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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随笔寻梦无痕（第2页）

剪子湾早先很荒凉。据说有一外地磨剪人最先定居于此，因而称为剪子湾。初期全村只有五六户人家，我家为其中之一，到我已住了六七代。我家几代人都以帮人“打坟”（筑坟）为业，章家的祖坟很可能就是我的先辈建成。我曾在城里读过小学，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所以土改后领导上把我叫回来当村会计。当时我是村干部中年龄最小的，以后还管过拖拉机站。

“大墓地”是1955年“合作化”时被平掉的，事先曾登报通知亲属迁坟。因为这片坟墓已经多年无人祭扫，又没有任何亲友可以出面联络，遂由村民自行迁葬。详细情况已记不清，只知道那4根石柱与石羊、石马曾上交县文物保管部门，现今是否仍然妥为保存就很难说了。

另据为我们开车的山西大学司机赵师傅说，他也是剪子湾村人，且曾在老会计领导下开过拖拉机。他曾向尹家邻近的一位72岁老太太打听过，这位老人也曾亲眼见过大墓地，所述情况与尹会计相类似。但她曾听长辈说，这些坟墓由于亲属久已离开太原，所以大多委托附近居民代为照料，墓边土地亦归其耕作，无须交租，逢年过节送点新粮、鲜果，“意思意思”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与杭州“章家园”祖坟情况相同，我们习惯把代管祖坟的农家称为“坟亲”，意即如同亲戚。但杭州祖坟虽然已在“公社化”期间推平改为茶园，1987年我前往遗址凭吊时还能有幸找到当年的“坟亲”，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充当向导，并且还出示一本记录代为保管各处祖坟方位、面积、建筑等相关资料的折叠账本。至于谁是剪子湾祖坟的守望者（坟亲），则早已无可考察了。也许就是尹家的先辈吧？谁知道呢。

但短短的相聚，已经把近百年的间隔与几千里的距离大为缩减，尹、章两家后代的心迅速贴近，临别时两对老年夫妇竟然握手相望依依不舍。我们在村中仅存的这座代代相传的连体窑洞庭院花木中摄影留念。汽车开行后，尹老全家仍不断挥手惜别。据老支书告知，这几孔窑房亦在市规划公路线内，将与整个剪子湾村同时搬迁。以后再来，连这丁点历史遗痕也将**然无存。

近乡情怯，寻梦无痕。回武汉后，重温世恩公居晋遗作一首：

“家书久不至，望书如望榜。本期佳音来，偏作不堪想。吾亲笔素勤，训必月三两。吾兄每思弟，濡笔代鼓掌。缄封可置邮，最易通音响。胡迺双鱼滞，安问堕苍茫。客中本不乐，比来益惝怳。陟岵复陟屺，以次念少长。颇知天相人，万事虑其傥。忽若有所失，欢语意亦强。旦夕竹报来，神气庶几爽。”（《客洪洞盼家书不至》）

我只能从诗文中想见这先辈三代二十几口人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亲情乡思。历史毕竟是存在过的，难以磨灭的唯有记忆。最近，年近九十的大哥还向我追述祖父（维藩之子）生前向他说过的话：“太原的坟亲最笃实，有年带信来说送点枣子给章家孩子们尝尝，结果竟扎扎实实送来两大车。”

三、关陇西域久奔驰

石庵公把家从烟雨江南挪到北国齐鲁，这三代人都有移民先驱者的根性——“宦游四方，随地占籍”。他们断然扬弃安土重迁，血液中永远流淌着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冲动。正如同当年美国西部开发者一样，他们奔驰的走势也是朝向大西北，只不过前者携带的是牛车犁锹，而章氏一门则是“跨马按吴钩”，奔驰在西域征战途中。

不知是否有遗传基因？这怡棠、维藩、世恩父子三人，都不安于走科举仕途的老路。怡棠公“生而沉毅，读书不事帖括，昕夕手通鉴一编，好驰马，习韬钤”。少年时代随父亲宦游河南，即已在光、固平叛中稍露身手。维藩公也是“生而岐嶷，读书目十行下。幼侍其父宦游齐、鲁、晋、陇间，习韬钤，好骑马”。世恩公亦“自幼好治兵略，山川形胜，阨塞之区，靡不留意……究心政治，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虽属随营攻读，但却有《从军古意》一诗明志：“勒马啸西风，壮心拔剑起。莽莽祁连山，黯黯临洮水。男儿一出门，长征几万里。”这首诗大体上可以看做是章氏父子豪情壮志的真实写照。

