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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进程（第2页）

路德反对教皇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在德国兜售赎罪券。他认为过分强调赎罪券的功能会削弱人的忏悔心理，贬低上帝和基督。自己作为一名神学教授不应对赎罪券事件保持沉默，有义务澄清真相。他先要求马德堡大主教出面干涉，大主教对他置之不理。台彻尔得知路德对他的非议后扬言要处之以火刑。为展开公正的学术辩论，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把表明自己观点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堡万圣教堂的门上。论纲的主要论点是对赎罪券效能的批判：

（1）赎罪券只能是对教规法惩罚的宽恕；教会只可以赦免教会施加的惩罚，不能赦免上帝施加的惩罚；神的惩罚只有上帝才能赦免。

（2）赎罪券永远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也无力做到这一点。

（3）赎罪券不可能达及炼狱中的灵魂。

（4）真正悔悟的基督徒无需赎罪券便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

（5）真正意义上的“善功圣库”应是上帝的恩典。

路德的观点和做法道出了德国人的心声。他的学生把《论纲》从拉丁文译为德文付印，人们争相购阅，两个星期传遍德国。路德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路德的《论纲》取消了罗马教皇垄断《圣经》解释的特权。教会的精神特权一旦被取消，神职人员高于一般教徒的等级特权、教皇召集教会的行政特权也就随之取消，保护罗马的“三道围墙”被推翻了。依照路德的观点，教会不再是拦在个人和上帝之间的障碍，而变成了支持个人和上帝直接交往的后盾。

路德的本意是与其他神学家展开神学辩论，在基督教会和个人虔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反对教皇。他贴出《论纲》之后，感到此举涉及教会的政策，因而跪在家中祈祷上帝的宽恕。在罗马教廷看来，攻击赎罪券就是攻击教皇的权力，教皇代表罗马教会，罗马教会是全世界的教会，反对教皇就是反对整个教会。路德最初的善良愿望在以上逻辑中被彻底击碎，教廷和教会要召路德到罗马受审。在萨克森选侯的周旋下，路德与教皇的代表于1518年10月在奥尔斯堡进行公开辩论。路德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宗教会议的决议也可能是错误的，从而否定了教皇和教会会议的权威。1519年6月，路德再次与教皇的代表在莱比锡展开辩论，他指出《圣经》才是真正的权威，教皇和教会会议的行动和法令只有与《圣经》一致时，人们才有必要服从。路德在辩论时慷慨陈词，天主教神学家厄克的秘书为路德的思想折服，舍弃旧教。路德的思想触怒了教皇利奥十世，1520年6月15日教皇颁布了《斥马丁·路德谕》，要求路德两个月内到罗马公开忏悔，否则开除教籍。路德逐渐认识到欲使罗马教皇自行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他当众烧毁了教皇的敕令。同年8月到10月间，路德连续发表了《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徒的自由》3本小册子，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宗教思想和政治主张。路德新宗教的要义可以归结为：（1）因信称义。人们不必念经、斋戒，不必施舍、朝圣、购买赎罪券，依靠自己的信仰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一个有信的人自然会流露出善行，信心会改变一个人，使他结出义的果。路德的“因信称义”说不禁善行，而是赞许善行。他强调的是一个人是否行善以及行善的多少与“称义”无关，他提醒人们不要执着于善行，不要把善行当作“称义”的阶梯或向上帝讨价还价的筹码。（2）确立《圣经》的权威。《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和最高权威，个人在阅读、解释、理解圣经的基础上产生对基督的信仰就可以成为义人。在《圣经》面前人人平等，教皇并不比普通信徒优越。教皇和教士无权把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强加于他人。放松教义的控制，准许个人自由地根据《圣经》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对人类的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3）信徒皆为祭司。俗人和僧侣之间的区分由此消除，每一个人都可以和上帝发生关系，上帝和人的灵魂之间不需要中介，俗人和教士有机会以“信”直接接近上帝，他们都有在自己的同胞中推进上帝之国的责任。

