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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四小龙经济发展战略(第2页)

②政府(当局)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但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基本上都属于指示性质,不是强制性质。它们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确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规定各个时期重点发展的部门和项目,提出部门发展的指标以及为此采取的相应措施。二是通过规定诸如税收、汇率、利率、优惠信贷、进口控制、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等各种政策措施,对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决策产生影响,起着指导企业生产和经营的作用,以促进计划的实施。

③政府(当局)通过各种经济杠杆指导市场,推动经济发展,并以此预防和克服经济的不景气,抑制通货膨胀,改善投资环境,拓展对外关系渠道,平衡国际收支。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地区)中的政府经济干预政策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时期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初期,“四小龙”的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政府(当局)曾一度实行过统制经济,扭曲了市场机制。20世纪6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市场机制过于薄弱,缺乏政府(当局)有效指导。政府(当局)通过加强干预经济,有意识地调节市场,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特别是宏观计划调节作为政府(当局)调节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合理配置生产资源、弥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积极作用。80年代后,“四小龙”的政府干预经济作用开始呈减弱的趋势,趋向实行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并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政策。这一趋势更适应外向型经济向国际化自由化的发展,因为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国内(区内)经济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以利于与世界经济接轨,过多的行政干预容易造成对市场经济的扭曲,造成人为的失衡。

2。采取灵活诱导措施大力吸引外资,把外资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

“四小龙”在吸引和使用外资的政策措施中,最突出的方面有以下几个。

(1)对外资的股权从限制较严到趋于放宽

股权问题历来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中最为敏感的,也是外国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四小龙”中,香港由于实行自由港管理方式,对外资的股权基本上不作任何限制,甚至对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基本上是开放的。韩国和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后就相继修改外资法规,放宽对外资股权的限制。如原来韩国的外资法规定,合资企业中本地资本一般不得少于50%的股权,1993年经修改的《外国资本说明法》则允许外资在能源、食品、电子等大部分行业的合资企业中占多数的股权,有的项目甚至可由外资独资生产和经营。

(2)实行低税率的优惠

这是“四小龙”在外资方面制定的最有吸引力的措施。香港长期以来实行低税率政策,在亚洲地区属税率最低的地区。新加坡则是仅次于香港的低税率国家。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有关法令中规定,外国投资企在所得税、法人税、财产税方面实行“免五减三”的待遇。外资企业经批准后引进的资本货物和消费物资免收关税。外国投资者还可以免税购买当地的原材料、设备及出口产品。从理论上讲,税率是同资本市场回收率和利润率呈反比例关系的,所以低税率政策必然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利润。1975-1985年,香港的资本市场年均回报率达19%,居于世界首位;新加坡为18%,位列世界第二;韩国和台湾也排在全球前列。而同一时期,美、法、英则分别为6%、6%和7。5%,由此可见,“四小龙”具有吸引外资的最佳投资环境。

(3)外资的使用方向与重点产业保持一致

“四小龙”虽然对外资逐步趋向全面开放,但并不是对外资不加选择和限制。它们大都能坚持在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对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的不同鼓励政策,来调节外资的投向和规模,使其同经济调整中的重点产业的发展相一致。在进口替代工业时期,引导外资流向国内(区内)保护的日用消费品工业。在由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后,引导外资流向重点发展的出口加工工业。近年来,由于经济向国际化、产业高级化发展,则引导外资流向重点扶植的高科技产业。这种在不同时期鼓励外资投入不同重点产业的灵活诱导措施,便于把外资纳入自己的经济发展轨道,从而产生很好的效果。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中,新加坡和香港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主,韩国则在较长时期内以对外借款为主。虽然韩国这种背负大量外债推动经济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但由于其使用管理得当,所借款的80%以上用于重点发展制造业,改善经济结构,从而促进出口的增长,加速资金流转,易于形成新的偿债能力,所以没有酿成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韩国注重控制借债规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在利用外资中的比重,更带动其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4)全力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四小龙”在实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后,随着制成品出口的大幅度增加,进出口贸易额增长迅速。20世纪60-90年代,“四小龙”年均贸易增长率高达3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外贸之所以会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原因在于它们能够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因势利导,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来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战略性改变,并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建立外商投资加工出口区,把全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作为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要在私人资本无力进行巨额投资的情况下建立起在当时尚无优势的新的出口工业部门,需要借助于政府财政金融上的大力支持。而且,发展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贸易,风险大,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更需要政府给予各种鼓励措施。“四小龙”鼓励出口的政策主要有:

①加强对出口工作的领导,从政府到企业,上下协作,全力以赴,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②减免出口税收和提供出口信贷,这一直是鼓励出口的两项重要措施。

③灵活运用汇率政策。

④广泛建立服务网络加强出口推销。

(5)发挥金融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发展的功能

“四小龙”的金融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战略是一致的,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首先,金融政策服务并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出口的扩张。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调节银行对各产业的信贷比重,对产业贸易结构的转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其次,金融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是平衡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重视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最后,协调国内(区内)的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尤其是对于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四小龙”来说,国内(区内)物价水平和汇率的稳定状况如何,不仅影响国内(区内)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影响到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金融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稳定本国(地区)的汇率,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量,抑制通货膨胀。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问题,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难题,从宏观角度讲,通货膨胀与政府的经济行为、信贷规模、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等有着密切关系。“四小龙”都以财政信贷等手段间接控制通货膨胀,其中主要是借助于金融货币手段,其具体做法是:

①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作为制止通货膨胀的基本途径。

②调节利率。实行浮动利率,通常根据资金需求调节利率。

③控制信贷规模,特别是控制贷款。在这方面,香港的做法特别严格。如银行运用资金时,必须保留存款资金的20%作为流动资产,一般银行贷款的最高量只能占存款的75%,以保持合理的信贷规模和结构,控制货币流通量。上述这种金融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抑制通货膨胀起了很好的作用。韩国是东亚地区通胀最高的国家,1973-1979年曾达到年均通胀率18%,但该国通过调整经济,降低增长幅度来控制通胀,同时采用控制货币发行,提高利率,管制公共事业费和冻结物价等措施,到1983年后消费物价上涨率已降到一位数。

“四小龙”由于经济基础好,金融体制健全,金融开放有序,所以金融自由化的实践才得以成功。“四小龙”的金融自由化做法可以归纳为:

①放松黄金外汇管制。香港和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就逐步放松黄金外汇管制,台湾在1986年开始放松外汇管制,将外汇汇出许可证制改为申报制,并允许民间进口黄金。

②利率自由化。1975年香港允许银行自由决定利率,1988年韩国也作出相同的决定。同年,台湾也放松了贷款利率限制。1983年香港实现了港元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利率实现市场化,由香港银行公会定出协议利率。

③鼓励资本动,扩大外商投资规模。“四小龙”通过制定和完善吸引外资的法规,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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