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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编纂体例及其评价（第1页）

六、编纂体例及其评价

《国朝学案小识》是继《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之后，在清中叶问世的一部学案体著述。这部史书虽为门户之见拘囿，于《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蓄意贬抑，诋为“千古学术之统纪由是而乱，后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1]。但是，自《明儒学案》以来所确立的学案体史籍编纂格局，却是欲超脱其外而不能。该书卷首的《提要》，实脱胎于《明儒学案》各案之总论，无非变通旧观，取以为全书之冠冕而已。与《宋元学案》卷首之《序录》相比，则如出一辙。各学案案主学行的编纂，则又合《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之案主传略及学术资料选编为一体，而以学术资料介绍为主干，一分一合，形异而实同。以下，仅以《传道学案》为例，略加剖析。

《传道学案》卷首为《提要》一段，其内容已如前所述，兹不复赘。全案著录凡4人，卷一为陆陇其、张履祥，卷二为陆世仪、张伯行。《平湖陆先生》一传，先以20余字略述传主字号开篇，随即大段征引传主论学主张，凡足以反映其学术风貌者，诸如《评定四书大全自序》、《太极论》、《学术辨》等，皆详加引述。接着才是传主政绩介绍。最后则以“门人”为目，附列王前席等4人姓名，以示学术传衍。一如《陆陇其传》，《桐乡张先生》一传，亦先是数十字的字号一类内容，以下即接以传主论学语要。由于著者对传主的倾心推崇，所以这一部分篇幅几多于陆氏一传二倍。随之才是张履祥生平梗概的介绍。传末，且立论一段，盛赞张履祥为“朱子后之一人”。最后，则分别以“同学”、“从游诸子”为目，附列颜士凤等7人姓名。《太仓陆先生》亦然。全篇以传主所著《思辨录》前后集的引述为中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学案体史籍的基本特征，即以汇编案主论学资料为主干，辅以小传及论断。篇末，同样以“同学”、“从游诸子”为目，附列盛圣传等24人姓名。《仪封张先生》一传，与之前三传无异，传主论学语要亦占全传四分之三以上篇幅。篇末，且有评论云：“自稼书、杨园两先生倡正学于南，天下之误入姚江者，稍知所趋向。而独河洛间，断断焉竞而不为之屈，则以夏峰之主持故也。先生能不惑溺于乡先生，而卓然归于至正，兢兢以程朱为守法，则今日之有志于洛学者，非先生之师而谁师乎。”[2]

《传道学案》中诸人传记，所引资料一般皆指明出处，而《经学学案》以下，因非著者表彰所在，所以引录资料皆不标所出。著者于此指出：“经学三卷，有本《四库书目》者，有采取先辈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书论次者。参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3]唐鉴以短短两年的时间，理董二百年间数以百计的学者著述，加以深陷门户之中，固执己见，一意表彰程朱一派，故粗疏漏略实亦在情理之中。所以，一部《国朝学案小识》，于《守道》、《经学》、《心宗》三案，皆有《待访录》一目。著者就此解释说：“一时搜求未得其著述，则于别集之所论及者，随详随略，录以待访。”[4]可见，《待访录》一目之所辟，在编纂体例上并无新意，无非据以藏拙而已。

