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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生产理论与发展伦理学的基础创新（第2页）

可以看到，同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相同，发展伦理学之所以日益成为一门重要的显学，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它深刻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世俗化、日常化主题，适应了人们从关注宏大发展进程与发展的物质内涵向关注发展的伦理内涵与发展中的主体价值这个深刻时代主题转换。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世俗伦理学、日常生活伦理学。

（三）空间、伦理：如何进入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视阈

空间问题、伦理问题是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伦理性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点，空间和伦理是我们观察当代社会的重要维度。但问题在于，其一，目前的空间向度与伦理向度是否存在问题；其二，如何使空间与伦理进入或者说真正地成为当下社会的基本视阈。我们认为，目前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发展伦理学在具有重要意义、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具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不管是空间范畴，还是伦理范畴，都不足以单纯进入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视阈，都不足以深刻反映当代复杂世界的时代主题；需要具体整合空间研究与伦理研究，自觉建构一种“空间—伦理”视阈，同时继承“进化”与“传播”等研究视阈，以全面揭示、具体透视当今复杂世界。

目前的空间生产理论的问题在于，有自觉的空间意识，却缺少自觉的伦理意识。目前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关注当下社会的空间性，更侧重于揭示当下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地理多样性及其内在关联等问题；而没有自觉地强化主体价值批判这个维度，没有自觉揭示当代发展社会语境下，人的主体价值及其内涵、特点。比如，列斐弗尔、哈维等往往重点关注空间与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与文化的关系，注重揭示空间生产的问题性，空间权力的不平等等问题，而不去追问在这些所谓的空间性关系背后，是否存在人的伦理问题，不去反思人们在进行所谓空间研究时所必然存在的价值基点。

而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的问题在于，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却没有自觉的空间意识。比如古莱、克拉克等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往往比较注重揭示当下社会发展手段、过程与目标中的伦理缺位现象，比较关注普通民众、弱势群体在发展中的价值主体地位。但他们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时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西方价值一元论，而不去反思在现代性条件下，价值观本身、发展伦理本身是否具有空间多样性、文化多样性。

我们认为，空间和伦理在诸多层面双向开启、双向建构、双向约束，需要构建一种自觉的“空间—伦理”视阈。

第一，在社会实在论层面，空间与伦理是一种双向建构、双向约束的关系。

一方面，空间是由具有一定伦理素养、伦理需要的人所创新。空间既如列斐弗尔所说具有政治性，也如哈里斯所说具有伦理性。空间的功能具有多重性、交叉性，既具有实用功能、功能，也具有伦理功能；空间是形成、塑造人们的伦理关系的重要实在场所。[5]另一方面，伦理又往往通过空间关系来实现。人们之间的上下、尊卑等伦理关系往往感性、现实性地外化为人们对不同样态空间的占有，或在同一空间时处的具体不同位置。比如，穷人与富人具有不同的居住条件，长辈与晚辈在同一房间中会处于不同的位置。也就是说，离开了空间关系，所谓的伦理关系将无从实现、体现。

第二，在社会认识论层面，认识当代复杂社会既需要空间向度，也需要伦理向度。

一方面，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考察、定位现代社会，必须有一个“伦理罗盘”，伦理是人们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必要向度，“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6]。另一方面，考察现代性也离不开空间向度、“空间罗盘”。空间生产、空间权利已经成为人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项基本权利，空间是实现也是认识人的主体价值的重要条件与中介。通过考察人们之间在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等方面的现状，就可能真实把握人们之间的伦理、价值关系。离开了空间向度，对价值向度的认识将走向抽象；离开了伦理向度，对空间关系的认识将失去意义。

第三，在社会评价论层面，空间与伦理、空间性与伦理性，构成一种具体的多样性与一元性的双向约束关系。

一方面，从目前的使用看，人们往往把空间性理解为多样性，这样，引入伦理范畴，用伦理性来约束空间性，就可以防止人们把空间性理解为绝对的文化地理相对主义。另一方面，人们对伦理的理解存在抽象的一元化倾向，往往把一个民族、地域的价值上升为抽象的普遍价值，这样，引入空间范畴，明确价值性对空间性的依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纠正人们在伦理观、价值观问题上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空间性与伦理性的双向约束，构成社会评价标准的多样性与一元性、主体性与实在性的内在统一的现代形态。

第四，在社会实践论层面，推进当代社会进步需要空间生产与伦理进步的具体统一。

一方面，改善人们的空间权利结构，实现人们进行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管理中的平等地位，是实现人们主体价值平等的重要现实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教育等提升人们的主体伦理观念、伦理制度，又将为空间权利的平等化，空间治理结构的改善，未来空间景观的合理化等提供主要主体条件。在感性的社会实践进程中，空间生产与发展伦理互为条件、互相制约。

建构以空间与伦理双向开启、双向约束为基础的“空间—伦理”视阈，这不仅助于克服目前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发展伦理学分别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视阈的深层整合，有助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主张建构一种自觉的“空间—伦理”视阈，却并不认为“空间—伦理”视阈可以构成考察当下社会的唯一视阈，并不认为“进化与传播”对研究当下世界已经没有意义。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既存在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可能，也存在改善世俗日常生活的需要。全面研究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多样视阈的互动、碰撞与整合；任何一种视阈都不足以单独反映一个时代，尤其是当下复杂时代及处于复杂转型中的中国。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复杂性、整合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理论研究视阈、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复杂性、整合性。当代复杂社会、复杂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既面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性转换的“时间性”任务，又面临后工业社会、都市社会语境下的诸多“空间性”问题；既需要在社会中建构新的“神圣性”，又需要推进社会生活的“世俗性”；既需要协调好不同文明间的“进化与传播”、“传承与交流”，又需要统筹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与规范性”、“利益与目的”。这样，在推进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时，自觉树立一种多样包容、具体整合的视阈意识、方法论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1][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0页。

[2]同上书，前言第11页。

[3]同上书，前言第10页。

[4][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5][美]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致读者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