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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特权的高等教育（第1页）

二、作为特权的高等教育

尼采对德国军事特权为了满足德意志帝国称霸欧洲的雄心，强行提高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推进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大众化的做法极其反感。他认为，“高等教育”和“普及”——这从逻辑上就是相互矛盾的。

“高等教育”和大批——这从一开始就相互抵牾。每一种高等的教育仅属特殊：一个人必须特权化，才能享有这样一种高级的特权。所有伟大的，所有美好的事物，从来不是公共财产：美属于少数人。——什么决定了德国文化的没落？“高等的教育”不再拥有优先权——“普及的”，平庸化的“教育”的民主主义……[[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5。]

在尼采看来，每一种“高等的”事物都是少数的、罕见的，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中的高等者，也必然是少数的、特殊的。因此，每一种高等的教育仅属特殊，一个人必须被特权化，才能享有这样的一种高级的特权。与之相反，大众却是意味着多数和平庸，高等教育大众化只会改变大学的精英性质和特权性质，导致大学的没落和平庸，导致德国文化的衰落。

（一）高等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

尼采认为，所有伟大的人物和美好的事物，永远只是少数，从来就不是什么公共财产。在他看来，高等教育作为美好事物，只应该属于少数人，享受高等教育是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的特权。

在很大程度上，尼采将德国文化没落的原因归咎于德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在他看来，正是教育的普及导致了德国文化的没落，使素有“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之美誉的德意志人厌倦了思想。他认为，普及化就是平庸化。教育的民主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德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使得“高等的”教育不再拥有优先权。在德国，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考虑，死板地强求高等学校的过高入学率，除了直接导致了这些学校的没落之外，还会进一步导致德国文化的没落，使得德国人没有了精神和思想，德国哲学开始走向终结。

对人迁就凑合，热情好客：此乃大度的行为，但并不高贵。在许多遮掩的窗户和锁闭的店铺上，人们却能够认识一些高贵好客的心灵：因为他们起码空出了最佳的房间，他们期待着来客，不必迁就凑合的来客……[[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72-673。]

那么，怎样才能重新振兴德国文化，使德国这个思想家的民族重新喜欢思想呢？在尼采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恢复高等教育作为美好事物的本性，让它重新成为少数出类拔萃者所享受的特权。尼采这里所说的这些惟一有权享受高等教育的特权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物呢？

在人类底层的乌烟瘴气之上，存在着一种更高级的、更光明的人类，后者在数量上看是十分微小的——因为按其本质来讲，一切出类拔萃者都是稀罕的——：有人属于这种人类，并不是因为他比底层的人们更有天赋，或者更有美德，或者更有英雄气概，或者更可爱些，而是因为他更冷酷、更光明、更有远见、更孤独，是因为他忍受着孤寂，偏爱孤寂，要求孤寂，把孤寂当作幸福、特权，其实就是把它当作此在之条件，是因为他生活在乌云雷电以及狂风暴雨之中，但同样也生活在阳光、雨露、雪花以及必然地来自高空以及——如果它是运动的——永远只在自上而下的方向上运动的一切之中。向着高空的野心并不是我们的野心。——对我们来说，英雄、殉道者、天才和狂热者还不够平静、忍耐、精细、冷静、从容。[[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7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尼采反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提倡一种精英型的高等教育。在尼采看来，高等教育应该是针对那些出类拔萃者的特权事物。这些出类拔萃者比庸众更加冷酷、更加光明、更有远见、更加孤独，他们是一种更加高级的人的种类。高等教育主要职能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忍受孤独，偏爱孤独，将孤独作为砥砺自己意志的特有手段来使用，将孤独看作醉人的佳酿来品尝。

（二）大学应独立于国家和公共舆论之外

尼采认为，国家从来就不关心真理，它只关心如何通过大学来教育顺从的和有用的国家公民。除了受制于国家之外，德国大学还特别受到公共舆论的左右和控制，从而丧失了大学之所是。为了恢复大学之本真，尼采强调大学应该独立于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共舆论之外。

1。大学应独立于国家之外

在尼采看来，将大学置于国家的直接管理和干预之下，既不利于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德国文化的振兴。相反，这样做只会导致大学充满平庸气息，导致德国思想的没落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他认为，“国家从不关心真理，而是只关心对它有用的真理，更精确一点说，在根本上关心一切对它有用的东西，无论这是真理、半真理，还是谬误。”[[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M]。李秋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35。]“除了通过大学来教育顺从的和有用的国家公民之外，国家对于大学不可能有别的兴趣。”[[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M]。李秋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36。]

