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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伦理学的思想资源（第1页）

第二章发展伦理学的思想资源

一、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伦理学意蕴

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不仅需要强化现实意识，对发展问题、发展实践、发展历史进行深度反思；也需要强化对话意识，借鉴其他学科的思想资源，与不同学科进行深度对话。挖掘当代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发展伦理思想，是深化发展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哈维兰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文化相对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发展本质、发展问题、发展平等、发展生态等问题的文化人类学揭示，对深化发展伦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文化人类学具有深刻的发展伦理学意蕴。

（一）文化生态、结构性暴力与发展伦理学

在哈维兰看来，“人类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具有解放性的”[1]。研究人类社会，不仅需要经济学、政治学等专业学科，更需要在以整体性原则为基本特征的文化人类学。“整体论视角，指人类学的基本原则，即在可能最宽广的背景中观察文化的各个部分，以便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2]只有从整体性原则出发，才能克服狭隘的专业化视角，从而深层把握人类社会及其问题本质。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伦理学意蕴，首先表现在哈维兰对“文化生态”、“文化调适”、“结构性暴力”等问题的揭示，对人们认识发展本质、发展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哈维兰看来，“社会实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生态，社会发展在本质上也就是“文化生态”的转换。在哈维兰那里，“文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价值观念，即“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他们用文化解释经验、发起行动，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他们的行为之中”[3]。二是指人类社会，即以人的观念和行动为基础，涵盖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全面“人化”关系的人类社会。显然，哈维兰更多的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范畴，以凸现其从整体性原则出发系统把握人类社会的方法论选择。正是从整体性原则出发，在哈维兰看来，所谓人类社会，也就是“文化生态”，即由人的生存活动、生产活动、交流活动、秩序活动等构成的动态有机系统。所谓社会发展，也就是“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即“文化生态”各系统内部及其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具体而言，也就是人的生存活动、生产活动、交往活动、秩序活动等领域及其之间的有机互动过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等的动态调适过程。

哈维兰认同进化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所有文化都历时而变迁”[4]，但他将这种变迁理解为“文化创新”与“文化调适”的统一。在他看来，一方面，创新是发展的源泉，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发展。“所有变迁的终极来源都是创新，创新是指在一个群体内部得到广泛接受的任何新的做法、工具或原理。”[5]另一方面，创新只能从既有条件、环境出发，并以主体与环境的动态适应为目标。哈维兰把这种主体与环境的动态活动过程称为“调适”。“调适，指有机体获得对现有环境有利调整的过程，而那个过程的结果——有机体的各种特性，使它们适合它们通常生存于其中的一系列特殊的环境条件。”[6]“调适（adaptation）这一术语指有机体对现存的环境达到有益调整的自然的（而不是蓄意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的结果——获得某种特性，允许有机体克服危险，保障在他们生活的特殊环境中的资源。”[7]也就是说，在哈维兰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创新”，但创新必须以“调适”为基础。在“创新”与“调适”的统一中，所谓社会发展，也就是人通过（自发或自觉地）改变自身的机能、行为、观念、制度等，与变化中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不断实现动态平衡的过程。

在哈维兰看来，相对合理或者说理想的社会发展是文化创新与文化调适的统一，可以称之为“创新性调适”或者“调适性创新”。哈维兰之所以引入“调适”来描述社会变迁，是为了强调社会发展、人类文化变迁过程的和谐性、平衡性，为了强调社会发展、人类行动必须保持在自然环境以及人自身的体质、精神及传统的承受限度与变化张力之内。如果某种变迁超过了人与自然的张力限度，就会产生发展失衡、“文化失调”，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导致具体环境与主体的破坏和毁灭。

“虽然文化必须有某种灵活性以保持适应，但是文化变迁也可能引起意料不到的而且经常是灾难性的后果。”[8]应该说，人类变迁过程始终都会面临各种“失调”问题。但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浪潮席卷全球，人类面临的“文化失调”、“发展失衡”问题日益严重。“所有文化都历时而变迁，……像今天许多文化那么快速或大规模的变迁是罕见的。”[9]哈维兰认为，当今世界普及的全球发展实践、现代化运动，不断挑战人类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调适极限、变迁张力，引发了诸多全球性的深层次发展问题，哈维兰把这种全面性、系统性的发展问题称为“结构性暴力”。

