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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进步教育的批评（第2页）

2。对进步学校脱离民主社会改造的批评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表明，在日中之行之后，杜威教育思想发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意味着杜威从早期对儿童个性的关怀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改造的热情。杜威在1933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社会—经济形势与教育》的文章中，曾回顾了这种转变在美国教育界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在世纪之交，最被普遍接受的关于教育目标的陈述使用的是个人的术语：个人所有身体的、理智的和道德的能力的完全与和谐发展。后来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强调被放置于社会目标和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势力和因素之上。”①有人认为，杜威是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以后才有了这种“社会主义”的转向。实际上，正如我们已有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这个转向要更早一些。也就是说，从1922年到杜威去世，杜威的民主与教育关系的思想是连续性的而非有重大变化的阶段。我们可以比较在“大萧条”前和“大萧条”后杜威论述民主与教育关系的文章，能够发现在主题和主旨上没有变化，所不同的是杜威在“大萧条”后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比较多，这或许是因为在“大萧条”前杜威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了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研究方面②。尽管这一时期杜威的教育论文较少，但是它们很重要，很多“大萧条”以后的教育文章的主题和论点已经在这一时期提出，后期只是不断结合特殊环境而重新加以阐述。

在1923年发表的《以学校为手段在儿童中发展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理想》一文中，杜威指出，美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特殊的国情要求学校担负特殊的责任。

可能在世界史上没有一个社会面临把如此多不同的元素汇集起来并使之成为统一的人类。我不会说学校在转化这种多样性、这种多元的和不同的元素为某种世界观、思维和生活的统一上是起作用的唯一工具。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说，没有其他的影响能够像这个国家的公立学校体系一样给我们人口中的各种因素带来一定程度的完整性、凝聚力、同情和团结的情感。这是常识。我只想让大家注意我们都熟悉的某种东西，因为形势已经改变了。这项工作在过去的学校体系中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进行的，没有审慎的和确定的目的，既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有意识地制定和控制课程。……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个无意识的和自发扩展的时期已经接近尾声，如果它还没有完全结束的话。我们已经步入一个问题重重的阶段，一个反省的阶段，一个探究、调查、创造的阶段。……这项在过去由学校无意识承担的工作，现在如果不能以有意识的和审慎的方式进行，便会一事无成。①

杜威指出当前学校应该负有三点特殊的责任。第一个是与国家间和种族间问题有关的责任。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什么只要是在外部滋生敌意和分裂，就定会在内部制造敌意和分裂。当前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危险就是某些人会产生一种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的精神，将爱国主义视为一种对他国的怀疑、嫉妒和敌对的精神，杜威称之为“罪恶的精神”（spiritofevil）①。第二个是关于社会分裂（socialdivisions）的原因的责任，这种社会分裂来自于经济的和工业的力量。

这些经济的和工业的区分和与之有关的问题，劳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比以往更加突出。一方面，资产阶级试图对无产阶级保持更大的控制；另一方面，煽动家们对挖掘任何有关不满的证据充满兴趣，这种不满乃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产生的。②

杜威认为，我们不能在学校里教授主义（isms），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社会上的，他追问道：

难道今天一般的男孩或女孩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对他将要面临的罪恶和问题的想法不是过于天真和幼稚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倾向于在学校里制造一个错误的和虚假的理智氛围，当前生活环境中的一切过于美化了吗?我相信应尊重儿童和年轻人的天真和理想。他们有权获得欢乐而暂缓面对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政治斗争。我的意思不是把这些问题在他们成熟之前强加给他们。但是我们在历史、地理和一般的社会学科的教学中应该在理智上更为诚实，它们应该引导学生逐渐接触当前生活的现实，而不能像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感到惊诧。

通过让学生面对这些问题，当他们步入生活之时，他们便会联合起来做改善群众福利的先行者。我们应把对当前的需要和社会环境的认识作为机会，呼唤合作性的服务确保人类自由和公正的目的。

