对于日耳曼等北欧诸民族而言,中世纪则是他们步入文明的重要时代,是中世纪使他们成为一个拥有较高文明水准的民族,成为推动西方文明进程的中坚力量。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中世纪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艺复兴的产生不能脱离中世纪在各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没有经历中世纪,很难想象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会那样钟情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会要一心一意复兴“旧时”文明。总而言之,中世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一个造就欧洲社会和民族的时代。
[1]参见[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上),董仲瑜等译,272页。
[2]义人,《圣经》对因为信神而遵守神的律法者的称谓。
[3][古罗马]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弛译,2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241~242页。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261~264页。
[6]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166~167页。
[7]徐新主编:《西方文化史》,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