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害怕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危及帝国命运，1521年4月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胁迫路德收回其观点，否则予以严惩。在路德被通缉的危急时刻，萨克森选侯把路德“劫持”，使其隐居起来，自1521年至1534年，路德精心将《圣经》译成德国人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的德文。

路德派对罗马教会的激烈批判引起了人文主义温和派的反对。埃拉斯莫于1524年写出了反驳路德拯救观的文章《论自由意志》，路德以《论奴役意志》作答。埃拉斯莫又写出了《反路德被奴役的意志的奢望》。路德与埃拉斯莫的争论涉及人性、道德的基础等重大问题：人如果不能自由选择善恶，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行动承担道德责任？上帝惩恶扬善有什么公正性？人的拯救有什么伦理价值？路德认为自由的反面不是必然性，而是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地追求。埃拉斯莫把自由理解为人类意志的一种力量，使人决定做趋向或背离拯救任何事情。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信仰的确定性与理性怀疑精神的差别。

宗教改革推动了德国的农民运动。1524年，分散的农民运动汇聚成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农民运动领袖闵采尔依据基督教提出了“千年帝国”理论。[1]他主张消除人民灾难的唯一途径是废除一切阶级、一切暴君、徭役和整个旧社会，平均分配财产，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千年帝国。路德主张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农民战争爆发后，他依然坚持依靠国内的封建主驱逐罗马教皇势力在德国的扩张。1525年，农民革命被镇压。1529年，德意志帝国会议在斯拜伊尔召开，反对路德教派的旧教诸侯占据优势，路德派诸侯联合发表《奥格斯堡信纲》重申路德神学思想，指出罗马教会的弊端。教廷强烈反对，勒令其收回《信纲》。此时，路德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为应该把暴力是否正当的问题留给法学家去解决。[2]1555年，查理五世与新教诸侯谈判，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规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路德派取得了合法地位。

路德去世之后，对宗教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是符腾堡大学希腊语教授菲利普·梅兰希顿，他对哲学和人文学科造诣深厚，自1526年起他就开始着手建立新教的教育体系，消解路德宗与人文主义的隔阂。梅兰希顿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应该得到尊重，他对《伦理学》的评注赋予了路德关于信仰、内疚、自由权和先定理论更多的伦理意义和理性色彩，从而开创了新教亚里士多德主义。梅兰希顿的学说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灵魂对上帝的认识、灵魂不朽、尸身复活当作心理学事实，建立了一个包括对人的身体、感觉、自由和感情进行生理学、认识论、伦理学和修辞学全面研究的理论。梅兰希顿的人文主义倾向和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创造性解读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义，以知识阶层和政治家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了路德神学。

（二）茨温利与宗教改革的发展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全境发展起来之后，瑞士也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浪潮。瑞士宗教改革的领袖是乌尔德里希·茨温利，他出生于瑞士东部圣加仑州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在维也纳和伯尔尼接受人文教育，直接受到埃拉斯莫等人的影响。他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把早期基督教的情形与现实的宗教生活相对照，努力追求“基督教真理”的来源。

茨温利和路德一样认为《圣经》是圣道唯一的、充足的源泉；信仰是明晰、简单的；《圣经》是上帝意志的启示和记忆。每一个人都要依靠内在的启示对《圣经》的意义作出自我解释。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能充当人与圣道之间的中介。因为任何中介都会把个人和上帝分开，降低灵魂的追求，减少上帝的荣耀。这是对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圣经》是唯一信仰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一个人所获得的内在启示给予他获救的确信。内在的道是“内部导师”，具有再造内部存在的力量。只有这种内部的力量开始工作时，外在的文字、符号才开始显现意义，人在《圣经》中获得慰藉、信心和确认。获救是灵魂的体验，不在于理性的思辨和语言表达。茨温利的思想比路德更富有理性和哲学论证。他曾与路德就圣餐的意义问题展开辩论。路德认为应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这是我的身体”；茨温利则认为文字只是圣道的外在标记，应按照象征意义理解这句话，圣餐的意义在于内在的启示，而不在于基督身体的意象。

