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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高等教育批判（第2页）

在这些朝气蓬勃、如饥似渴和热情洋溢的年代里，我们的教师本应教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然而他们却只是向我们传授“古典教育”！在这些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我们却不得不死记硬背关于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他们的语言的残缺不全的知识，使我们苦不堪言，完全违背了一切教育的最高原则；只有饥饿才有权决定食物！[[德]尼采。曙光[M]。田立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134。]

在尼采看来，失败的古典教育使德国的优秀青年人永远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因为古典教育并没有使青年人从古人那里学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受过古典教育的青年人既不能像古人那样写作和说话，也不能像古人那样优雅骄傲地举手投足；既不能像古人那样研习剑术辩证法，也不能像古人那样角力、投掷和拳击；既不能像古人那样训练对美德的践行，也不能像古人那样进行道德沉思、道德批判，更不能像古人那样敢于对某种道德生活进行严肃勇敢的尝试；既不能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学习古代语言，也不能像一种古代的精神那样来超越生活的目标。

“一年又一年的寒窗之苦没有为我们换来任何一点真正的能力和新的本领，而只是换来了一大堆关于人们曾经一度能够知道些什么的知识！而且是多么肤浅的知识！”[[德]尼采。曙光[M]。田立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135。]尼采认为，这种错误的、失败的古典教育非但丝毫不能起到积极的效果，而且还将一种古典的狂妄无知和怀疑拒斥教给学生。

在尼采看来，以希腊人为代表的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作为其生活反映的词汇和概念，看似简单明了、确实易懂，实则极难理解，甚至无法理解。然而，许多从事古代教育的教师们，却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古代。古典教师的这种错误认识要么是出于一种不负责任，要么是出于一种自以为是和狂妄无知。

由这样一些不负责任的、狂妄无知的古典教师，带着那些年幼无知的孩子在古代人的生活及其文化中东碰西撞，根本不可能产生对于古代事物的一种应有的敬重感和敬畏感，反而会产生一种对古代事物的敌视和反感，一种由于过于熟悉而产生的几乎不可磨灭的巨大的反感。这些古典教师在把自己的狂妄无知传递给了学生的同时，还传给了他们一种怀疑，使他们觉得古典教育对于人生发展毫无裨益。带着这样一种怀疑、敌视和反感进入大学的德国优秀青年们，不可能从大学教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追求卓越的志趣和能力，只能自甘平庸。

（三）德国大学：精神本能枯萎的温室

尼采认为，德国精神不仅变得越来越粗鄙和浅薄，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在精神方面德国原有的严肃、深沉、热情，都正变得每况愈下。在他看来，德国大学应在很大程度上为德国精神的没落负责，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枯萎生命本能的温室。

尽管尼采1879年对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但他一直不断地通过阅读大学的出版物，来了解德国大学的情况。根据他对德国大学的了解，他认为，德国大学中的学者们在精神方面已经变得极为荒芜、自满和冷淡，彻底变成了科学的奴隶，完全丧失了精神的自由。

1。科学的非精神化窒息精神本能

自从1873年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首次将戴维·施特劳斯称为“教育俗物”，并明确反对狭隘的知识庸人以来，尼采一直致力于揭露科学活动的非精神化影响。在他看来，科学巨大的势力及其在大学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得每位个人都被迫接受一种严酷的“希洛人制”，即科学奴隶制。这种科学奴隶制，在将每一个人都变了科学的奴隶的同时，戕害了人的精神自由，使精神缺乏深沉和热情，变得浅薄和冷淡。

由于大学受到科学活动的非精神化的严重影响，因此，那些具有完满、丰富、深沉之天性的学生，就再也不能找到适合于他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再也不能找到适合于他们的教育者。在尼采看来，科学的强势发展导致了碎片式的人性论的泛滥，培养出了大批没有文化的、自负的“单面人”，从而加速了高级文化没落。“我们的文化遭受的苦难，莫过于自负的游手好闲者和零碎不全的人性论的泛滥；我们的大学，违逆意愿地是这类让精神之本能变得枯萎的真正的温室。整个欧洲已经对此有所了解——大政治骗不了任何人……德国越来越被视为欧洲的平淡乏味之地。”[[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1。]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由一个培育自由精神的温室变成了一个枯萎精神本能的温室。

2。教育政治化和康德哲学侵蚀精神本能

在尼采看来，教育政治化和康德哲学是德国大学中侵蚀精神本能的又一股重要力量。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借助博士口试中的问答对话，对德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强烈政治化倾向以及康德哲学的不良影响进行了揭露和嘲讽。

出自一次博士考试。——“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弄成机器。——“其方法是什么？”——他得学习让自己感到无聊。“怎样做到这点？”——通过责任的概念。“谁是他这方面的模范？”——那个语文学家：他教人死记硬背。“谁是完美之人？”——国家官员。“哪一种哲学为国家官员给出最高级的公式？”——康德的：国家官员作为自在之物被任命为法官，审判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3。]

