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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第2页）

在尼采看来，道德教育应该怎样逐步缩小道德王国的疆域呢？

1。不要滥用禁止的权力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防止滥用禁止的权力，遏制禁令负面作用的发挥，是逐步缩小道德王国疆域的有效措施之一。

尼采认为，禁令对于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培育往往会起到极大的坏作用。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滥用禁止的权力，往往会在被禁止者即受教育者那里激起一种恐惧，产生出“坏良心”。在禁止的压力下，受禁止者可能对某物产生强烈的欲望，但又意识到这种欲望得到满足的危险性，因此不得不采取秘密行动、偷偷摸摸、小心谨慎。因此，每一种禁令都会在那些不愿屈从，而只是被逼屈从的人那里导致性格变坏。

在尼采看来，一个用禁令培养出来的一个“有德性之人”不够高贵，乃是属于一个较低贱的种类，原因在于他并非“有格之人”。这种所谓的“有德之人”，是依照一个一劳永逸地确立的人的模式存在的，并由此获得自己的价值，因此他只是一个复制品，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

滥用禁止的权力，实质上是道德论者拓展道德的疆域，以道德压制人性、诋毁生命的惯用手法。因此，为了培养具有独立价值的“有格之人”，必须防止道德教育过程中的禁令滥用行为。

2。不要根据某种道德跟人讲话

通过道德教育逐步缩小道德王国疆域，还应注意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尽量不要依据某种道德跟人讲话。

尼采认为，根本不存在基督教所讲的那种永恒的、一成不变的道德，根本就不没有康德所谓的“自在的道德性”或“理想的人”。因此，他反对道德教育者依据某种道德来教育和规范受教育者，反对这种试图使人变得“更善”的道德教育。

与之相反，为了逐步缩小道德的领域，他主张道德教育首先要使人明白，“灵魂的伟大性质丝毫不具有任何浪漫主义的东西。而且很遗憾，甚至也毫无可爱之处！”[[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67。]其次，要通过一种身体和精神方面的严格的风纪训练，创造一种必需有强壮的人的状态，这种人本身将需要并因而将拥有一种使人变得更强壮的道德。这种道德就是超越善恶的道德，或者说是善恶之彼岸的道德。

3。不应当用惩罚来表示轻蔑

尼采将惩罚概念归结为对起义的镇压，是社会针对被镇压者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他反对人们用惩罚来表示轻蔑，因为罪犯也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是一个敢于拿自己的生命、荣誉、自由冒险的人。因此，应该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同样，他也反对人们把惩罚看作一种赎罪或者清算，因为罪与罚之间不存在什么交换关系。他认为，惩罚并不净化什么，因为犯罪并没有弄脏什么。

尼采对于惩罚的态度是与他关于犯罪和罪犯的认识相关的。在他看来，犯罪乃是一种反抗社会制度的起义，罪犯则是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起义者。

犯罪归于以下概念：“反抗社会制度的起义”。人们并不“惩罚”一个起义者：人们压迫他。一个起义者可能是一个可怜可鄙的人：就本身而言，一种起义是无可蔑视的——而且，就我们的社会种类来说，起义本来还不至于贬低一个人的价值。在某些情形下，人们或者得尊重这样一个起义者，因为他们感受到我们社会中某些必须用战争来对付的东西：这时候，他把我们从瞌睡中唤醒。[[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49。]

基于上述观点，尼采警告人们不要根据个别行为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用惩罚来轻蔑和鄙视罪犯，不应该封死罪犯与社会和解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罪犯隶属于罪犯种族，那么人们就应当在他有敌对行为之前就对他作战，将他彻底制服。尼采还提醒人们不应当把罪犯的恶劣举止算作他的缺陷，更不应当把他低下的智力状态算作他的缺陷。罪犯之所以犯罪往往是由他所不能自觉意识到的反叛本能、失势的积恨引发的，然而，即便是罪犯本人也往往会误读他的犯罪动机，并因受到恐惧和失败的压力而诽谤和蔑视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人从来都没有犯罪的意图和行为呢？尼采认为，这只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些相应的有利环境。如果我们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那么，这说明了我们价值中的什么呢？我们的价值会缩减吗？尼采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他看来，并不是人人都有胆量和能力犯罪的。相反，几乎在所有犯罪中，同时都表现出一个男子汉不可或缺的特质。他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那些在西伯利亚教养所里的囚犯构成了俄罗斯民族中最坚强和最可宝贵的部分，这是不无道理的。在尼采看来，文艺复兴时期其实就是罪犯发迹的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罪犯们都发迹了，而且获得了其独特的德性——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性，即摆脱了道德的德性。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为了逐步缩小道德王国的疆域，在道德教育中教育者只能把这样一些无法蔑视的人往高处去提升，而不能通过表示蔑视的惩罚来贬低他们，因为道德的蔑视乃是一种比任何犯罪都更严重的侮辱和危害。

（三）恢复道德的自然化

尼采认为，道德的“非自然化”或“理想化”建立在对自然的人化，即根据我们人来解释自然的基础上。道德的“非自然化”的过程和步骤包括将道德视为通向个体幸福的道路，视为认识的后果，视为绝对命令，视为通向神圣化的道路，等等。通过这些过程和步骤，道德逐步实现了对生命意志的否定以及对生命的敌视。与道德的“非自然化”相反，尼采主张道德教育要将恢复道德的自然化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教会人们用自然命令代替绝对命令。那么，什么是尼采所谓的“自然”呢？他所谓的“自然的教育”又是怎样的呢？

