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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嘉思想界之三巨擘（第2页）

嘉庆一朝，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皆已达穷而生变之时代。一方面新的因素在萌芽，另一方面则是旧的习惯顽固地制约着历史的前进。在焦循的思想中，这种沉重的历史局限，也在牢牢地羁绊着他。因此，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设一题，以批评“里堂论学缺点”。钱先生说：“里堂虽力言变通，而里堂成学格局，实仍不脱据守范围。凡其自所创通之见解，必一一纳之《语》、《孟》、《周易》。里堂虽自居于善述，然自今观之，与当时汉学据守诸家，想仍不免五十步之与百步耳。”[16]

至于焦循思想与为学之“不脱据守范围”，钱宾四先生提出三条理由为佐证。第一，“里堂既为《论语通释》，又为《孟子正义》，集中论义理诸篇，亦必以《语》、《孟》话头为标题。言义理决不能出孔、孟，此非仍据守而何？”第二，“其治孔、孟，仍守六籍为经典，虽于《诗》、《礼》诸端，未多发挥，而奇思奥旨，往往寄之治《易》诸书。不知《易》之为书，未必即是孔门之教典也。”第三，“里堂既务为通核，乃不愿为考据著述分途。《论语通释》专言义理，乃早成之书，未刻入《雕菰楼全书》，而别为《论语补疏》，与《易通释》、《孟子正义》诸书，均以发抒义理之言与考据名物训诂者相错杂出，遂使甚深妙义，郁而不扬，掩而未宣。以体例言，显不如东原《原善》、《疏证》别自成书，不与考据文字夹杂之为得矣。”以此三条佐证为根据，钱先生对焦循思想及一时学风作出判断云：“故其先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所得有理学者，至是乃感义理之与训诂考据，仍不得不分途以两全。（原注：《雕菰楼集》卷7《申戴篇》，述东原临终之言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里堂极辨东原所谓义理，乃其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然要知考据与义理，在东原自身，显属两事，未能并归一体矣。）此则经学权威必以此降落，而学风将变之候也。”[17]

钱宾四先生论乾嘉思想，以戴震、章学诚和焦循为鼎足而立之三大师。钱先生说：“里堂论学，极多精卓之见。彼盖富具思想文艺之天才，而溺于时代考据潮流，遂未能尽展其长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矣。”[18]从戴震经章学诚到焦循，三位学术大师留下的历史足迹，为我们认识乾嘉时代的思想演进，进而把握一时之学术主流，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依据。诚如钱宾四先生梳理和比较三家之学以后所云：“合观东原、实斋、里堂三人之学，正可以见斯间之消息矣。”[19]

[1]同上书，第475页。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2页。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3—324页。

[4]同上书，第325页。

[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7页。

[6]同上书，第332页。

[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80—381页。

[8]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上钱辛楣宫詹书》。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81页。

[10]章学诚：《文史通义》（遗书本）外篇3《与汪龙庄书》。

[11]章学诚：《文史通义》（遗书本）外篇3《报黄大俞先生》。

[12]章学诚：《文史通义》（遗书本）外篇3《与汪龙庄书》。

[1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16—417页。

[14]焦循：《雕菰楼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1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469页。

[16]同上书，第475—476页。

[1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476页。

[18]同上书，第455页。

[19]同上书，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