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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人的典范 拿破仑和歌德（第1页）

四、超人的典范：拿破仑和歌德

在尼采看来，拿破仑、歌德之类的人物都是超人，是伟大的男人。伟大的男人如同伟大的时代一样，都是一种聚集着巨大能量的爆炸性材料。

（一）拿破仑

尼采认为，拿破仑是他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是一个出生太晚、生不逢时的人。拿破仑也是一个最最高级的人，在他身上更高的和可怕的人的必然一体性得到了把握。

1。拿破仑是时代最孤独的人

与黑格尔将伟大归为时代精神不同，尼采以拿破仑为例指出，超人的产生与环境、时代、“时代精神”、“公众舆论”没有任何相干。在他看来，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革命前的法国，既可以产生同拿破仑格格不入的类型，但却也产生了拿破仑。拿破仑是时代的另类，是一种比法国蒸汽文明和戏剧文明更强大、更久远、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人，所以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统治者。因此，尼采认为，“伟大的人物是必然的，产生他们的时代是偶然的；他们几乎总是成为时代的主人，究其原因，他们更强大，更古老，身上积聚的东西更久远。”[[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9。]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在尼采看来，包括拿破仑在内的超人并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而是他那个时代的统治者和主人，是新的时代精神的创造者。超人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反映和体现时代精神，而是创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

拿破仑的出现犹如指出另外一条道路的最后一块路标，他是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是出生太晚、生不逢时的人。高贵理想问题已经化作拿破仑的肉身。人们或许应当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拿破仑，这个非人和超人的问题……[[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M]。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32-33。]

尼采认为，在迄今为止仍在进行的、长达千余年的“好与坏”、“善与恶”两种对立的价值观战斗中，“善与恶”的价值观长期以来占据了上风。尼采将这场意义重大的战斗称为“罗马人反对犹太人，犹太人反对罗马人”的战斗。罗马人认为，犹太人传播了对全人类的仇恨，是违反本性的民族，是反常的怪物。相反，犹太人则认为，罗马人给全人类带来了恐惧，是可怕的民族，是野蛮的民族。

毫无疑问的是，就现在而来，犹太人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罗马人被打败了。从历史上看，尽管文艺复兴时期，古罗马人所代表的古典主义理想和高贵的价值观有过短暂的复兴，但是，不久就被宗教改革运动所扑灭，犹太人再次获胜。随后的法国革命是犹太人对古典理想取得的一次意义最为深刻和重大的胜利。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古典理想以罕见的壮观复活了——拿破仑出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认为，拿破仑是通往罗马人和古典理想的最后一块路标，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是他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

2。拿破仑是最最高级的人

在尼采看来，尽管拿破仑生不逢时、孤独痛苦，但他却是一个超人，一个最最高级的人，因为在他身上至善与至恶浑然一体、和谐统一，成为一个强大健康的整体。

拿破仑：更高的和可怕的人的必然一体性得到了把握。“男人”得到了恢复；而女人重又从蔑视和恐惧中赢得了应有的赞许。“总体性”作为健康和最高的积极性；行动中的直线、伟大风格被重新发现了；最强大的本能，生命本身的本能，即统治欲，得到了肯定。[[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22。]

尼采将“总体性”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强大与健康的标准。在他看来，一个能够忍受和利用自己身上最可怕、最强大的情绪和欲望，而又不被其毁灭的人，是最伟大的人，是超人。他从拿破仑身上就重新发现了伟大的风格，发现了生命本身的本能，也是最为强大的本能，即统治欲。

在尼采看来，随着生物等级的不断上升，伪装之术也随之增长。无机界几乎没有伪装存在，但从植物开始就已经精于此道了。因此，那些最最高级的人诸如凯撒和拿破仑，那些高级的种族诸如意大利人和希腊人，都是诡计多端者；而诡计多端则属于人类提高过程的本质。司汤达在《拿破仑传》的序言中写道“我心中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信念，那就是：一切权贵说话时都在撒谎，写作时更是如此”。[[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86。]荷马在《荷马史诗》中也多次描写了“神一样的”奥德修斯的狡诈与诡计。

（二）歌德

在尼采看来，亨德尔、莱布尼兹、歌德、俾斯麦都是“德意志强大种类”的典型代表，因为这些人都能毫无疑虑地生活在种种对立和矛盾之中，保证了自身的总体性，也为自己保留了自由。在这些人中间，尼采对歌德似乎更加情有独钟。他曾经指出，歌德是让他肃然起敬的最后一个德国人。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