1。自然是非道德的

与卢梭将自然视为公正的源泉相反，尼采认为自然是非道德的。为了说明自然的非道德性，尼采借助于分析1760年前后卢梭与伏尔泰之间就文明问题展开的斗争，将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观与伏尔泰的自然观进行了对比。

在卢梭看来，智慧而善良的上帝是自然的原因，因此自然是善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人的堕落”呢？换句话说，谁应该对“人的堕落”负责呢？卢梭认为，只有人才是导致人堕落的原因，具体而言就是那些暴君们、**者们、统治阶层，因此人们必须将他们消灭掉。

与之相反，在伏尔泰看来，自然状态是可怕的，人是猛兽，人类的文明是一次空前的战胜这种猛兽本性的胜利。伏尔泰对人类的文明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他感觉到了文明状态的减弱、精美、精神快乐；他蔑视头脑狭隘，蔑视禁欲主义者和僧侣的不够精致。

在卢梭看来，人对自然的接近程度是衡量人自身完善的尺度。相反，在伏尔泰看来，人对自然的疏远是衡量人自身完善的尺度。同一个时代，对伏尔泰来说是进步、人道的时代，而对卢梭来说就是不公和不平等的恶化时代。为什么卢梭与伏尔泰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同一个时代看法迥异，并在1760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呢？

尼采认为，卢梭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病人，一个病人精神错乱的时期也就是他蔑视人类的时期，以及他怀疑的时期。卢梭需要一个上帝，才能诅咒社会和文明。卢梭的逻辑是，由于上帝创造了万物，因此万物必定本身就是善的，惟有人才使人堕落了。这样，原本只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的概念——作为自然人的“善人”，就得到了上帝的庇护，成了有根有据的了。同样，卢梭的浪漫主义建基于情感、**、“善性自然”，是一种病人的怨恨，它以庸众的怨恨作为法官，表达弱者荒唐的虚荣。然而，卢梭的浪漫主义却以其疯狂魅力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一百年以来，人们在政治上都把一位病人当作领袖”。[[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13。]

在尼采看来，与卢梭相反，伏尔泰却是异乎寻常地健康而轻松。伏尔泰是在文艺复兴意义上理解人性的，也是在文艺复兴意义上理解德性（作为“高等文化”）的。如果说卢梭是在为庸众的怨恨而战斗，为无节制的虚荣和自我蔑视而战斗，那么伏尔泰是在为诚实的人和有教养的人的事业而战斗，为趣味、科学、艺术事业而战斗，为进步本身和文明事业而战斗。

反对卢梭：遗憾的是，人再也不是十分恶了；卢梭的对手们说：“人是猛兽”，很遗憾他们讲得不对。该诅咒的并不是人的堕落，而是人的柔弱化和道德化；卢梭最强烈地反对的领域，恰恰包含着相对来讲还强大的和有良好教养的一类人（——这类人还没有削弱伟大的情绪，即权力意志、享受意志、发号施令的意志和能力）。人们必须比较一下十八世纪的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也包括十七世纪的法国人），才能体会到关键之所在：卢梭乃是自我蔑视和狂热虚荣的一个征兆——这是两个标志，表明他缺乏主导性意志：他进行道德说教，并且作为怨恨者在统治阶层中寻找自己的可怜处境的原因。[[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82-483。]

针对卢梭与伏尔泰之争，尼采认为，卢梭是自我蔑视和狂热虚荣的一个征兆，他由于缺乏主导性意志，而进行道德说教，并且作为怨恨者在统治阶层中寻找自己的可怜处境的原因。卢梭浪漫主义自然观只能导致那些拥有权力意志的强者的柔弱化和道德化。

尼采反对卢梭的善性“自然”，反对他的“善人”，反对他对情感的统治地位的信仰，反对他对人的娇弱化、虚弱化和道德化。与卢梭相反，尼采的道德教育要教人会变得“更自然”，即更深刻、更多疑、“更不道德”、更强大、更自信。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进步”、真正的“善”。事实上，每一种“进步”都包含着一种重新解释，即把强化了的因素重新解释为“善”。

道德教育要恢复道德的自然化，就要教会人们将看似永恒的、自在的、超自然的道德价值重新进行估价，将其归结自然的“非道德性”或“功利性”。

道德主义的自然论：把表面上不受约束的、超自然的道德价值归结为它的“自然”：也即归结为自然的非道德性，归结为自然的“功利性”等等。

我可以把此类考察的倾向称为道德自：我的任务在于，把表面上不受约束的和变得非自然的道德价值置回到它们的“自然”之中——亦即置回到它们的自然的“非道德性”之中。[[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35-436。]

道德教育要恢复道德的自然化，就要教会人们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爱好和反感，不要根据道德的色彩盆来给它们涂脂抹粉，也不再把自己的困境解释为“与上帝和魔鬼的斗争”，而应对这一切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甚至也应给自己必须与之斗争的东西以一种正当的权利。

2。重建文艺复兴式的德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