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25~27页。
[6]伧父:《大战争之所感》,载《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1914-10-01。
[7]张崧年:《文明或文化》,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号,1926-12-25。
[8]转引自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133页。
[9]匡僧:《读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一号杂评》,载《时事新报·新学灯》,1919-03-15。
[10]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111页。
[11]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845页。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41),1页。
[13]陈独秀:《答适之》,见《胡适文存二集》,卷2。
[14]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177页。
[15]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110页。
[16]竺可桢:《竺可桢文录》58~60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17]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注意到了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科学家的流弊往往在于信仰理智太过了,容易偏向极端的理智主义,而忽略那同样重要的意志和情感的部分。所以在思想史上,往往理智的颂赞正在高唱的时候,便有反理智主义的喊声起来了。……法国的哲学家柏格森也提出一种很高的反理智主义的抗议。”(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1,272页)
[18]刘钝、方在庆:《“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载《中华读书报·科技视野·科学内外》,2002-02-06。
[19]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246页。
[20]梁启超:《〈改造〉发刊词》,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744页。
[21]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9),119页。
[2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34),78页。
[23]胡适:《致钱玄同》,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360~361页。
[24]梁启超:《我对于妇女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8),5页。
[25]《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载《晨报》,1920-11-10。
[2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849~850页。
[27]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35页。
[28]梁启超:《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3),8页。
[29]梁启超:《治国学杂话》,见《饮冰室合集·专集》(71),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