1。歌德是一个欧洲事件

尼采最佩服歌德的就是他试图尝试通过重归自然，来克服十八世纪，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质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尼采认为，与叔本华、黑格尔、海因里希·海涅一样，歌德也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因为他试图进行一个了不起的尝试，即试图克服十八世纪，尝试来自这个世纪方面的一种自我克服。

尼采曾对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三个世纪的典型特征和代表人物归纳如下：十七世纪以笛卡尔为代表，以贵族主义为典型特征，是理性统治的世纪，是意志刚强的世纪，也是**澎湃的世纪；十八世纪以卢梭为代表，以女权主义为典型特征，是情感统治的世纪，是浪漫主义的世纪；十九世纪以叔本华为代表，以兽性主义为典型特征，是欲望统治的世纪。

三个世纪中，最令尼采反感的就是十八世纪。他认为，十八世纪是由女人统治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热情奔放、卖弄**、平淡乏味，在享受精神极致方面显得**，暗中销蚀一切权威，对自己弄虚作假，骨子里充满了大量的流氓习气。而歌德恰恰就是一种克服十八世纪的卓越尝试。

他构想了一个有高度教养的、控制住自身的、敬畏自身的人，后者不敢让自己获得心灵和自然状态的全部丰富性（直到闹剧和滑稽戏），因为他是十分强大的，足以做到这一点；这种宽容大度之人并非来自虚弱，而是来自强大，因为他懂得把通常人物毁灭的原因利用为对他的推进；这是一种极其广博的，但并非因此而混乱的人。他的补充是拿破仑（稍为逊色的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拿破仑同样接过了反对十八世纪的斗争。[[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08。]

在尼采看来，歌德身上具有一种近乎欢乐的和令人信服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不事反抗，不知疲乏，力求从自身中构成一种总体性或整体性。这种宿命论其实就是尼采所讲的“永恒轮回”思想。

歌德从自身中发掘和克服他所身处的十八世纪。作为至高的现实主义者，歌德求助于历史学、自然科学、古典文化，努力克服十八世纪具有的革命者的多愁善感、自然热情、非历史性、理想主义、非务实和不实在等时代特征。最为重要的是，歌德是一个十分强大的人，他敢于让自己获得心灵和自然状态的全部丰富性，敢于正视真实的自我和现实生活，没有与生活隔离，而是带有完全固定的视野的实践活动；面对一个狂热的、病态的、柔弱的、多愁善感的十八世纪，他并没有畏缩，而是选择了尽可能多地承担，以期超越自身，实现自身。

总而言之，歌德那近乎欢乐的和令人信服的宿命论追求的是一种总体性，他反对理性与感性、感情与意志的分离，他是严于律己，自我教化，肯定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尼采称拿破仑是歌德的至高体验。

2。歌德是坚定的实在论者

尼采认为，尽管歌德身处一个受卢梭式的道德统治的时代，一个非现实的浪漫主义时代，即十八世纪；但是，他却与拿破仑一样，是一个试图彻底克服那个时代的坚定的实在论者。

在尼采看来，相对于叔本华来讲，歌德和拿破仑克服和反对十八世纪的斗争更为彻底。叔本华也与这个多愁善感、崇拜自然、反历史、理想主义、非现实的世纪斗争过，但他还不够强大，不足以达到一种全新的肯定。就歌德与拿破仑两人来讲，前者又没有后者伟大。如果说歌德是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那么拿破仑就是一个“最最实在者”。

身处一个非现实地思考地时代中心，歌德是个坚定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同他在这点上相近的所有人，——他的所经所历，没有比那个最最实在者，即拿破仑更伟大。但歌德塑造了一个坚强、有高度修养、所有体态动作灵巧轻盈、具自制力、敬畏自身的人，他可以把自然品质的全部领域和财富，大胆地给予自己，他强大得足以使用这个自由；他塑造了宽容的人，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强大，因为他懂得把那导致平庸者毁灭的东西，为自己的利益所用；他塑造了无所顾忌的人……[[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7-178。]

尼采认为，宽容的人有两类：一类人因软弱而宽容，另一类人则因强大而宽容。前者的宽容是一种出于贫乏的不得不，后者的宽容则完全是一种出于丰盈的自然外溢。在尼采看来，歌德的宽容属于后者，这种宽容是一种自身强大的表现。歌德是一个实现了自己的英才，是一个大胆的实在论者，能够接纳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能够敬畏所有的事实。

总而言之，歌德追求理解和赞同中的一种整体性。歌德足够强大到不再否定，而以一个心怀快乐和信赖的宿命论者的形象站立在宇宙中央，他能够大胆地把那些致平庸者毁灭的自然品质，给予自己，并很好地为己所用，充分体现了超人的总体性和完整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