第三个是关于教育者在社会改造中的责任。杜威指出，在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所发起和实施的社会改进的运动中，教师团体绝大部分置身事外。即使是禁止童工这样与教育事业密切相关的运动，教师们和学校管理者们也很少参与。杜威呼吁教师们认识到社会的责任，认识到他们自己比社会中其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大。“我不知道一位社会工作者就（just）是什么（尽管我最近已看到某些定义），但是不管他是谁，教师们应该说‘我们就是’。”①

在1923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教育中的社会目的》中，杜威再一次讨论了学校的社会责任。他首先指出：“我们都知道我们当前的政治问题很严峻而且它们比以往更为复杂。它们要求我们更理智，我们不能希望我们的民主事业自动实现其目标。……（民主）政府的机制非常重要，但是比它更重要的是运行这个机制的权力（power）;那种权力的实质以及权力来自何处。即使在理论上最好的政府制度毕竟也是一个工具，一种本身并不产生力量的工具，除非某种权力从外部进入到这个机制。我们应该带领学生洞察本地政府的功能和义务。”①

当前的公民教育多数只是教给学生纸面上的知识，而不教给学生认识在政治体制背后的权力和权力的来源。大部分学生是在对影响他们未来生活的力量的无知的情况下离开学校步入社会生活的。我不是说我们的学生应该对我们政治制度有一个挑刺的（fault-finding）或批评的态度。但是我确实认为在当前的教育中有一种把我们的制度理想化的倾向。①

我们需要一种教学方法，不是给予学生关于政府的简单的纸面上的知识，而是教给他们一种有关他们必须面对的在地方、州和国家政府中潜在的趋势和问题的知识。如果不让学生认识到现行政府机制运行中存在的危险和缺陷，那么当他们遇到现实问题时便会迷惘而不知所措，而且往往成为牺牲品。……我知道对公民教育的教师们（包括公民学、美国史和美国地理等学科的教师）而言，过多地介绍有关真实问题的讨论是一件敏感的事情。只是介绍纸面上的知识是比较安全的，但是除非学校教师们担负起以智慧和公正的方式启迪未来公民认识这些他们将要面对的问题的责任，否则他们便不算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我认为，如果教师们对这些问题中的某些有更大的勇气，他们将会在共同体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影响力。如果教师们坚持承认他们有责任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处理共同体的政治问题，而且他们确实以一个直率的和更为具体的方式处理我们的政治与社会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一切共同体将会更为尊重教师。②

我们应该注意，正是在这一篇文章中，杜威明确提出了对学生进行有关政府与工业势力之间的现实联系的教育的思想。

在我们的城市的商业和政治利益之间存在着很多好的和坏的联系。现在很少有人敢乘坐火车出行了，因为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国家政府和大工商业利益之间存在着如同铁路和煤矿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没有必要站在任何一方去说服学生在工人和铁路经营者之间、煤矿开采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争论到底谁对谁错。而是要说明国家的政治生活与工业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诸如运输、煤矿开发等大工业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它们不可避免地为政府制造了一定问题。从事公民教育的教师们需要讨论在工业和具体的政治问题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①

教师们要认识到现行政治机器和机制运行的权力有多少直接来自于工商业，商业、工业和金融业已经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教师们忽视了这一点，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它，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它过于敏感。我们正在准备一群在某种程度上被动的公民，他们要么会被政治机器所操纵和剥削，要么被煽动家和鼓动者们所控制而成为反动派。我们的公立学校将要培训我们的人民使他们真正让我们的民主实验获得一个完整的和充分的成功。②