尼采认为，德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人训练成为服务于帝国政治的一台高效的机器，甚至训练成一台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借助于康德哲学中的责任概念。康德将责任理解为人在没有外界奖惩的情况下的一种自由行为，是一种善良意志自身的条件。在康德的责任概念中个人倾向和意志被彻底排除，责任完全被理解为人的一种被感召状态。

在尼采看来，德国高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去利用人，并且尽可能地使人接近于准确无误的机器。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必须将人用机器的德性武装起来，即必须教人学会把机器般有用地劳作的状态感受为最高价值的状态。而德国大学正是通过对康德哲学中的责任概念的利用，实现其将人变成机器的教育目的。在德国大学中，服务于帝国被宣传成为一种神圣而崇高的责任和义务，成为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教育目的，像语文学家一样的教师们，通过他们机械、单调、无聊、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教学生学会对学习和自己感到无聊。久而久之，这种教育将会导致精神本能的枯萎。

通过对于“完美之人”的考问和对答的描述，尼采对康德哲学进行了更为辛辣的嘲讽。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自在之物”与“现象”进行了区分，而尼采则将这一区分用到了嘲讽德国对完美之人的培养上。康德哲学为国家官员给出了最高级的公式：具有想象的可能性的、绝对完美的国家官员，（也即“作为自在之物的国家官员”）作为法官，来审判相对不完美的现实中的国家官员（也即“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在尼采看来，这其实不过是想让作为自在之物的国家官员发挥典范的作用，来培养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试图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三大“麻醉剂”扼杀精神本能

尼采认为，除了科学活动的非精神化、教育政治化以及康德哲学对德国大学的影响之外，还有三大“麻醉剂”在德国大学中肆虐，侵蚀着德国精神。尼采这里所说的三大“麻醉剂”指的是酒精、基督教和德国音乐。

没有一个地方像在这里一样，欧洲的两大麻醉剂，酒精和基督教，如此堕落地被滥用。近来甚至有第三样东西加入，单凭它，精神那所有精妙果敢的灵活性就能被扼杀。这就是音乐，我们那受梗阻的和起梗阻效应的德国音乐。[[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9。]

在尼采看来，酒精和基督教作为流行于整个欧洲的两大麻醉剂，近千年来一直更加疯狂地肆虐于德国。在德国大学中，大学生社团中酒癖泛滥成风。啤酒，这个“妩媚的褐色美人”，造成了德国青年精神的慢性堕落，在他们身上根本感受不到精神性的第一本能，即精神的自我保存本能。尼采认为，德国的第一个无神论者戴维·施特劳斯就是因酒癖而堕落成了“啤酒店福音”和“新信仰”的作者的。

其实，尼采本人从儿童时代就已经有了饮酒的经历，后来由于年轻男人的虚荣心作祟以及对葡萄酒的误解，还逐渐形成了饮酒的“恶习”。然而，人到中年的尼采对于酒精没有任何好感，尤其是晚年的他更是不时地强调自己“决不喝酒”，因为喝酒容易导致情绪的败坏和精神的堕落，容易将生活搞成一片“苦海”。

酒精对我有害，一天一杯葡萄酒或者啤酒就完全足以像叔本华那样把我的生活搞成“苦海”，这一点我也明白得稍稍迟了些，——其实我从儿童时代起就有所经历了。毛头小伙子时，我相信喝酒和抽烟一样一开始只是青年男子的[虚荣、吹嘘]，后来就成了一种恶习。也许这也要归咎于瑙姆堡的葡萄酒。——相信葡萄酒令人开心，为此我或许必须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可以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荒谬。十分稀奇的是，通过强烈稀释了的、哪怕那么小罐头的酒，会造成一种极端的情绪败坏，这时候，我几乎对烈酒麻木不仁。而在喝水手型的格罗格酒时，人们至少会把我弄翻。……可后来，人到中年，我决定越来越严格地反对一切“含酒精的”饮料了。[[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07-1408。]

在尼采看来，德国音乐的“美好的旧时代”在莫扎特那里就已经歌唱完毕，逐渐逝去了。贝多芬是一个在不断破碎的、旧的、软弱的心灵和一个终归要到来的太年轻的心灵之间的事件，在他的音乐中闪烁着永恒的丧失和永恒的奢望的微光。如果说莫扎特是欧洲音乐传统的伟大兴趣和风格的尾声，那么贝多芬就是这个风格转变和断裂的尾声，之后的德国音乐就都属于浪漫派了。浪漫派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是第二流的，只会在剧院和群众面前受到认真对待。由于舒曼陶醉于安静的抒情诗和情感嗜好，德国音乐遭到了最危险的威胁。从此，德国音乐不再是欧洲灵魂的呼声，而下降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事件。

如前所述，尼采对基督教对于精神本能的扼杀作用也有过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