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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智化的偏见（第2页）

实际上，胡适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发表不久，潘光旦就曾提出批评，以为“适之先生太把西方文明看得高了”。他以尼采在清醒时反基督教，说上帝死了，而狂疯时，又以基督自居，或称万能，想主宰一切，前后判若两人为例，强调西方近代的文明同样具有两面性，不能一味颂扬。他说：“其在理智清明的科学家居然把神权的神圣，把上帝的偶像，推翻了；但神志昏迷的臆想家和盲目的群众，竟据其位而代之，以人权的神圣自命，别立了Demos的偶像。所以我说西方人的‘新宗教’代旧宗教，不过是以暴易暴罢了。”“因此，我对于适之先生所称的新宗教新道德实在不敢恭维，以为东方社会能免受他一分洗礼，即多一分幸福”。[42]潘光旦的最后结论未必妥当，但他不赞成胡适盲目崇拜西方，把西洋近代文明理想化了，无疑是对的。但是，直到晚年，胡适也没有改变此种固执与偏见。1961年，他还在说：“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相信我在大约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是不错的。”“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43]

尽管胡适的上述主张，初衷乃在于警惕旧思想的回潮，但他拒绝反省西洋近代文明，在其时民族主义高涨的语境下，还使自己进一步陷入了与日渐高涨的反帝爱国思潮格格不入更大的误区。胡适既认定西洋近代文明是“理想主义的”，自然就不仅不能接受“西洋物质文明破产”说，而且更不能容忍“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与胡适曾在亚东图书馆争论“帝国主义”。胡适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的“帝国主义”，这使陈独秀大为光火。亚东的主人即汪原放的大叔汪孟邹，也忍不住起而质问，对胡适连“帝国主义”的存在都不承认，感到不可思议。[44]在胡适看来，中国糟到这个地步，都是自己不争气，怨不得外国人。道理很简单，外国人何以不敢去欺负日本呢？[45]他对青年人提出的“反对文化侵略”的说法，更加反感。他说：“近日一班无识妄人造一新口号曰‘反对文化侵略’。此真是一种开倒车的现象！我们这个懒惰苟安的民族，若不是人家拿文化硬送上门来，那里肯输入文化！我们今日所以有一点点人的生活可享受，几乎全都是文化侵略的结果。”所以，“今日高唱‘反对文化侵略’的少年，与那班高唱‘西洋物质文明破产’的老朽，其实是殊途而同归。同归者，同向开倒车一条路上走”。[46]胡适将反省现代性与反帝运动视为“殊途同归”的“开倒车”，自然是错了；但认二者一脉相通，却是对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失误之由：拒绝反省现代性。

强调机械的人生观导致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终至于发生欧战，本来就是欧洲反省现代性的重要内容。这在被压迫的东方，人们感触自然更深。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长文中，引自己1922年为上海国是会议所作《国宪议》中的一段话，断言西方19世纪的“大梦已醒”，很能反映出时人对以现代性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强烈质疑：

欧美百年来之文化方针，所谓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凡个人才力在自由竞争之下，尽量发挥，于是见于政策者，则为工商立国；凡可以发达富力者则奖励之，以国际贸易吸收他国脂膏；藉国外投资为灭人家国之具。而国与国之间，计势力之均衡，则相率于军备扩张。以工商之富维持军备，更以军备之力推广工商。于是终日计较强弱等差，和战迟速，乃有亟思趁时逞志若德意志者，遂首先发难，而演成欧洲之大战。……一言以蔽之，则富国强兵之结果也。夫人生天壤间，各有应得之智识，应为之劳作，应享之福利，而相互之间，无甚富，无甚贫，熙来攘往于一国之内与世界之上，此立国和平中正之政策也。乃不此之图，以富为目标，除富以外则无第二义；以强为目标，除强以外，则无第二义。国家之声势赫，而于人类本身之价值如何，初不计焉。……国而富也，不过国内多若干工厂，海外多若干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谓此乃人类所当竞争，所应祈晌，在十九世纪之末年，或有以此为长策者，今则大梦已醒矣！[47]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详引了张君劢的这段话，批评他反对中国追求“富强政策”，就是“公开的反对物质文明，公开的‘菲薄科学’”。[48]张君劢将西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西方殖民扩张政策完全等同起来，固然有失简单化；但他强烈反对西方的侵略扩张政策，并没有错。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批评不仅同样有失简单化，更主要的是对张君劢的锋芒所向，不赞一词。这无疑再一次证明了，其拒绝反省现代性与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存在视而不见，二者间存在着逻辑的必然联系。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观念的历史，既是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外部环境变迁作出反应的记录，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种变动努力进行的总体评估并逐渐形成的重新控制的过程。[49]欧战后反省现代思潮的兴起，促进了一系列文化观念的变迁，它同样是反映了东西方世界正发生着的深刻变动。由上可知，从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理智化”的“新宗教”，到坚持盲目崇拜西洋文明、隆西抑中的定势思维，无不反映了胡适存在“理智化”的固执与偏见。他在反省现代性的观念层面上，已渐归落伍。胡适显然对战后世界的变化缺乏应有的敏感，如果注意到他对战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同样无所措意，其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革新锐气显然不复旧观。他于“五四”后声望锐减，尤其在青年一代中偶像地位渐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全集》，第3卷，8～9页。

[2]陈独秀：《人生真义》，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38～239页。

[3]陈独秀：《答适之》，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376～377页。

[4]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18～19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5]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3～34页。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12页。

[7]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全集》，第3卷，11页。

[8]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51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9]胡适：《胡适全集》，第8卷，7～8页。

[10]陈独秀：《答皆平》，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127页。

[11]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全集》，第3卷，8页。

[12]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见樊洪业、张久春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303、306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13]［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21、639页。

[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10～11页。

[15]陈独秀：《独秀文存》，92页。

[16]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见《胡适全集》，第19卷，467页。

[17]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202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18]转引自胡适：《胡适全集》，第19卷，468页。

[19]胡适：《胡适全集》，第19卷，469～470页。

[20]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137页。

[21]胡适：《胡适全集》，第29卷，704页。

[22]胡适：《儒教的使命》，见《胡适全集》，第8卷，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