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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章实斋研究二题（第1页）

第十五章章实斋研究二题

一、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在乾嘉学术史上，章学诚以究心“史学义例，校雠心法”而独步一时。[1]尽管他在生前不为一时通人所许可，知音寥寥，茕茕孑立，然而身后未及百年，其学终得彰显。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对章学诚学行、思想的研究，则日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从林庆彰教授近年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年）来看，在乾嘉时期的众多学者中，除戴震之外，章学诚即为最受关注的学者。学诚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正当考据学风流播四方的时代。他同一时主流学派中人，始而过从甚密，继之渐生龃龉，终至分道扬镳，成为考据学风的不妥协批评者。以下，拟以章学诚的家书为论究对象，对形成这一局面的缘由稍事梳理，借以从一个侧面窥知一时学风之梗概。唯用力不勤，所述未必允当，尚祈各位赐教。

民国初，吴兴刘氏嘉业堂辑刻《章氏遗书》，于卷9《文史通义》外篇3，以《家书》为题，著录章学诚致其诸子书札7首。是为严格意义上的实斋家书。此次梳理，则把章学诚与其长子之论文书2首，以及致同族戚属信札一并论列。这能否视之为广义上的家书，还要请各位批评。此类书札，计有同卷之《与族孙守一论史表》、《答大儿贻选问》，卷22《文集》7之《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卷29《外集》2之《论文示贻选》、《与宗族论撰节愍公家传书》、《与琥脂姪》、《与家正甫论文》、《又与正甫论文》和《与家守一书》等9首。

（一）与族孙汝楠之论学长文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写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秋，实斋时年29岁。此时他尚肄业国子监，业已三落顺天解试，正值穷愁彷徨之际。该书以论学为主题，既述早年为学经历，又述负笈京城的苦闷，还述决意追求的为学方向，论世知人，多可参考。诚如胡适先生著、姚名达先生订补之《章实斋年谱》所论，该书是谱主“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最可注意”[2]。

关于实斋的早年为学，书中写道：

仆自念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顾老父聚徒授经，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自后知识渐通，好泛览，老父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而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辄彷徨久之。年十五六，在应城，馆师日课以举子业。又官舍无他书得见，乃密从内君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抄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凡百余卷，三年未得成就。后为馆师所觉，呵责中废。勤而无所，至今病之。老父解组来，饥驱寒迫，北走燕秦，南楚越，往返一万余里，至今不得税驾。比虽识力稍进，而记诵益衰，时从破簏检得向所业编，则疏漏抵牾，甚可嗤笑。回首当日，不觉怃然。夫读书之年，误贪撰著，小成无本，古人攸悲，而仆乃更为文墨儿戏。日月如驰，忽不我与，知弗及守，知其勤苦鲜成功矣。

据实斋自述可见，其早年资质并不好，不惟向学甚晚，不守举业矩矱，且为学伊始，即过早地致力史书编纂，经史根柢并不坚实。故而他自23岁入京应乡试，迄于29岁，三遭败绩，一事无成，就绝非偶然。

实斋此书之又一可注意者，则是述及同一时主流学派中人关系的文字，一是问学朱筠，二是拜望戴震。关于朱筠，实斋此书云：“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而是年的慕名拜访戴震，予章氏的震动则一度甚大。他就此在信中写道：

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

正是为戴震的一席高论影响，实斋反省早年为学云：“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滥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惟其如此，所以他说：“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然而毕竟早年的为学训练，藩篱已成，根深蒂固，因之无论是儒臣朱筠的督导，还是名流戴震的高论，皆不能使章学诚改弦易辙。实斋“自少性与史近”，一本“读书当得大意”的为学路径以进。信中，他对考证、辞章、义理的关系加以考论，指出：

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

章学诚在这方面的结论是：“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何为纷然，自同鹬蚌，而使异端俗学得以坐享渔人之利哉！”

以学求义理之宗旨为依据，章学诚进而阐发了一己的为学追求。他说：

仆则以为，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古人复起，未知以斯语为何如也。要之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3]

