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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高等教育批判（第1页）

一、德国高等教育批判

与早期欧洲自然形成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不同，德国大学是各德意志城邦意志的产物。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自发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具有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各项传统。与之相比，德国大学产生较晚，并从一开始便处于国家意志的掌控下。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德意志帝国，中央权力较为孱弱，实力雄厚的各地方诸侯们往往出于政治统治和控制臣民的思想意识，以及炫耀自己实力的目的，纷纷建立自己的大学。

到了18世纪，新兴的君主制邦国出于统一国家，强化臣民思想控制的需要，更是不断将大学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大学原有的许多传统自治权利更是丧失殆尽，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大学的教育教学、人事财政等各个方面，使得大学完全成为了政府的附庸。此时，德国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培养具有各种实用知识的官吏，被称为培养“国家臣仆的学校”。

进入19世纪以后，德国大学受制于国家的特征也没有根本改观。1807年，第一次普法战争失败后，普鲁士一半以上的国土被法国割去，法军进驻首都柏林。由于战败、割地等原因，普鲁士丧失了包括著名的哈勒大学在内的七所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国王决定接受哈勒大学校长的建议，在柏林重建大学，当时提出重建大学的主要理由就是：“国家必须用脑力来补偿在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德国建立后来闻名于世的柏林大学的初衷，就是让它为普鲁士的复兴以及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服务。

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包括德国大学在内的德国教育基本上完成了国家赋予它们的使命。当第二次普法战争胜利后，普鲁士元帅毛奇曾经自豪地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在德国人都在为自己的特有教育体制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时，尼采却对德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和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提出了猛烈的攻击和批判。

（一）德国高等教育的迷失

尼采认为，德国的高等教育受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和职业主义的侵蚀，已经丧失了其根本目的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需的手段。在尼采看来，德国高等教育将“德意志帝国”作为目标，在丧失了教育和教养这一根本目的的同时，也丧失了以教育家作为高等教育目的的手段的可能性。他指出，“在德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教育，教养是目的自身——而不是‘帝国’——，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教育家——不是文理中学教师和大学学者——可人们忘了这点……”[[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4。]

在《权力意志》中，尼采用他那特有的文风描绘了迷失目的和手段后的德国高等教育的种种乱象。

学会忍受这种无聊、单调，而且不光是忍受，也要学会看到这种无聊为某种更高的刺激所围绕：这就是迄今为止所有高等教育事业的任务。学会某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且就在其中，在这种“客观的”活动中感受到自己的“义务”；学会把欲望与义务相互区分开来加以估价——这就是高等教育事业不可估量的使命和成就。因此，迄今为止的语文学家自在地都是教育家，因为他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迈向卓越的单调活动的典范：以他为旗帜，青少年学会了“死记硬背”，这乃是他们将来机械地、优异地完成义务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作为国家官员、丈夫、办公文秘、报纸读者和战士）。[[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26。]

如上所述，在尼采看来，德国高等教育的迷失既体现在教育目的方面也体现在教育手段方面。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高等教育目的方面，德国已经放弃了教育和教养的根本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利益”。德意志帝国所主张和宣传的“德国！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思想正是导致高等教育目的迷失的根本原因。随着教育目的由“教育和教养”转移到“帝国利益”，德国高等教育的使命和任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高等教育的任务变为教会学生为了帝国利益，忍受各种单调无聊的训练；教会学生压制个人的主观欲望，以完成各种职责和义务。

在尼采看来，丧失教育和教养目的的所谓德国“高等学校”事实上做到的，根本不是进行“高等的教育”，而只是在进行一种“残忍的训练”，是为了以最少的时间支出，让大批青年男子能够最好地被使用，能够被利用来服务于国家。

其次，在高等教育手段方面，德国缺乏那种自我培育而成的教育家，取而代之的是文理中学教师和大学学者。德国高等教育在手段方面的迷失是其目的迷失的必然结果。一个以帝国利益为根本目的，以职业和技能训练为主要任务的高等教育，必然要任用那些缺乏独立思想、方法机械简单的人作为教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戏谑地称，“迄今为止的语文学家自在地都是教育家”。这是因为，语文学家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迈向卓越的单调活动的典范，他们做教师肯定能够成功地教会学生学会死记硬背、机械呆板，以便为学生们将来机械地、优异地完成各项义务打下扎实的基础，从而高效地、出色地完成高等教育的任务。

