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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空间与城市问题的发展伦理反思与建构（第2页）

第三，发展性。“空间—伦理关系”的历史性、实践性，其实已经包含着“空间—伦理关系”的发展性。作为历史的主体，一方面，人受到已存的“空间—伦理生态”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又实践性地创造着新的“空间—伦理生态”。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公民社会、全球交往等的不断推进，既为我们建构新的“空间—伦理生态”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我们建构新的“空间—伦理生态”打开了新的可能空间、提供了新的实践机遇。虽然，我们无法对未来的“空间—伦理生态”进行具体构想，但人类的实践史已经说明，人们可以通过技术、制度变革等实质性地推进“空间—伦理生态”的不断转换。

方法论层面，确认空间—伦理生态的必然性，对克服目前的空间批判理论与发展伦理学分别存在的问题，推动当代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从研究现状看，目前的空间批判理论显然更加强调空间向度，注重对世界进行“事实性”研究。当列斐弗尔、索贾等学者认为“空间即存在”，“空间同时间和生命一样，在本体论意义上具有同等的优先性”[19]时，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导向了传统的自然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导向一种经过变形的后现代版环境决定论、空间本体论。显然，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更强调伦理向度，注重对世界进行“规范性”研究。当古莱、克拉克等强调对发展问题、发展手段、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反思、价值确认时，他们倾向于认为把一切发展问题都归结为伦理问题，把伦理方案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手段，这无疑会把发展伦理学导向一种片面的伦理本体论。也就是说，在方法论层面，目前的空间批判理论有较为自觉的空间意识，但缺少合理的伦理意识，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有较为自觉的伦理意识，但缺少合理的空间意识。揭示“空间—伦理生态”的实践性、过程性、历史性，无疑有助于空间批判理论与发展伦理学的深层整合，有助于建构一种空间研究与伦理研究相结合、事实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统一的社会理论新方法——“空间—伦理”视阈。

（五）“空间乌托邦”的历史超越

哈维认为，用空间范畴反思历史，“可以将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都市时代”[20]。我们认为，如果人类历史是一种“空间”转换史，那么，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过程也就是人们不断探索、建构新的“空间—伦理生态”，不断解决“空间—伦理生态”的内在紧张与矛盾的过程。世界文明的转换历程，也就是空间—伦理紧张关系不断展开与重构的过程。在农业社会，人们以相对简单的技术为基础，进行着边界相对狭小的空间生产，并努力建构与此相适应的地缘、血缘性伦理关系。在工业社会，以相对发达的技术为基础，人们开始进行边界相对宏大的空间生产，开始把全球纳入生产范围，并努力建构以利益、契约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在都市社会，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人们在把全球空间扩展为生产对象的同时，又努力各自营建各特色的差异性空间，并不断探索与此相适应的既具统一性又具多样性的生态型伦理秩序、伦理关系。

这个过程颇具复杂性，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一个不断解决老问题，又不断产生新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建构起各具有特点的“空间乌托邦”或者说“空间—伦理乌托邦”。从前工业文明时代的乌托邦——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工业文明时代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乌托邦——哈维《希望的空间》中“辩证乌托邦”、凯文·林奇《城市形态》中的“未来城市乌托邦”，诸多思想家、学者以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描绘了他们希望或理想中的“空间社会”、“空间—伦理”形态。

我们认为，任何乌托邦都是具体的，产生于时代的需要，反映着时代的问题，随时代发展而转换。每个时代也都会编写它的理想，编写它自己的梦想，重写这个时代梦想的乌托邦，因为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需要新的答案。这一点，正如斯诺夫里阿诺斯所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21]。可以看到，以上三类“空间乌托邦”或者说“空间—伦理乌托邦”既有一定的相类性，却又存在深刻的差异性、时代性。从“自然空间—自然伦理”，到“技术空间—技术伦理”，再到“生态空间—生态伦理”，是以上三种“空间乌托邦”随着时代条件而转换留下的大致差异性轨迹。

不可否认，以上三类“空间乌托邦”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乌托邦往往以构建虚幻的理想世界作为终极目标，往往只能给人以精神上的虚拟满足，而不具有感性、切实的可行性、行动性。乌托邦的根本问题正在于此。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往往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面对现实中的空间—伦理问题，我们需要以现实条件出发，以感性的行动历史性地超越“空间乌托邦”。

第一，从现实条件出发，充分认识当代社会空间与发展伦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建构空间—伦理新形态的阶段性、过程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任何时代的人们在改变世界时都无法超越现实条件的制约。因此，一方面，从现实条件出发，是超越空间乌托邦，扎实建构空间—伦理新形态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空间世界又是可以进一步改造的，在接受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发展的规律性、时间性，正确处理空间性与时间性、多样性与规律性的关系，是进行正确空间实践的重要条件。

第二，充分认识当代全球化语境下“空间—伦理生态”的相对统一性与文化多样性，避免走向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等种族中心主义。近代以来，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是空间生产与发展伦理建构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的事例告诉人们，以自我模式、自我价值为唯一绝对正确的标准来解决全球问题、推进全球发展，只能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甚至战争。这样，充分尊重、保护这个世界的空间多样性、伦理多样性，就成为推进空间—伦理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三，充分认识技术进步对空间生产、空间—伦理新形态建构的重要作用；在发展技术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的制度与文化约束，是超越空间乌托邦，切实推进空间—伦理新形态建构的重要基础路径。不管是目前的空间批判理论还是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它们往往忽视技术进步对空间—伦理存在与构建的基础决定作用。在万斯看来，“持续进化的技术和迁移的地理永久地联系在一起”[22]。我们认为，没有技术支撑，空间生产将失去基础，所谓空间—伦理新形态的建构也只能是空想。虽然，我们应该警惕技术的异化，警惕技术与权力、技术与政治、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结盟；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技术确实被错误使用的可能，但没有技术的支撑，人类社会将无法发展甚至存在。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感染“技术恐惧症”，反观一下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史，可以发现，技术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孤立、至上的因素而存在，技术一直受到制度与文化的强烈制约。芬伯格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指出，当代科技发展史说明，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人是主体，技术本身存在深层的可选择性、文化多样性。创新发展制度、提升主体的素质，既推动技术的发展，又对技术进行有效的制度与文化规范，将为空间—伦理新形态的建构提供重要基础。

[1][法]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2]参见[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

[3][法]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序第3页。

[4]同上书，第89页。

[5]AndrzejZidleniedSocialTheory，LoionsLtd，2007，preface，p。ⅩⅢ。

[6]Ibid。，p。Ⅷ。

[7]DavidHarvey，SocialJustidthedon，Edublish）Ltd，p。13。

[8]列斐弗尔曾认为“农村加上城市？这就是整个空间”。[法]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9][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译丛总序第5页。

[10]AndrzejZidleniedSocialTheory，LoionsLtd，2007，preface，p。ⅩⅢ。

[11][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12][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3]参见[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4]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16]同上书，第55页。

[17][法]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18][美]索贾：《后大都市》，李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9][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0][法]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2][美]詹姆斯·E·万斯：《延伸的城市》，凌霓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引言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