这就是说，纵然有戴震、朱筠为学的影响，但是章学诚并不为一时京华学风所裹挟，依然决意以义理之学为依归，毁誉由人，矢志以往。

（二）致诸子家书七首

章学诚有五子，长子贻选，其他诸子依次为华绂、华绶、华练、华纪。据胡适之先生考，实斋致其诸子家书7首，皆写于乾隆五十五年。[4]此时的章学诚，已年逾半百。早在乾隆四十二、四十三两年，即连捷乡会试，以进士归班候选。只是欲求一知县职不得，始终寄人篱下，作幕四方。其间，继朱筠、戴震之后，章学诚又先后得交一时儒林诸贤，如任大椿、汪辉祖、钱大昕、邵晋涵、周永年、黄景仁、王念孙、段玉裁、刘台拱、程晋芳、汪中、凌廷堪、洪亮吉、孙星衍、阮元等。唯因论学不合，除邵晋涵、汪辉祖等二三友人外，每多龃龉，难与共席。尤以戴震、汪中二人，最称抵牾，以致成为他攻驳的对象。乾隆五十五年春，章学诚离开亳州（今安徽亳县）幕府，前往武昌，投奔湖广总督毕沅。他的家书7首，即写于抵武昌毕沅幕府之后。

《家书一》专论读书为学方法。据实斋称，其父每日有记，他则逐日有草，因之亦督责诸子：“或仿祖父日记，而去其人事闲文。或仿我之日草，而不必责成篇章。俱无不可。”通篇大旨一如先前，依然在讲求义理。所以章氏又叮嘱诸子：“尔辈于学问文章，未有领略，当使平日此心，时体究于义理，则触境会心，自有妙绪来会。即泛滥观书，亦自得神解超悟矣。朱子所谓常使义理浇洗其心，即此意也。”[5]

《家书二》昌言：“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他希望子承父业，以史学传家。此书之最可注意者，是实斋以大段文字，集中讲到了他同一时主流学派及其为学风尚的格格不入。他说：

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盖端临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6]

《家书三》则是一篇彰明为学根柢和追求的重要文字。关于为学根柢，章学诚由其父而直溯乡邦先哲邵廷采，他说：“吾于古文辞，全不似尔祖父。然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底则出邵氏，亦庭训也。”至于一生为学追求，实斋则云：“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又说：“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他甚至自负地宣称：“吾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遂若天授神诣，竟成绝业。”[7]

《家书四》至《家书七》，假论学养而彰明为学旨趣，批评一时学风，皆是知人论世的重要文字。其中，尤以五、六两首最可注意。《家书五》专论宋儒学风，实斋指出：

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

这就是说，宋儒之学本为儒学正统，不可否定。然而行之既久，流弊渐生，侈言道学，轻视学问文章和经济事功，终致酿成“枵腹空谈性天”的积弊。因此，一时通儒之耻言宋学，自有其道理。

在章实斋看来，批评宋学可，而否定宋学则不可。针对一时学风病痛，他以一个学术史家的识见而大声疾呼：“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因此，实斋于信中，回顾同邵晋涵议论重修《宋史》的旧事。他说：

往在京师，与邵先生言及此事，邵深谓然。廿一史中，《宋史》最为芜烂，邵欲别作《宋史》。吾谓别作《宋史》，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邵言即以维持宋学为志。吾谓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善成之。

由此出发，所以实斋告诫诸子道：“尔辈此时讲求文辞，亦不宜略去宋学，但不可堕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耳。”[8]

《家书六》形似讨论“人之才质，万变不同”，实则可注意处恐不在于此。章实斋公开扬起批评戴东原学术之幡，或许方是其间透露之重要消息。因为正是在这同一年，实斋于武昌将上年所撰《文史通义》诸文整理抄存，并特地补写了《书朱陆篇后》、《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二文，对东原学术指名批评。《家书六》当写于补撰之二文同时，惟其如此，所以批评戴东原学术亦成书中之重要内容。实斋于此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