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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第1页）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在中国学案体史籍的形成过程中，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述。梳理这部学案的主要内容，剖析其编纂体例，对于明了学案体史籍的基本特征，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一）《明儒学案》举要

《明儒学案》凡62卷，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刘宗周、孙奇逢，有明一代理学中人，大体网罗其中，实为一部明代理学史。全书由5个部分组成，即：一、师说；二、学有授受传承的各学派；三、自成一家的诸多学者；四、东林学派；五、蕺山学派。兹分述如后。

第一部分师说，系辑录著者业师刘宗周论一代诸儒学术语而成，以明全书师承所自。刘宗周论一代儒学，首推方孝孺、曹端。他推许方孝孺之节义，深为其学不彰而鸣不平，认为：“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矣。悲夫！”对曹端，刘宗周评价亦甚高，既比之于北宋大儒周敦颐，推作“今之濂溪”，又指出：“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闻先生之风而起者。”方、曹二家之后，继以薛瑄，不过，刘宗周于薛瑄评价并不高。一方面他既指出薛氏闻曹端之风而起，所著《读书录》确有“学贵践履”之意。另一方面，对其身为朝廷重臣而不能伸张正义，又颇有贬词。吴与弼与薛瑄同时，生前，因替权臣石亨族谱作跋而称门下士，石亨瘐死，遂招致非毁。刘宗周力为辨诬，盛称其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为同时诸家所不可及。一如评薛瑄出处，刘宗周之论陈献章学，亦多微词。陈献章学宗自然，力倡“静中养出端倪”之说。刘宗周于此颇不以为然，他说：“静中养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毕竟不离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证学诸语，大都说一段自然工夫，高妙处不容凑泊，终是精魂作弄处。盖先生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学术类康节而受用太早，质之圣门，难免欲速见小之病者也。似禅非禅，不必论矣。”

刘宗周之学，远宗王守仁，却又能不为师门成说拘囿，而独阐诚意，以“慎独”标宗。所以《师说》中论王守仁学，既最能明其精要，亦深识其弊短之所在。刘氏所评之深刻影响于黄宗羲及诸蕺山后学者，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阳明学之与朱子学，抵牾集中于释《大学》一书。朱熹主张先格致而后诚意，王守仁则释以即格致为诚意。两家之教虽殊途同归，而《大学》八条目，实无先后之可言，因而又隐然推阳明说为正解。其二，王守仁倡“致良知”说而承亡继绝，其来源虽似在陆九渊本心说，但陆、王之学实有毫厘之分，不可不辨。刘宗周指出，“致良知”说“求本心于良知，指点更为亲切。合致知于格物，工夫确有循持。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犹有毫厘之辨乎”！其三，王守仁之学，实远接北宋大儒程颢，程颢之后，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所以刘宗周评阳明学为：“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其四，王守仁过早病逝，未能得享高年，因而他的高明卓绝之见并未尽落实地。其学之弊病在于：“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因此，刘宗周认为，“范围朱、陆而进退之”，应是王门诸后学的共同职志。

王守仁生前，门人遍天下，而刘宗周认为，王门之众多传人中，以邹守益最称得师门真传。所以他评王门诸弟子，独先之以邹守益，指出：“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慎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而学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东廓斤斤以身体之，便将此意做实落工夫，卓然守圣矩，无少畔援。诸所论著，皆不落他人训诂良知窠臼。先生之教，率赖以不敝，可谓有功师门矣。”王门弟子中，刘宗周于王畿最为不满，不惟评作“孤负一生，无处根基”，而且径斥“操戈入室”。他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究其根源，则在于对王畿所津津乐道的王门四句教的怀疑。刘宗周认为：“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在他看来，所谓“四句教法”，乃“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未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惑”。因此他断言：“其说乃出于龙溪。”

在王守仁讲学的过程中，罗钦顺多有书札商榷，对“致良知”说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孰是孰非，成为明代中叶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刘宗周于此详加评说：一方面，他肯定罗钦顺以本天、本心来区分儒释，评为“大有功于圣门”；另一方面，指出罗氏将心性截然剖断，宁舍置其心以言性，实是因噎废食。在刘宗周看来，王守仁固然高明卓绝有余而质实不足，但罗钦顺为格物一段工夫所困，终身不能自拔，则更其可悲。由此正可窥见，迄于明代中叶，程、朱之学确已衰微。刘宗周就此指出：“以先生之质，早寻向上而进之，宜其优入圣域，而惜也仅止于是。……盖至是而程、朱之学亦弊矣。由其说，将使学者终其身无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功夫而后得，而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为绝德。此阳明氏所以作也。”[1]