所谓“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violence），即“由处境、制度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造成的暴力”，“这种暴力的来源是一个匿名的结构（经济），而这就是所谓结构性暴力的全部含义”[10]。哈维兰之所以把全球现代化的问题称为“暴力”，是因为在他看来，生态破坏、世界性饥荒、人口盲目增长、阶层分化严重等当代发展问题，是异化的、反人性的，其结果、效果与日常生活中的作为直接“敌意行动”的暴力相似。“对于这种情况的受害者来说，其效果就是暴力，尽管它不是由某个特定个体的敌意行动引起的。”[11]之所以称为“结构性”，一是指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现代性问题之间具有系统关联性，不能孤立的看待发展问题。人类学家“不像其他专家那样容易将结构性暴力的这些方面视作彼此独立和不相干的”[12]。二是指现代发展问题的整体性、匿名性。一方面，人类普遍陷入发展问题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很难具体确认这些问题的责任主体，没有哪一个文化主体能够为这些问题承担责任。这一点正如贝克所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风险社会，没有人能够游离于发展问题之外，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社会。也就是说，现代发展问题不是某个主体、要素的问题，而是整体、结构的问题，深深植根于当代世界的整体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

哈维兰对社会发展及其问题的文化人类学揭示，对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其一，发展伦理学是对“发展合理性”——“什么是好的发展、如何实现好的发展”——进行评价与实践的一门科学。价值论以本体论为基础，对“什么是好的发展”进行价值评价，离不开对“什么是发展”进行本体论揭示。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研究者或者把发展抽象等同于人的发展，或者不对发展是什么进行本体论确认。这种本体论研究的缺失深刻阻碍了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综合、全面地认识发展的本质，是发展伦理学深层化的本体论基础。哈维兰对发展的文化人类学本质——“文化生态”的“创新性调适”——的揭示，无疑将为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提供重要的本体论基础，有助于发展伦理学实现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协调与统一。

其二，哈维兰以“文化生态失衡”、“结构性暴力”揭示发展问题的整体性、系统性，有利于发展伦理学的“问题研究”的深层化。问题研究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范式。对于当代社会发展伦理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生产问题，有的认为是分配问题，有的认为是价值问题；有的认为是经济伦理问题，有的认为是政治伦理问题，有的认为是社会伦理问题，或其他。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离不开对不同视野问题研究的整合。哈维兰的“整体性原则”，其对现代发展问题的整体性揭示，无疑是为发展伦理“问题研究”的系统整合提供了重要观念与方法论参照。

（二）现代性批判、西方中心论与发展伦理学

“结构性暴力”是现代性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分析、确认造成“结构性暴力”的成因是寻找解决这个问题中路径的重要前提。在哈维兰看来，造成现代社会存在“结构性暴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是：以西方文化、西方工业文明为中心的种族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以及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原则性混同。

在哈维兰看来，目前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存在三个重要特点或者说根本问题。其一，从根本理念看，这种现代性以个体和盲目的消费为中心。在理性的外表下，人们盲目追求个体价值，盲目追求不可持续、无法普及的浪费型消费。个体主义与消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掠夺型世界观，这种世界已经“延伸到了一切自然资源上”[13]，其造成的资源、能源、生态等问题，“似乎超过了人类社会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法的能力”[14]。其二，从现实运行看，这种现代性以跨国公司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者为真实主体，以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为现实结构。为了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与现实政治体系相互勾结，不惜破坏任何国家的传统文化，不惜消灭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今天世界上的一支主要力量，它把人们前所未有地紧紧吸入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关系系统之中。尽管它带来了潜在的利益，但它同样也提出了现在必须加以对付的严肃的新问题。”[15]“导致传统文化衰落的，不是任何自然法则，而是强权者的政治选择”[16]，是资本与权力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所进行的同谋。其三，从发展前景看，从人与资源、自然的关系看，这种现代性的根本特点是不可持续。比如，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农业是高效的，哈维兰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美国模式的农耕是能源低效的农耕。每生产1卡路里的热量，至少有8卡路里——有人说最多达到20卡路里——的热量被投入生产和分配。……北美的农业在其他资源上也很浪费：每生产1磅食物，要毁坏大约30磅的表层土”[17]。在追求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裸的事实：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消耗率基础之上的；他们占世界总人口不足50%，但却消耗了这些资源中远远超出50%的部分”[18]。显然，西方目前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无法进行全球普及的。