杜威还从一个更为宽泛的“公民”概念入手，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目标应包括为公民休闲而准备的艺术教育。“我们从政治能力上思考公民，有时把成为一个好公民的观念限制在政治联系上——个人的义务和责任，他与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我认为这只是好公民资格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足够宽泛的好公民资格以包括个人与共同体所有其他成员之间的所有的关系。”①杜威认为，在公民资格的训练中，为休闲准备越来越重要。一个真正有用的公民是那个能够享受生活，并以一个在社会上有利可图的方式来使用其休闲时间。他是一个有能力欣赏艺术、科学、历史和文学的人。“试想两个共同体，其中一个有着好政府，诚实的政府，没有任何腐败。这个共同体有干净的房子、卫生的环境、好学校、好警察局和所有一切其他构成好政府的东西。它的人民对其日常工作忙碌、勤奋而踏实。但是当他们的休闲时间到来时，或者是在工作时间的间歇或是在工作之余，他们却没有能力欣赏科学、文学、音乐或戏剧。在另一个共同体里，我们发现除了列举的那些事情之外，他们还对更为理想的、理智的和艺术的东西有兴趣。你会立即说后面的共同体是一个更高的社会类型，一个更好的共同体；在认同民主的理想上要好于那个只有好政府和有效率的工人的共同体。”②

在1931年的一篇名为《约翰·杜威诊断国家之病恙：一位哲学家认为是时机根本改变我们关于教育和政治的基础观念》的访谈中，杜威对学校在民主教育上的失败再次给予了批评：“我们的高等教育明显逃避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深层问题的严肃考虑。我们的年轻人从这些学术传统的殿堂中走出时发现我们被两党之一所统治，这两党由巨大的政治机器所控制，这一政治机器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当他们发现反抗任何一党都是无益的徒劳之举，他们便会把选票扔在一边。”①

3。对教师和“专家”逃避民主社会改造的批评

我们曾指出在杜威日中之行以后，我们可以在其教育著作中找到几个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词汇，那就是“教育者”或谓“教师”以及“专家”。很明显，在杜威的民主与教育关系的蓝图中，教师和专家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专家在杜威所设想的“民主共同体”（Demounity）中的适当角色的讨论，杜威发表在了其于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在杜威此后的教育论文中，关于“专家”在社会民主化改造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这一主题有近20篇；关于教师的论文约有30篇。

在1934年发表的《教育能够参与社会改造吗?》一文中，杜威指出：“总体上学校一直进行的教育是为了某种被称为现状（statusquo）的东西。这一点留心观察的人都很难怀疑。……所谓的现状被归结为‘放任的个人主义’这个短语。”①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教师们应有积极的作为。

在《团结，我们会坚持》一文中，杜威指出教师和工人团体联合的重要性。“保护他们自己的直接经济目的的教师组织已经证明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们的运动当脱离了其他工人团体时，不管是从事行政工作的职员还是商店、工厂和办公室里的工人，都有一种倾向去产生一种反动，而这个反动对教育的事业来说是不利的。任何读过在现在的萧条期间发表于报纸上关于有组织的教师们努力阻止削减薪水的信件的人，就会知道这有多么真实。当然有一些人支持教师的要求。但是更多人攻击说教师为了寻求特殊的利益而以牺牲其他工人和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总的来看，教师们已经喜欢把他们自己视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杜威认为这在教育方面是危险的。因为教师的这种优越感源于他们往往出身于在经济上较为有利的家庭和社区，但是公立学校系统中的学生们来自在经济上比较不利的阶级。一种起源于为一小部分阶级服务的教育制度的持续存在的原因，可以在这个事实中找到，这个事实就是教育者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与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的需要有密切联系。职业和工业教育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也有人倾向于把职业或工业从文化教育中分离出去。”①