继罗钦顺之后，《师说》于吕柟、孟化鲤、孟秋、张元忭、罗洪先、赵贞吉、王时槐、邓以赞、罗汝芳、李材诸家之学，皆有评述。最终则结以许孚远，以明其师门笃实之学。

《明儒学案》的第二部分，是学有传承的各学派，上起吴与弼《崇仁学案》，下迄湛若水《甘泉学案》，凡42卷，占至全书大半篇幅。卷1至卷4为《崇仁学案》，所录为吴与弼、胡居仁等10人。黄宗羲以阳明学为明代理学大宗，而溯其渊源，吴与弼倡道江西，传学娄谅，而王守仁早年即曾问学于娄谅，吴氏自是开风气大师。因此，在《崇仁学案》卷首总论中，黄宗羲断言，无吴与弼，则无尔后阳明学的大盛。他说：“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于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卷5、卷6为陈献章《白沙学案》，所录为陈献章、李承箕、林光等12人。黄宗羲认为，陈献章早年师从吴与弼，融师说为己有而创为别派，于阳明学兴起多所启发，所以述《崇仁学案》之后，即继以《白沙学案》。他指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明代理学，当阳明学崛起之前，朱子学在北方得薛瑄恪守，流播秦晋，濡染一方，而有河东之学与关学之谓。黄宗羲认为，其开派宗师当推薛瑄，所以《明儒学案》卷7、卷8，以《河东学案》述薛瑄及周蕙、吕柟等15人学说之传承。随后则于卷9辟为《三原学案》，以述王恕、韩邦奇、杨爵等六位关学大师之学。

阳明学为明代理学中坚，故《明儒学案》第二部分中，述阳明学派最详。从卷10《姚江学案》，至卷36《泰州学案》，篇幅达26卷之多，所录阳明学派中人则亦至98位。黄宗羲认为，有明一代学术，在阳明学兴起之前，大体上是一个“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格局。自王阳明指点出“良知”以立教，始开出一条崭新路径。所以他说：“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一如其师刘宗周，在《姚江学案》卷首总论中，黄宗羲亦议及王门四句教。只是他并未拘泥师门之说，而是认为四句教本无病痛。在黄宗羲看来，问题在于学者误会，一味依己意发挥，以致乖违师门本旨，引向荒谬。他就此评论道：“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有恶念耳。两句只完得动静二字。他日语薛侃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即此两句也。所谓知善知恶者，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知亦只是诚意中之好恶，好必于善，恶必于恶，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虚灵不昧之性体也。为善去恶，只是率性而行，自然无善恶之夹杂，先生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2]以此，黄宗羲认为，王畿倡心、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的四无说，篡改了王门四句教法，有违儒者矩矱，确嫌近于释老之学。但他同时又予王畿之学以公允评价，指出：“先生亲承阳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以为学术之盛衰。……先生疏河导源，于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3]

王守仁故世之后，越中诸王门弟子，因对四句教法解说分歧，流弊丛生。黄宗羲认为，独有江西诸阳明门人，最能得师门真传，从而使阳明学赖以传衍。因之《明儒学案》第二部分中的《江右王门学案》，竟多至9卷。黄宗羲于此解释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4]阳明及门弟子中，汝中、汝止，二王齐名。汝中谓浙东王畿，汝止谓泰州王艮。王艮倡学泰州，以“淮南格物”和“百姓日用即道”之说而立异师门，数传之后，遂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了。黄宗羲于此痛心疾首，为揭露其弊害，列为《泰州学案》四卷，他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5]至此，阳明学遂告盛极而衰，处于非变不可的关头了。

《泰州学案》之后，为《甘泉学案》6卷，所录为湛若水、许孚远、冯从吾等11人。《明儒学案》何以要立《甘泉学案》？黄宗羲有如下解释：“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6]也就是说，王、湛两家虽宗旨各异，但为师者既多往还，其弟子又递相出入，殊途而同归。说到底，记甘泉学，无异于表彰阳明学。尔后道光年间，莫晋重刊《明儒学案》，正是由此出发，谓黄宗羲实以大宗归阳明，可谓信然不诬。

《明儒学案》卷43至卷57，为《诸儒学案》上、中、下，以此构成全书第三部分。自卷上方孝孺、曹端诸儒，经卷中罗钦顺、王廷相等，迄于卷下霍韬、吕坤、黄道周、孙奇逢辈，入案学者贯穿有明一代，凡42人。对于《诸儒学案》的设置，黄宗羲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诸儒学案者，或无所师承，得之于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俱列于此。”至于各卷的划分，他亦有解释：“上卷则国初为多，宋人规范犹在。中卷则皆骤闻阳明之学而骇之，有此辨难，愈足以发明阳明之学，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时之人，半归忠义，所以证明此学也，否则为伪而已。”[7]