随着德意志帝国在政治和军事的不断强大，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德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伟大时代必定会到来。与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和认识不同，尼采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强大只能对于德国文化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在他看来，权力使人愚蠢，文化的发展并不与国家权力的发展同步。文化的伟大时代即是政治的没落时代，反之亦然。

获得权力，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以前有人称他们为思想家的民族：他们今天真的还有思想吗？——德国人现在厌倦了精神，德国人现在不信任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所有严肃——“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我担心，这已是德国哲学的终结。……“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在外国有人这么问我。我面红耳赤，但带着就是在绝望中也拥有的勇气回答：“有，俾斯麦！”能允许我承认，今天人们在读什么书吗？……该死的平庸本能！[[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8。]

尼采认为，德国的哲学教育根本不是为哲学而教育，而是为一种哲学考试而教育。这样的哲学教育只能使人离开哲学，使大学哲学受到一种普遍的蔑视和怀疑。大学哲学教育失败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在于贫乏的一代统治着大学讲台，实质上却是国家对于大学和哲学教育进行控制的结果。在尼采看来，国家在根本上害怕哲学。为了拉拢更多的哲学家，国家将哲学家雇用和豢养在大学里，并给予他们种种惠顾。国家在大学中为哲学家分派教席，迫使他们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人群中间居留，并从事规定的教学活动。这就阉割了哲学家的思维，使其至多只能够成为一个能干的语言文献学家、古董鉴赏家、语言行家、历史学家、过去思想的博学鉴赏家，但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

通常哲学家在自己的时代里都是偶然出现的，哲学天才在我们的时代里产生必须具备如下条件：“自由的男子汉性格、对人的及早认识、没有博学的教育、没有爱国主义的紧箍咒、没有谋求面包的强制、没有与国家的关系——简而言之，自由，还是自由”。[[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M]。李秋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23。]因此，尼采主张大学和哲学都应该独立于国家之外。

2。大学不应惧怕公共舆论

尼采认为，人们都是胆怯的，都把自己隐藏在风俗和意见之下。事实上，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永远不能再出现的过程的结果。但是，出于对习俗和公共舆论的恐惧，人们都有意识地将这一认识隐藏起来，只会像群畜一样思维和行动，人云亦云、遮遮掩掩，不敢以自己作为一个独特性奇迹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同样，在尼采看来，德国的大学也是胆怯的，具体表现为小的大学惧怕大的大学，而大的大学则惧怕公共舆论。他认为，在德国，大学精神开始与时代精神混同，大学教育纯粹是一种公共舆论的反应器。

第一次（1873年）攻击的目标乃是德国的教育，当时我就对它报以无情嘲弄的一撇了。因为它毫无意义、无实体、无目的：是一种纯粹的所谓“公共舆论”。假如以德国人的武功证明这种教育有一定成绩，或者，证明德国人战胜了法国，那就没有比这更坏的误解了……[[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6。]

尼采对德国大学攻击的重点放在了它的“公共舆论”特性上。在尼采看来，德国大学是一种表现为“三无”（即无意义、无实体、无目的）的纯粹“公共舆论”。德国大学没有自己明确目的，没有自己的特定个性，是随公共舆论左右摇摆的墙头草，丧失了大学之所是。原本应该引领时代精神的大学，现在只能被动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时代的大潮中随波逐流。

早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尼采就对德国教育发起了无情的攻击。当时，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德国战胜法国表明了他们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优越性。尼采对此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够得胜，并不是文化的结果，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德国的教育和文化并不比法国更加高级和优越。他对德国教育的攻击真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激起了强烈的反应。用尼采的话来讲，他揭开了这个民族的伤疤。除了几位老先生，出于某种复杂的、无法言明的原因，坚决地站在尼采一边之外，大多数人极力反对他的观点，尤其是戴维·斯特劳斯的朋友们，因为尼采嘲笑这些人是温和的德国教育俗物的典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过的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主张教育独立论，认为教育应该独立于政党和宗教之外，并提出了教育家办学的思想。

（三）大学应教育青年人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

尼采认为，生命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生命的意义要靠我们自己赋予。但是，许多德国出身高贵的青年人却不懂得赋予自己的生命意义，由于他们的生命缺乏意义和目标，因此他们往往会随便捡起某种“意义”来作为自己生命的目标。

在尼采看来，作为少数人的特权的大学，有责任教育这些高贵的年青人学会为自己的生命赋予目标、价值和意义。

今天，我们不难见到那些出身高贵的青年男子消失在完全模棱两可的运动中：他们长期不懂得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任何意义，——最后，在他们那里，某一种意义就成为一种几乎暴虐的需要。说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种偶然性：他们沦为某个具有某种“意义”的派别，而从根本上说，不仅他们的趣味反对这种“意义”，而且他们的嗅觉也对这种“意义”提出了抗议，——[[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