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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庄氏学渊源之探讨（第2页）

高宗初政，秉其父祖遗训，以“首重经学”为家法。乾隆十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昭示天下士子：“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9]庄存与即是经此次殿试而进入翰林院庶吉士馆。乾隆十三年五月，庶吉士散馆，存与考列汉书二等之末，本当重罚，高宗念其“平时尚留心经学”[10]，责令留馆再学三年。经十六年再试，存与遂官翰林院编修。而此时正值清高宗诏举经学，且首次南巡归来，濡染江南穷经考古、汉学复彰之风，因之而高唱“经术昌明，无过今日”[11]。十七年，庄存与升侍讲，入直南书房，成为清高宗的文学侍从。

继圣祖、世宗之后，清高宗亦视《春秋》为帝王之学，命儒臣编纂《春秋直解》。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书成，高宗撰序刊行，序中有云：“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属辞比事，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该序指斥宋儒胡安国《春秋传》“傅会臆断”，宣称《直解》本清圣祖所定《春秋传说彙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同異以尊经”。[12]

正是在令儒臣纂修《春秋直解》的前后，清高宗屡屡表彰汉儒董仲舒之学。乾隆十九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阐发“天人合一”说，指出：“董仲舒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又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3]三十七年四月，同样是策试天下贡士，高宗又称：“汉仲舒董氏，经术最醇。”[14]三十九年二月，高宗在经筵讲《论语》“克己复礼”，则以董仲舒、朱子之说相比较，认为：“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论，略为近之。”在古代专制时代，“朕即国家”，帝王一己之好尚，对一时儒臣的为学，其影响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三十三年，庄存与为清高宗识拔，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十一子永瑆，迄于五十一年告老还乡，存与任是职10余年。他的《春秋正辞》，大概就始撰于入直上书房之后。我们之所以如此说，其根据主要是如下3个方面：

第一，《春秋正辞》秉高宗旨意，遵孟子之教，以《春秋》为天子之事。庄存与于此有云：“旧典礼经，左邱多闻。渊乎公羊，温故知新。穀梁绳愆，子夏所传。拾遗补阙，历世多贤。《春秋》应天，受命作制。孟子舆有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鲁无愒焉。以治万世，汉曷觊焉。”[15]书中，存与屡引董仲舒说，以明为君之道，力言维护“大一统”。所以道光初阮元辑《皇清经解》，著录《春秋正辞》，评存与是书云：“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16]

第二，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庄存与任会试副考官，翌年六月，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该科进士孔广森后撰《春秋公羊通义》，于书中大段征引庄存与说《春秋》语云：

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绝诸夏。……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广森服膺师说，认为：“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17]

根据以上诸条，笔者认为，《春秋正辞》当撰于乾隆三十至四十年代间。庄存与著书，正值乾隆盛世，存与身在宫禁，周旋天子帝冑，讲幄论学，岂敢去妄议社会危机！至于和珅之登上政治舞台，据《清高宗实录》和《清史稿》之和珅本传记，则在乾隆四十年，而其乱政肆虐，则已是乾隆四十五年以后。因此，庄存与之晚年，虽恨和珅之祸国殃民，但若以此为其结撰《春秋正辞》之初衷，则似可再作商量。

[1]章炳麟：《訄书》第13《清儒》，第31—32页。文中“谶纬”误作“纤纬”，依上下文意径改。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3、54页。

[3]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9页。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0页。

[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29页。

[6]惠栋：《松崖文钞》卷1《易汉学自序》。

[7]惠栋：《松崖文钞》卷1《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

[8]《清高宗实录》卷558“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丙申”条。

[9]《清高宗实录》卷239“乾隆十年四月戊辰”条。

[10]《清高宗实录》卷315“乾隆十三年五月庚子”条。

[11]《清高宗实录》卷388“乾隆十六年五月丙午”条。

[12]《清高宗实录》卷569“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丁卯”条。

[13]《清高宗实录》卷461“乾隆十九年四月乙巳”条。

[14]《清高宗实录》卷907“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丙戌”条。

[15]庄存与：《春秋正辞》卷1《奉天辞第一》。

[16]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见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揅经室集》不载。

[17]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卷5《文公十年》。

[18]庄毓等：《武阳志余》卷7《经籍·春秋正辞》。

[19]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7—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