《教师和公众》一文中，杜威指出：“谁是工人?教师是工人吗?工人们用共同的纽带把他们团结起来吗?这些纽带应该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吗?”“一切参与到生产活动中的人都是工人。尽管教师并不参与生产物质产品，但是他们却参加生产活动。教师的职业是在共同体中生产一种更高标准的理智，公立学校系统的目标就是最大规模地培养具有这种理智的人。技能，能够在多种多样的职业和环境中明智地和有效地行动，是一个社会已经达到的文明程度的一个信号和标准。在生产多种在当代生活中所需要的技能方面，教师需要提供帮助。理智、技能和性格是社会物品（socialgoods），教师是他们的生产者。”①杜威看到，尽管大部分学生来自那些用双手在农场、商店和工厂工作的人家，但是他们对后者的基本经济的和政治利益却保持着一种冷漠的态度。“这种冷漠的原因之一是教师在完成他们的工作上存在着普遍的失败。导致教师失败的原因来自在经济上享有特权的少数强大的阶级在立法和管理上的过分控制。职位、提升、教师的职位稳定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这个阶级的愿望和计划的顺从。甚至现在，那些在学校中公正讨论社会和经济问题方面表现出思想和意愿独立性的教师正在被开除，有一场运动，由富人所发起，将所有那些希望在共同体中发展一种较高水准的经济理智的人贴上了布尔什维克、红色和危险分子的标签。……教师应和其他工人一起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这个特权的阶级，在联合中发展性格、技能和理智，这些对创造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秩序是必要的。团结就是力量，没有这种团结和团结的努力，奴隶状态、依附于传统的不民主管理和对共同体需要的冷漠都将继续。”②

在杜威看来，专家们缺乏社会责任感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把事实和价值分离开来，坚持科学研究仅仅是对事实的收集和分析，而对其社会后果和应用无动于衷。在1931年的一次记者访谈中，杜威说道：“这个国家需要专家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服务。但是，在经济问题上，在市政和国家问题上，人们容易发现大部分工作本质上是一堆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就其自身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除非学者有能力将这些数字应用到社会问题上，否则它们便于事无补。有必要去解释它们。我不会因此而指责专家。在将他们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应用到环境方面缺乏能力，不是他们的错。该责备的是他们在学校和学院中受到的训练。当前社会科学已经收集了太多事实却未能运用。”③

在《知识的世界最高法庭》（1937）一文中，杜威再次指出：“很多科学工作者不习惯于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他们专业以外的问题。当它涉及人类利益的重要领域，他们特别喜欢保留和回到当他们年轻和敏感时期所吸收的观念和信仰。总之，他们从不批判地审查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科学工作者应该对自己进行再教育。他应该意识到他对更大范围内的人类事务的责任，他应具有一种观念，即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它们之中。”①

专家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就是忽视或轻视社会状况特别是经济制度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在《民主加入失业者》（1932）一文中，杜威便对这一类型的专家进行了批评。他说：“有专家把青少年犯罪与学校教育的扩张联系起来，因此攻击我们的学校制度。但是这些人在寻找原因时看得还不够远。他们忘记了我们的个人物质成功的经济制度是那么强大和那么坚决的一种教育力量以至于学校不能抵消它的影响。”②

1952年6月1日，杜威以92岁高龄辞世。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篇教育论文是《〈教育资源的使用〉引言》，在这本书里，杜威总结了他和进步教育运动之间的关系，对进步教育运动走向错误的道路感到失望。同时，他告诫我们任何一场教育改革，都必须与社会改革相联系，学校不能脱离社会改造的过程单独进行变革。这听起来似乎简单的道理，在杜威那里恐怕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这或许是其一生在教育、政治和文化领域斗争的经验之谈。

后期杜威的教育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的维度上，相比早期和中期有了极大地丰富。我们能够看到实验学校的失败、中、日、土、墨之行、进步教育运动的失败给了杜威思考教育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关系的机会。1904年之前的杜威多是在书斋和大学中思考外面的社会，1904年之后的杜威更多的是走出大学的院墙之外，亲自参与或组织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这种对真实社会和真正政治斗争的参与式体验，十分有利于杜威政治思维和社会洞察力的提升。

杜威一生教育思想的变化历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和启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如何思考教育，如何理解教育与人生、教育与民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都是一些重要而深刻的命题。毫无疑问，杜威不仅基于实用主义哲学严肃系统地回答过这些问题，他还以亲身的实践向我们展示他的回答在实践中的后果。当然，这些后果中有很多是令人难过、失望，甚至是令人悲观的，然而，难道杜威对教育理想的寻求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值得吗?盼望读者们反复叩问自己的心灵之后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