哈维兰认为，目前的现代化概念被赋予了太多的西方中心论、西方种族中心论色彩，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是指全球性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借此过程，发展中社会努力想获得工业发达的西方社会的很多特质。这一过程包含四个亚过程：技术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19]“在文化演化的过程中，当前的一个重大趋势是：西方工业化世界的产品、技术和习俗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采用。”[20]如果说，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那么，目前人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其深层本质内容正是西方化，使世界所有文化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变得如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从理论上来讲，全世界人民拥有同一种单一文化的想法，是有一定程度吸引力的”，但这种所谓世界单一文化的本质，却是西方文化的普适化、全球化。哈维兰认为，对现代性的这种理解，使“我们再次遇到了种族中心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旧’的文化注定要让位给新的文化”[21]。哈维兰认为，以西方文化改制世界文化的单一化趋势，“对于应用人类学家来说，存在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他们在试图改变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上应该走多远”[22]。

哈维兰认为，虽然现代性的推进给不少人带来了财富与舒适的生活，但在现代化与西方化这两个概念没有本质区别的条件下，现代性的问题大于成就。“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我们可以相当恰当地说：现代化导致人民生活质量的恶化而非改善。”[23]在哈维兰看来，近代以来，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结果是：以欧美人为主体的白人人种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其他人种；西方的社会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先进的、新的，其他人种的文化则被认为是旧的、落后的；“贫穷国家要获得世界上工业化国家（大多数是白人国家）的帮助，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必须遵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受工业化国家控制的机构强加在它们身上的种种要求”[24]。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这种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造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减少，是对文明多样性、文明生态的严重破坏；它造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种族隔离”，“全球性的种族隔离是一种在文化、种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条款等方面极不平等的结构”，“我们可以把全球性的种族隔离概括成世界社会的实际结构”[25]。如果说，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暴力”，那么，西方中心论、白人中心论，西方对现代性内涵的不合理垄断、侵占，正是形成这种“结构性暴力”的重要结构性原因。

哈维兰对西方中心论与现代性所进行的前提性反思，对深化发展伦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哈维兰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有利于克服目前发展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应该说，揭示造成发展问题的原因，寻找走出发展困境的方法，是发展伦理学的一个基础内容。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家，比如，古莱、可思波、克拉克等，都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古莱认为，现代技术、现代生活方式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是形成饥饿、贫困等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26]；可思波认为，人们没有形成正确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造成发展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27]；克拉克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应该说，从技术与生活方式、理念、制度这三大要素出发分析现代性的问题，确实抓住了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问题在于，当古莱希望通过技术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生活时，他所倡导的技术与生活方式，其本身正是以西方征服文化为底蕴的、资源浪费型的、不可持续的技术与生活方式；当可思波倡导“以人为本”时，其所理解的“人”是以西方人为标准、蓝本；而克拉克所理解的现代民主制度，也就是美国式民主。面对目前西方发展伦理研究所存在的深层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一元论色彩，哈维兰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无疑有助于人们发展伦理学文化态度的自觉化，有利于发展伦理学确立自觉的文化批判精神——以深层文化平等为内容的真正合理文化态度。

其二，哈维兰对现代性本身所进行的文化批判，有助于发展伦理学的学科定性真正深层化。应该说，目前的发展伦理学虽然对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比如发展代价的分配问题、发展差距的合理性问题、发展责任与发展权利平衡性问题等——都进行了反思，但这种反思往往缺少一个基础向度，对现代性本身、现代性本身的合理性、现代性本质的多样性，进行前提性反思。这个向度的缺失，使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在本质只是一种如何更好推进、普及已有现代性的学科，而没有成为一门对现代性本身的合理性进行文化批判、前提性反思的深层发展伦理学。也就是说，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仍然是在“现象论”层面研究现代性，而没有从“本质论”层面研究现代性。我们认为，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现代性伦理学，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是发展伦理学不可或缺的前提性内容。哈维兰对现代性理解问题上的西方独断论的批判，对现代性本身合理性、问题性所进行的文化批判，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基础理念、科学定位的深层化。