就具体编纂次第而言，《国朝学案小识》虽意在表彰道学，但《传道》、《翼道》、《守道》三案之分，其间根据何在，理由并不充分。而既不顾历史实际，又不问学术造诣，仅据卫道之勇，即拔陆陇其于全书卷首，亦多可商榷。为官清廉，鲠直不阿，固是陆陇其高风。但陆氏之学，执拗褊狭，拘守门户，比之于陆世仪为学的博大通达，志存经世，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因此，二陆并编，实是不伦。事实上，陆陇其的尊朱黜王，并非一时首倡，张履祥、吕留良的表彰朱熹学说，都要先于他。据私淑于陆陇其的吴光酉所辑《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载，直到40岁前后，陆陇其尚在朱王学术间徘徊。后来在康熙十一、十二年，他四十三四岁时，结识吕留良，受张、吕二人学术影响，始成为朱子学笃信者。对于这一层关系，陆陇其本人也并不讳言。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当他在京中获悉吕留良逝世的噩耗，曾撰文遥为祭奠。据称：“陇其不敏，四十以前，以尝反复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语录，糠秕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康熙十一、十二年——引者），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可见吕留良的为学主张对陆氏学术趋向影响之大。文中，陆陇其还对吕氏于阳明学的“破其藩，拔其根”备加推崇，指出：“先生之学，已见大意。辟除榛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如游坦途，功亦巨矣。”[5]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同样为黜王尊朱的学者，陆陇其因为清廷所用，遂于其身后，以理学名臣而获从祀孔庙的殊荣。吕留良却因不与清廷合作，而被清世宗斥为：“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6]以致故世41年之后，还为文字冤狱祸及，惨遭戮尸枭首。唐鉴于此当然十分清楚，正因为对专制**威心存余悸，所以《国朝学案小识》不敢有片言只字涉及吕留良。这一点，我们当然不必苛求于他。但是，陆陇其并非清初大儒，其学本受张履祥、吕留良影响，唐鉴也不会不知道。因而，仅以清廷好恶为转移，拔陆陇其于全书卷首，显然是不足取的。

清初理学界，在顺治及康熙初叶的二三十年间，主持一时学术坛坫风会者，实为王学大儒。这便是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以李颙为代表的关学和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南学。而《国朝学案小识》无视历史实际，既以入清以后首倡“心宗”而黜孙奇逢于不录，又强学宗陆、王的李颙入程朱“翼道”者之列以张大门墙，于黄宗羲则贬入《经学学案》之中。如此编次史籍，以门户之见而淆乱历史真相，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汤斌、耿介、魏一鳌，同为孙奇逢弟子，恪守师教，终生不渝，而《国朝学案小识》则分三人于三案。汤斌以《翼道》首席而居正统之列，耿介次之，得入《守道》一案，而魏一鳌则黜置程朱对立面，编于《心宗学案》。著者如此任意分割，亦不识根据何在。他如颜元、李塨师弟，并入《经学学案》已属不妥，而弟子李塨则擢至前列，其师颜元反名落乾嘉诸经师后。颠倒错乱如此，实是令人不解。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经过清初诸儒的倡导，迄于乾嘉之世，遂呈鼎盛之势。其间，理学虽不绝如缕，但强弩之末，非同往昔，作为一种学术体系，实已失去发展生机。总结既往学术，表彰理学可，而歪曲历史，贬抑经学则不可。《国朝学案小识》先入为主，意存轩轾，每每强人就我。譬如顾炎武、王夫之，虽然皆有引据程朱以排击陆王的倾向，但是两家精深的经学造诣以及博大的为学体系，已远非理气心性的论究所能拘囿。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强顾炎武入汉学营垒固属不当，而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一反其道，强顾、王二家入程朱“翼道”者之列，同样并不实事求是。唐鉴学案，既以经学命名，就当介绍清初以来诸经学名家大师，此本情理中事，不言而喻。然而两卷《经学学案》，则遗漏太多，殊不可解。乾嘉以还，大师辈出，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庄存与、刘逢禄等，皆影响一代经学甚巨，尽人皆知。而唐书只字不录，视若不见，真不知如何取信于人！

综观《国朝学案小识》全书，虽力图变通《明儒学案》编纂格局，但亦未能尽脱旧轨，无非学案体史籍的变异而已。这种变异带着由学案向纪传体史籍之儒林传回归的色彩，就历史编纂学而论，应当说并不是一种前进。所以清亡以后，徐世昌主持《清儒学案》的纂修，便否定了《国朝学案小识》的变异，以对《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继承，为中国古代学案史作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总结。

[1]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12《经学学案·余姚黄先生》。

[2]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2《传道学案·仪封张先生》。

[3]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12《经学学案题注》。

[4]同上。

[5]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12《祭吕晚村先生文》。

[6]《清世宗实录》卷81“雍正七年五月乙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