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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文艺复兴与文化思想革新（第2页）

通过不断探索，医学家们终于将教会鼓吹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且笼罩在神意光环下的人，作为物质的人与生理的人来加以审视和考察，并揭示了人体构造的某些客观物质规律。于是，中世纪神权也就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神圣的理论依据。

（三）数学的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数学不仅是应用科学，也是理论科学。这一时期数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几何透视法、代数学和三角学方面。

艺术家们把描述现实世界作为绘画的目标，研究如何把三维的现实世界绘制在二维的画布上。他们研究绘画的数学理论，建立了早期的数学透视法思想，这些工作成为18世纪射影几何的起点。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达·芬奇、阿尔贝蒂、弗朗西斯卡，德国的丢勒等。

代数学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最杰出的成果是意大利学者所建立的三、四次方程的解法。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1501-1576）在他的著作《大术》中发表了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但这一公式的发现实应归功于另一学者塔尔塔利亚（1500-1557）。四次方程的解法由卡尔达诺的学生费拉里（1522-1565）第一个推导出一元四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稍后，邦贝利在他的唯一一部数学著作--《代数学》中系统总结了代数方程理论，阐述了三次方程不可约的情形，并使用了虚数，还改进了当时流行的代数符号。被尊称为“代数学之父”的16世纪著名的法国数学家韦达（1540-1603）最终确立了符号代数学。他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于1591年出版了名著《分析方法入门》，对代数学加以系统的整理，并第一次自觉地使用字母来表示未知数和已知数，使代数学的形式更抽象，应用更广泛。韦达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论方程的识别与订正》中，改进了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还建立了二次和三次方程方程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现代称之为“韦达定理”。

在文艺复兴时期，三角学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德国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1436-1476）的《论各种三角形》是欧洲第一部独立于天文学的三角学著作。书中对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还有很精密的三角函数表。哥白尼的学生奥地利天文学家、数学家雷蒂库斯（1514-1574）在重新定义三角函数的基础上，制作了更多精密的三角函数表。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都展示了它的进步：物理学（力学、光学、水力学）以自己出类拔萃的代表伽利略而骄傲；化学的知识正在积累；生物学、地质学和矿物学成绩斐然。总之，这一时期，欧洲的自然科学经历了无与伦比的胜利进军，当它接管了科学王国的宝座后，它就再没有让出过它的王位。

四、哲学思想的发展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15、16世纪的哲学，开始借助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来说明世界，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它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为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尼古拉·库萨的自然哲学思想

德国的尼古拉·库萨（1401-1464）是发挥了新柏拉图主义和泛神论传统的第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是《论有学问的无知》。库萨思考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问题，即有限的人类理智如何认识和把握无限的真理，即上帝。但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库萨继承了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一些思想，发挥人文主义精神，概括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哲学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关于上帝是“极大”、是“对立面的一致”，认识是“有学问的无知”的思想。库萨是近代第一个提出著名的“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者，并用数学对这种观点作了证明，直接影响了以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成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先驱。库萨深刻揭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论证了精神的无限能力，使人及其精神成为哲学的最高主题。

（二）乔尔丹诺·布鲁诺--上帝与自然一体思想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是意大利天文学家和唯物论者，又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布鲁诺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原因、本原与太一》、《无限、宇宙和众世界》、《论单子、数和形式》、《灰堆上的华宴》、《论英雄热情》等。布鲁诺认为宇宙是个能动的、无限的统一体。布鲁诺的哲学思想受到库萨的较大影响，他吸收了尼古拉·库萨“对立面的一致”的观点，认为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在描述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时，布鲁诺采取了与基督教不同的方式，他否认上帝从外部主宰世界，认为上帝只存在于宇宙之内，作为一种能够赋予万物生命的自然原则，上帝既活动于世界整体中，也活动于世界的每个部分中，上帝和自然是一回事。他在继承和发展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文艺复兴时期先进哲学和自然科学成果，再次用泛神论的形式阐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论证了辩证法思想，开近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先河。布鲁诺的思想在笛卡儿的理性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复现。

（三）弗兰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培根的著作主要有：《论学术的进展》（又名《论科学的价值和进展》，中译本名为《崇学论》）、《新工具》、《论原则和本原》、《论古代人的智慧》、《政治和伦理论说文集》和《新大西岛》。

培根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科学的伟大复兴，而科学的进步及其实际应用就是要人类征服自然。培根尖锐地揭露和抨击经院哲学极端蔑视自然的态度，主张人在多大程度上认识自然，他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征服自然。但是，人要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去认识自然，遵循科学研究所得出的自然规律。针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为了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为哲学和科学争取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他还提出“二重真理说”，即知识可以分成神学和哲学两类，科学与宗教可以互不干扰。培根认为对于古代以来关于知识可靠性的问题，必须诉诸经验。但是，假象经常使人们无法正确地认识真理，严重妨碍了科学的复兴。培根根据这些错误的不同来源把假象分为4类：“族类的假象”是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缺陷。“人类的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5]。培根认为，人类在认识事物时，不是以客观事物本身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和成见为尺度，从而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中掺杂着许多主观的成分。“洞穴的假象”是培根借用了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说明由于每个人天性、教育、交往、阅读的书籍以及崇拜的权威的不同，从而产生一些成见和偏见。“市场的假象”是人们在彼此接触和交往中由于语词使用不当而产生的错误。“剧场的假象”来源于哲学家们遗留下来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假象”虽然危害很大，却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培根认为运用经验归纳法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假象”，获得可靠的知识。培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的大门，他打破了各种偏见并指出，经验是一切自然知识的源泉，他提出的方法与近代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是大致相同的，他的经验论的基本原则成为后来英国经验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四）勒奈·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与主体性的觉醒