《明儒学案》的第四部分为《东林学案》4卷，所录为顾宪成、高攀龙等17人。当明末季，宦官祸国，党派角逐，国运文运皆江河日下。率先起而振颓救弊者，为东林诸君子。黄宗羲于东林诸公的忠烈节义，赞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可谓推崇备至。顾、高诸公，鉴于王学末流的汪洋恣肆，以王门四句教为把柄，矛头所向，不惟以王畿为的，而且直指其师王守仁的“致良知”说。黄宗羲于此深不以为然，故在《东林学案》中多所驳诘。他始而再辩四句教，重申：“其所谓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至于王畿的四无说，则“与阳明绝无干涉”，他就此喟叹：“呜呼！天泉证道，龙溪之累阳明多矣。”[8]继之针对高攀龙对“致良知”说的批评，黄宗羲指出，不惟高氏格物说与朱子异趣，且因欲自别于王阳明而进退失据。他的结论是：“先生之格物，本无可议，特欲自别于阳明，反觉多所扞格耳。”[9]最后则借其师刘宗周之言，对高氏学说作了“半杂禅门”，“大醇而小疵”[10]的总评。

在黄宗羲看来，晚明学术界，以修正王学而足称阳明学干城者，则是其师刘宗周。于是《明儒学案》便以《蕺山学案》一卷殿后，既以之总结全书，亦以之对一代理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作出总结。黄宗羲认为：“今日知学者，大概以高、刘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可以无疑矣。”然而若论为学之纯粹、正大，则独推其师。所以他说：“若吾先师，则醇乎其醇矣。”一卷《蕺山学案》，既于案主传略中极意推尊，以刘宗周而直接濂、洛、关、闽和王阳明，又精心选取案主学术精粹，辑录成篇。所录依次为《语录》、《会语》、《易箦语》、《来学问答》、《原》、《证学杂解》、《说》、《读易图说》、《圣学吃紧三关》、《大学杂绎》、《论语学案》等凡11类。宗周学术，精要实在“慎独”，所以黄宗羲总评其师学术云：“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惟先生始得其真。”[11]全案以“慎独”说为中心，既有对理学诸基本范畴的阐释，又有对诸学术大师学说的评论。其所涉内容之广泛，辑录资料之翔实，不惟为全书其他学案所不可比拟，而且即使是《姚江学案》，亦难免相形而逊色。所以我们说，《蕺山学案》既是对《明儒学案》全书的总结，也是对明代理学和整个宋明理学的总结。

（二）编纂体例及其评价

以上，摘述《明儒学案》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已就全书布局反映了著者的编纂原则。接下去拟进一步对这方面的问题再做一些讨论，并从局部具体地来看一看全书的编纂体例。

关于《明儒学案》的编纂原则，卷首所列《发凡》8条，大致皆在其中。第一条评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既肯定二书之述理学史，“诸儒之说颇备”，又以“疏略”二字说明两家著述之不能尽如人意。黄宗羲指出，周书“主张禅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而孙书“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因此，在黄宗羲看来，二书皆非总结理学史的佳构，于是《明儒学案》不可不作。第二、第三条，皆论明代理学的基本特征，即一是宗旨鲜明，二是剖析入微，超迈前代。同样是讲理学，宋明风格，各有千秋。宋儒重渊源，明儒则重宗旨。黄宗羲身为理学营垒中人，却能入乎其里而出乎其外，故深得个中三昧。他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由此出发，《明儒学案》着意于各家宗旨的归纳绍介，确有“如灯取影”之效。第四条谈全书所辑诸家学术资料的来源。对之前流行的理学诸儒语录，黄宗羲皆不满意，他认为共同的弊病在于“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因而不足以反映各家风貌精神。所以《明儒学案》一反其道，“皆从全集纂要勾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第五条谈全书卷帙分合。黄宗羲指出，《明儒学案》之述学术源流，断不如禅家之牵强附会，所遵循的原则是：“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第六条介绍全书的一条重要编纂原则，即“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皆兼容并蓄，以明儒者之学的同源异流，殊途同归。黄宗羲说得很好：“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第七、第八条则是一些必要的解释，希望得到读者的谅解。前者说明学贵自得，不轻传授，这是中国古代教学的传统。而《明儒学案》把各家学术宗旨讲得过于明白，担心读者“徒增见解，不作切实工夫”。后者则因囿于闻见，难免缺略，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