在尼采看来，缺乏有思想的教育家这一教育的首要前提，是导致德国高等教育和德国文化的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符合尼采高等教育观所需的教育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他们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产生呢？尼采认为，高等教育所急需的教育家应该是深思熟虑的、高贵的思想家，而不是目前在德国文理中学和大学中作为“高级保姆”展示给青年人的那些“博学的粗汉们”。那些“粗汉”只会通过死记硬背的训练，将学生训练为一个毫无个性和创造力的，只知道机械地、优异地扮演国家官员、丈夫、办公文秘、报纸读者或战士等角色的人。与之相反，作为高等教育家的高贵的思想家会时时通过他们的言语或者沉默表现出一种成熟的、甜美的文化，从而帮助受教育者发现自我，丰富和提升他们的生命力。

尼采认为，德国高等教育急需的这种高贵的思想家只能通过自我培育而成。为什么不能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呢？尼采之所以坚持教育家应该由自我培育而成，既与他对德国教育的成见有关，也与他的基本哲学主张有关。一方面，尼采对德国教育极为失望，不信任它能够培养出具有独立思想并能深思熟虑的高贵的思想家。另一方面，尼采基于权力意志的哲学思想主张人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动物，人的自我完成最终只能依靠自己，即所谓“自己造就自己”。因此，尼采特别强调人的自我教育，如前所述，他甚至主张教师的使命就是让自己变得多余。

总之，尼采极力反对德国高等教育在目的和使命方面的双重迷失，反对为了帝国利益，而将训练学生成为机械地完成各种外在义务的缺乏独立自我和鲜活生命力的“义务人”。在他看来，完成这样一个目的和任务的德国高等教育必然是单调和无聊的，为了让学生学会忍受这种单调和无聊，它们就会将其与某种“高尚的”义务相联系，学会把欲望与义务相互区分开来加以估价，并让一些极其单调乏味的所谓“学者”作为教育者。在尼采看来，这就是当时德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而改变这一现状的措施之一就是要重新恢复高等教育的教育和教养目的，任用真正的思想家作为教师，并以其作为手段实现高等教育的这一根本目的。

（二）以平庸为准绳的德国高等教育

尼采认为，德国高等教育丧失了教育和教养的高贵目的，变成了职业养成所，处处盛行着一种不体面的匆忙。古典教育的彻底失败在使青年人青春虚度的同时，也进一步地加剧了德国大学的平庸化。

1。高等教育盛行一种不体面的匆忙

尼采对以职业训练为主要目标，忽视自由教育的德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认为这种高等教育放弃了对更高类型的人的培养，从而导致高等教育蜕变成了职业养成所，并最终导致了“高级文化”的没落。

在今日德国，无人再具有给予他的孩子们一种高贵的教育的自由：我们的“高等的”学校，及其教师，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全部以最暧昧的平庸作为准绳。到处盛行着一种不体面的匆忙，似乎一个23岁的年轻人倘若尚未“结束”，对于诸如“什么职业”那样的“主要问题”尚无答案，就是耽误了什么。——恕我直言，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自己负有使命……他有时间，他不慌不忙，他根本不考虑“结束”，——在高级文化的含义上，30岁的人是个初学者，是个孩子。[[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6。]

可以看出，尼采的高等教育观是一种传统人文主义的自由教育观。在他看来，高等教育以职业为导向，只能导致高等教育的教师和受教育对象的选拔降低标准，导致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以平庸为标准，否则，就会有大量的受教育者不能按时完成学业。

在尼采的眼里，高等教育完全应该是一种精英的闲暇教育，应该坚持高标准的选拔和教育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其“高等的”本性。对于这样的高等教育而言，23岁就匆忙地结束学业去从事某种具体职业，实在是委实太早。在他的高等教育理念下，30岁的人还只是一个初学者，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孩子，根本不能急于就业，而应继续留在高校里，在高级文化的长河中从容地自由徜徉。

2。古典教育违背了教育的最高原则

尼采认为，德国高等教育的平庸性不仅体现在其明显的职业养成取向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古典教育的彻底失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