1524年，茨温利在市民掌权的市政当局的支持下，对苏黎世的天主教会进行了全面改革。他取消了圣像、圣物，以简单的仪式代替弥撒，用民族的语言礼拜，废除了许多无《圣经》根据的教规和仪式。茨温利主张废除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否认赎罪券的功效，他还在苏黎世出版《圣经》向市民宣讲，用没收的教产作经费开办医院、学校和济贫院。茨温利的一系列改革遭到了天主教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1531年，茨温利在卡佩尔战役中身亡，瑞士的宗教改革从此衰落。但茨温利教派仍在德国南部、波兰、匈牙利等地流行，为新教激进派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三）加尔文与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茨温利之后瑞士宗教改革的领袖是约翰·加尔文（1509-1564）。加尔文出生在法国北部皮卡迪省，1523年他考入巴黎大学，与人文主义者尼古拉·柯普交往甚密。1528年他考入奥尔良法学院研习罗马法，并将其与神学和伦理学相结合。为了用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圣经》原文，他于1531年又回到巴黎，专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研究神学的过程中，他被路德的新教思想所吸引，开始参加巴黎的新教教会，完成了从天主教徒到新教徒的转变。改信新教的加尔文因宣扬路德的宗教思想被指控为宗教异端，不得不流亡瑞士。到巴塞尔之后，加尔文为探索适应法国的宗教改革学说，精心研究《圣经》，遍读早期教父、奥古斯丁、经院哲学家和马丁·路德的著作，于1536年发表了《基督教原理》，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神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先定论。这种理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上帝对人的拯救也是预先安排好的。因此，就不需要再相信罗马教会的旧教义，从而推动了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加尔文宗把神圣和世俗融合为一体，在法国、英国、荷兰赢得了大量的信徒。加尔文宗教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派”。

宗教改革在法国引起的反应与德国不同。天主教是法国的国教，教会从属于国王，支持天主教就是支持王权。在法国传播最早的新教是路德派，后来是加尔文派，法兰西斯一世最初对新教比较宽容，因为他在意大利战争中急需德国新教诸侯的支持。1534年以后，他改变政策，开始迫害新教徒。尽管国王采取各种迫害手段，新教徒仍然有增无减，加尔文教派在法国南部广为流传。

从16世纪40年开始，特别是50年代，许多高级贵族改信加尔文派。企图借此要挟国王，夺取权力，以恢复往日的独立地位。北部的封建贵族以“保卫王权，保卫天主教”为口号，同南部对抗。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路经瓦西镇，正值胡格诺教徒举行礼拜，吉斯率军袭击教堂，死伤200余人。该事件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战争持续30多年，共历10役，史称“胡格诺战争”。1572年的圣巴托洛缪节之夜，天主教徒在王室的支持下大肆屠杀巴黎的胡格诺教徒，南北矛盾更加激化，法国处于分裂状态。1573年，胡格诺教派组成了联邦共和国。1576年，北方的天主教贵族成立了“天主教同盟”。1584年，亨利三世的兄弟安茹公爵病死，因王位继承权问题，战争演化为瓦洛亚、波旁、吉斯3个家族争夺王位的战争。1589年，亨利三世遇刺身亡，胡格诺派的领袖波旁家族的亨利继位，开始了波旁王朝的统治。1590年，亨利四世进军巴黎受阻；与此同时，西班牙军队围攻卢昂。为了摆脱困境，亨利四世不顾胡格诺教徒的反对，改信天主教，声言“为了巴黎是值得作弥撒的”。1593年，亨利四世宣布放弃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1594年3月他进入巴黎，成为公认的国王，三十年战争从此结束。为平复天主教会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和胡格诺派郁结的愤懑，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全国恢复天主教礼拜，把以前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归还天主教会；胡格诺教徒享有信仰自由，有权召集宗教会议，在国家公职中享有和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南特敕令》是交战双方妥协的产物，它承认新教信仰自由，是欧洲第一个宗教宽容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