（三）全球发展公正性、文化调适与发展伦理学

在哈维兰看来，解决当代发展问题，需要一种系统化、全球性的思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全球伦理、发展伦理。“除非人类对‘全球社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加现实的理解，否则就无法解决那些对其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28]为了解决发展问题，“文化价值和动机，以及社会制度，都需要有一些大的改变。对个人利益、物质主义以及明显的生产、获取和消费的看重，是世界富国的特点，它们需要被抛弃，转而提倡一种更加人性化的自我形象和社会伦理”[29]。“这要求大大改变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及其物质主义的消费取向”[30]，确立一种生态化、公正、平等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理念。具体而言，在哈维兰人类学视野中，解决发展问题、建构合理的发展伦理，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克服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等文化一元论、文化自我中心论。哈维兰认为，文化自我中心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对形成社会认同、增加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一个社会要有效运转，必须拥有这样一种观念：它的行为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不管其他文化的行事方式如何。这就使个体对他们的文化传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忠诚感，他们还从文化传统中获得心理支持，这种心理支持把他们与其群体紧紧地联系起来。在那些个人从群体获得自我认同的社会中，种族中心主义对个人的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31]但文化自我认同需要一个限度，文化认同不宜走向文化自大，更不能走向对其他文化的否定与歧视，走向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太易于被当成是一张特许状，允许人们谴责其他文化低等，从而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剥削别人。”[32]

这样，走出以西方中心论为主体的文化一元论，克服任何形式的种族自我中心论，建构一种历史具体化的文化多元论、文化相对论，就成为解决当代社会发展问题，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基础选择。在哈维兰看来，建构以多元文化共存为内容的全球发展公正性，是走出现代化问题陷阱的根本途径。“一个单一、同质的世界文化并不必然是未来的潮流”，“有人把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一个社会中存在不止一种文化——视为人类的未来状态。文化多元主义是指在同一个社会或多民族国家内具有不同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人们的社会和政治互动。理想中的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抛弃偏执、偏见和种族主义，倡导对其他公民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尊重”[33]。超越各种形式的自我中心化，倡导、建构一种以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发展公正性为内容的新的文化态度、文化价值观念、新的发展伦理，是解决当代全球发展问题的必然文化选择。

第二，克服消费主义文化理念，确立以“调适”、“共生”为基础与导向的文化创新观。以更多、更好消费为目标的西方进步观，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主义、征服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征服主义，非理性的假定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的无限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使“人们的期望值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机会”[34]。哈维兰指出，以基督教等征服性宗教为基础的西方消费主义，已经导致了太多的问题。“西方工业化社会接受这样一条来自《圣经》的断言（在《古兰经》中同样能找到）：他们是地球上所有有生之物的主宰，他们有责任去征服它们。”[35]当人们追求无休止的征服与消费，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合理关系的冲突甚至断裂。

正如可思波所指出，消费主义的最根本问题是物质主义，是意义的丧失、“内部的空虚”[36]，人们不知道消费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消费。在哈维兰看来，再次明确发展的文化意义，回归文化创新的真正本质——共存与调适，是解决诸多发展问题的价值观起点。在哈维兰看来，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文化创新、文化变迁，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与变迁都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当这种变迁与创新在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的承受限度之内，有利于人与自然、不同文化主体的共存时，这种创新与变迁才是可持续的、有意义的。针对人们对发展、创新理解上的对立主义、征服主义倾向，哈维兰实质上主张以“文化调适”代替“文化创新”。所谓“调适”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同文化体共存为基础和目标的文化变迁。因为，在哈维兰看来，创新、“变迁并不总是调适性的”[37]，“调适，不论它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性的，都表示对当地特殊环境的较好契合”[38]。这样，在哈维兰那里，树立一种新的以“共存”、“调适”为标志，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为内容的文化创新观、文化进步观，就成为解决诸多全球发展问题的重要伦理基础。

