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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可道的本体论研究对象（第2页）

天地万物都以有形有象为存在形态，而有形有象的万物存在的根据，则是由于“无”这个本体。要使万物得以保全，就必须返归到万物的根本即“无”。这里的“无”相对于“天下之物”而言，“天下之物”无疑是有形有象的存在，而“无”则是没有任何“物”的规定性的存在。由此可见，王弼的“以无为本”论是确立了抽象的“无”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存在。“无”同“Being”一样，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但又是任何规定性的根据，由此具有同“Being”一样的普遍性意义。

但是，“以无为本”论的局限也颇为明显。从根本上看，“无”与“有”具有相同的属性，这在老子哲学中非常明确，“无”和“有”的“异名”属于“同出”，“无”的本质属性不能脱离“有”而获得，如果将“无”单独抽象出来，其必然获得片面的存在属性而表现为有限性存在，这恰是“以无为本”论所要克服的问题。所以，王弼的“以无为本”论本质上是一种有限本体论。

以整体的观点看，有限本体论也是“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所需要的。从“可道”形态所要求诉诸的确定性、必然性、规律性和可能性而言，有限的真理性依然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和实践意义。主要原因在于，有限本体论提供了在“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达到有限超越的工具或手段[22]。当然，对于有限本体的这一功能不可评价过高，否则便可能出现以有限本体囊括所有存在的极端理论，以此主导人类知行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易造成“以理杀人”式的现实问题[23]。

[1]《论语·子路》。

[2]《论语·颜渊》。

[3]参见《管子·心术上》：“名者，圣人所以纪万物也。”（《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4]《道德经·三十二章》。

[5]《道德经·一章》。

[6]《道德经·四十章》。

[7]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48页。

[8]当然，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或“存在论”主要以逻辑分析为其形式，所以，更多地侧重概念或形式层面的理论思辨，相对而言，道家的思维方式不同于狭义的逻辑性分析和形式化运演，而是指向本体自身，其更多地体现了广义的形上思辨与内容上的逻辑推论，不限于形式之域的逻辑分析。

[9]参见本书绪论第三节。

[10]《韩非子·解老》，《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11]《道德经·二十五章》。

[12]《道德经·六十二章》。

[13]《尚书·洪范》，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版。

[14]﹙宋﹚张载：《正蒙·神化》，《张载集》，第15页。

[15]熊十力：《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49页。

[16]﹙汉﹚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汉书·董仲舒传》。

[1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第1页。

[18]﹝丹麦﹞克尔凯戈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晏可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20~121页。

[19]参见杨国荣：《道论》，第46~48页。

[20]SeeRichardRorty:PhilosophyandtheMirrorofoyPress，1979：6。

[21]﹙晋﹚王弼：《王弼集校释》，第110页。

[22]参见本章第四节。

[23]严格地说，“程朱理学”所言的“理”是具有多种形态的存在，但在总体上主要表现为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特征，如“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卷，第1页］。程、朱将“理”理解为天地万物所应遵循的绝对规律、规范，从而具有形而上的品质，也就呈现出有限本体的片面性特征。正如戴震对“程朱理学”的评价：“程朱乃离人而空论夫理。”（《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02页。）以此片面性的“理”规定、规范人类生活，在很多方面易于造成戴震对“程朱理学”所批评的“以理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