和培根一样，笛卡儿是欧洲哲学史上另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勒奈·笛卡儿（1596-165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对现代数学、物理学均有很深的研究，他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在哲学方面，他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提出了近代哲学的基本原则即主体性原则，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儿的主要著作有《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集》和《哲学原理》等。

笛卡儿认为，哲学作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必须具有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特征，为此，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但是，虽然人人都有理性，仅有理性却是不够的。“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那种正确地作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天然均等的。因此，我们的意见之所以不同，并不是由于一些人所拥有的理性比另一些人更多，而只是由于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运用我们的思想，以及考察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单有良好的心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应用它。”[6]在笛卡儿那里，方法问题成为了哲学的首要问题。他提出4条方法论规则：“第一条是：决不能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第二条是：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用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是：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彼此间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要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最后一条是：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7]这4条方法论原则灌注了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在此基础上，笛卡儿建立了他的“理性演绎法”。人要发挥“理性”的权威，清除谬误，就必须对以往接受的一切进行一次普遍的怀疑，以此寻找无可置疑的真理，确立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建立知识大厦的基石。由此，笛卡儿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并以此当作他“所研究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或整个体系的基石，即当“我”思想的时候，“我”是起作用的，而当“我”不思想的时候，“我”就没有作用，所以，思想是“我”的本性。笛卡儿的“我思”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因而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对笛卡儿赞誉有加：“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8]从“第一原理”出发，笛卡儿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上帝”概念是无限完满的，而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个完美实体--上帝存在。接着，笛卡儿还证明了物质世界的存在。这样，从普遍怀疑出发，笛卡儿确立了心灵、上帝和物体3种实体的存在，并把这3种实体的确立看作他的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部分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在三者中，上帝是绝对的实体，是最高理性，心灵和物质都来自于上帝，它们各自独立，平行存在，互不影响，这就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典型的二元论。

五、政治学思想的发展

（一）尼可洛·马基雅维里的权力思想

尼可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被西方人誉为“政治学之父”，其代表作有《君主论》（又称《霸主》）、《论李维的前十卷书》（又称《罗马史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等，其中的《君主论》被认为是西方世界论述政治权力的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主要论述了如何获取、维持和扩张政治权力以便重新恢复和建设他所生活时代的秩序。他的政治理论摆脱了中世纪政治理论家们基督教神权政治理论的藩篱，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从人和人的经验出发，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反对教皇和教会干预世俗政治，否定了中世纪世俗政权依从于教会政权的主张，结束了教权与君权的长期争论。马基雅维里还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离。他主张，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统治权，政治的最高目的是国家的庄严、强大和安全，国家的利益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法则，因此，衡量统治者的政治标准只有一个：亦即他所从事的增强、扩大和保持国家权力的政治手段是否成功。“国家利益”是政治伦理的唯一行为准则。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法律思想全部建筑在对人类现实的本性的理解之上，马克思评价他“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9]，从而摆脱神学的束缚。他不仅向一向被神学笼罩的政治学领域投下了一束理性之光，更把一向与道德捆在一起，且隶属于道德的政治学解放出来。和他的中世纪前辈们相比，马基雅维里在考察政治权术时无疑要现实得多。

（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516年，他完成了一部著名而又颇具争议的作品--《乌托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为“乌有之乡”。在书中，莫尔批判了当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了一个废除了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贫富对立，人人参加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各取所需，存在着绝对的宗教宽容的理想社会。比起其他的人文主义者，莫尔并没有将当时社会的弊病归因于人的愚蠢、缺乏道德心和对宗教的不虔诚，而是直指私有财产制度。在《乌托邦》中，他这样写道：“我深信，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仍然保留下来，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愤重负下。”莫尔第一个明确地表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他的政治思想对以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乌托邦结合了柏拉图古典完美社会的概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古罗马修辞策略，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另一代表人物是康帕内拉。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杰出的思想家。康帕内拉一生一直在思索改造社会的计划，寻找拯救人类的出路，幻想建立幸福的社会。经过多年的构思，1601年康帕内拉在狱中完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空想共产主义著作--《太阳城》。在他虚构的新型理想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人人劳动，生产和消费由社会统一组织安排，产品按公民需要分配，儿童由国家抚养和教育，教育与生产相联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受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乌托邦》的深刻影响，他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它反映了意大利早期无产者和贫苦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艺复兴是一个转型时期，它见证了始于中世纪盛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延续。同时，作为一场运动，它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期，西方近代文化正是在文艺复兴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学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体现了人性的觉醒，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

[1]［俄］莫洛佐夫：《莎士比亚传》，14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

[2]［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3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82~8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3页。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下卷，3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361~362页。

[7]同上书，364页。

[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