第三，确立一种系统性、过程性的问题解决理念。哈维兰认为，人们应对发展问题策略上的第一个问题是“非系统性”。虽然，人们日益认识到生态破坏、人**炸、资源短缺、贫富差距等当代社会重大发展问题间具有系统性关联。但在实践应对策略上，人们却往往采取所谓专业化、孤立化的办法解决问题。应对策略上，“有一个困难是：直到今天，人们还往往认为这些问题是孤立的、与自己无关的”[39]。人们往往“将主体孤立起来看待，而对一个专家能力范围之外的其他相关趋势不予涉及”，并“倾向于把某人自己所属文化的希望和期待投向未来，干扰必然提出问题的科学客观性”[40]。人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所谓的专业方法应对发展问题，但“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在解决现存问题的时候，文化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新的问题”[41]。

人们应对发展问题策略上的第二个问题是“非过程性”。人们在认识社会发展的成就时，往往错误地认为，“今天看起来好的趋势总会一直好下去，并且有可能无限期延伸到未来”[42]。而人们认识社会发展问题时，又往往看不到环境与文化生态、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常常会使问题发展趋势出现辩证的转机，甚至使过去的问题在具体条件下转换为有利的趋势。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哈维兰倡导一种全面、系统、过程化的解决思路。他认为，面对全球性的复杂发展问题，需要一种“全面的视角”、“长期的历史视角”，既要“擅长看到各个部分如何相互配合构成较大的整体”，又要“能够把短期的趋势放在比较长期的视野之下来看待”；同时，还要不断探索、掌握、“熟悉应付各种各样问题的各种供选择的方法”[43]。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建构更趋合理的全球结构、文化生态。

哈维兰以文化调适、全球发展公正性为目标，以“系统性、过程性”为特点解决当代全球发展问题的文化人类学思路，对发展伦理学认识、推进其核心目标——全球发展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作为对全球发展进行问题反思、意义确认、合理性建构的一门新兴学科，揭示发展公正性的价值内涵是发展伦理学一项基础性工作。但目前发展伦理学往往从传统伦理学已有的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理念出发，反省目前的全球发展存在的问题，而相对忽视从文化生态、社会实在的规律性推进这个层面揭示全球公正性的社会存在论、社会规律论内涵。哈维兰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文化生态、文化调适本质所进行的独特揭示，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明确全球发展公正性的社会存在论内容。同时，其以文化生态为方法论视野，对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提出的系统、过程化思路，也有利于人们探索更加全面、科学的全球发展公正性推进策略。

（四）文化态度、文化反省与发展伦理学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伦理学意蕴，不仅表现在具体的知识论、观念论层面，而且表现在哈维兰对发展本质与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深层成因、克服发展问题的路径等问题的具体揭示，为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发展是什么，什么是合理发展，如何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等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更表现在态度论、价值论层面，表现在其所内含的自我反省式文化态度，对发展伦理学的深层构建、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所以，应该从基本价值观、文化态度这个层面，更本质地揭示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伦理学意蕴。

在哈维兰看来，文化人类学“不仅纠正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谬误，而且致力于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所有民族，它对人的本质的阐明超过哲人的所有反思或实验科学家的所有研究”[44]。文化人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门在“所有科学中最具解放性的”[45]的学科，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深层文化批判意识。总体而言，这种文化批判精神，表现在两个向度。一是“对外”，对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具有的价值观、文化态度、文化视阈——比如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进行批判，并在这种批判过程中阐述、确立更加合理的文化态度——比如全球发展公正性。“‘批驳’差不多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精神，质疑北美和欧洲的优越性，是人类学家一直擅长做的重要事情。”[46]二是“对内”，对自身具有的观念假设、态度前提不断进行批判，以获取对人的更本质、更全面理解。“文化人类学家专门研究人的观念、价值和行为”[47]，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坚持对其假设的批判意识，不断根据新的数据来源检验其结论，他们能够获得对人类行为的有效理解”[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