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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殊途同归 归趋整理国故运动（第2页）

[15]陈雪屏：《用几件具体的事例追怀适之先生》，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05。

[1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044、1045页。

[17]同上书，991页。

[18]刘海粟：《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1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80页。

[20]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77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21]胡适：《胡适的日记》，1929年1月20日，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33～434页。

[2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27、32页。

[23]张朋园先生认为，“任公在从政时期是一个主观独断的国家主义者，退而在野时则恢复了客观进步的自由主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303页）

[24]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262页。

[2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

[26]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265页。

[27]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第6卷，15、16页。

[28]胡适：《胡适文存一集》，卷4，160、163、151页。

[29]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1，11页。

[30]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载《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48、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

[31]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49页。

[32]陶菊隐：《蒋百里传》，51、52页。

[3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9），114页。

[3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8），5页。

[35]唐德刚：《胡适杂忆》，82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36]胡适：《胡适文存》卷4，163页；卷2，286页；《胡适文存二集》，卷1，27页。

[37]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50页。

[38]［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3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34），6页。

[4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8），51页。

[41]梁漱溟的《纪念梁任公先生》认为，民国后“早已不是他（梁启超）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1920年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完全是受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参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259页）。

[42]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80页。

[43]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30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44]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第2卷，3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5]参见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