他们早年建功立业之地都是在甘肃与新疆。

怡棠公的两个儿子（维藩、世恩）都是出生于山西而成长于关陇。世恩有《随家君赴陇西》一诗：“金城玉垒旧曾游，万里重来待白头。胸次欲吞沧海日。眼前又见灞陵秋。廿年身世劳车马，一剑光芒烛斗牛。不有勋名能盖世，男儿反怕说封侯。”但世恩在陇时间不算很长，他是这个家族三代男性成员中唯一坚持科举应试者，所以常往返于京师与兰州酒泉之间。他在试场屡遭蹉跌，怡棠公南归后，他因已双祧楠、桐两位叔父，遂回太原侍奉双亲。时楠已死，应归桐家，桐以候补知县在太原谋职，仕途似不得意，家庭生计亦颇艰窘。世恩归晋后曾有《辛卯除夕感怀》一诗，自注：“时年三十一岁，落第后作。”诗云：“已过员俶上书年，文阵犹难敌五千。贫耻媚人甘俗谤，傲能得友悟前缘。举戈意气思挥日，咒柱功名不问天。自笑儒生家食久，中霄偏梦勒燕然。”辛卯是1891年，生父怡棠公南归不过两年即以公务出差病逝于天津，并由已在安徽任地方官的维藩迎葬于杭州。但世恩依然梦萦塞外勒马啸西风的豪迈往昔，那是多少血性男儿终生难忘的征战情结啊！

不过两年以后（光绪癸巳），世恩“应顺天试，中副车”。他原本是淡漠视之，但因其后家益贫，“遂以州牧赴豫浮沉下僚”。幸好又得到热河都督锡良的赏识，檄调督治垦务，成绩卓著，想必与随怡棠公在酒泉、哈密屯垦积累经验有关。锡良移督四川，檄调世恩偕行，并派往欧美购买兵工机器。“事毕，偏游英、法、美、日本、比利时诸国，归至上海复购铸钱币各机器。凡经历七万里，为行四百八十余日，司出纳为银二百七十余万，无毫发私。”（《章叔振家传》）回蜀后，“即以考察各国政怡所得者汇册进呈，并条具立宪事宜。锡心重之，而不敢以上闻，仅客荐君才堪大用”。因此郁郁不欢，加以官场人际关系复杂，光绪三十二年以血管破裂暴卒，年仅46岁。

从甘肃最先往新疆发展的应是维藩公，他是在光绪二年（1876年）投效西征大营，时年17岁。《赣岑府君行略》称：“弱冠从明公镜泉（春）于新疆，时天山南北路尚未肃清，回汉羼杂，动生龃龉，明公依府君如左右手，事无洪纤，悉以咨之。府君亦殚智竭虑，于剿抚事宜，洞烛无隐。哈密等城设屯垦，筹善后，府君综其大纲，为百年闳远之计。故左文襄公督师出关，谂府君贤，委以转运军实，往来氷天雪窖之中，飞挽储胥，士马饱腾，其坚忍勤勚，有人所不能胜者……文襄凯旋，叙府君劳，以知州上荐，拣发安徽。”其后历任安徽怀宁、无为等地州、县官，并于甲午战争前后辞官转而投身实业，先后创办芜湖益新面粉厂与宝兴铁矿公司，成为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的先驱者。现今电视系列历史文献纪录片《百年商海》已制作他的专辑，可惜只限于面粉厂的创业史，而缺漏更为重要的当涂凹山（今马鞍山）铁矿开发。

四、追寻祖辈的足迹

去年暑假，承蒙兰州大学邀请讲学，这才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追寻祖辈在大西北生活踪迹的心愿。不过，为了旅行的便捷，我们走的却是与祖辈正好相反的路线；他们是从山西到甘肃，最后到新疆；我与妻却是先到乌鲁木齐，然后再经大戈壁、嘉峪关直奔兰州。

在乌鲁木齐仅逗留两天，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与1982年首次入疆相比，乌鲁木齐已有极大的变化，堪称是一座美丽而又整洁的现代化都市。由于行程紧迫，我们只能通过坎儿井、左公柳等遗址、古木，想象当年林则徐、左宗棠等先贤对于大西北开发的筚路蓝缕之功，却很难追寻自己祖辈在新疆生活、工作将近五年的任何遗迹。

哈密本来是怡棠公与维藩公兄弟居住较久的故地，因为此乃当年左宗棠西征军大本营的所在地，而维藩公又担负着军需物资转运与组织部队就地屯垦的重任。但由于所乘火车是半夜经过，我虽利用短暂停车时间下车，但除车站外看不见任何哈密市容，这是此行最大遗憾。

早晨抵达柳园车站后，改乘出租车到敦煌。上午参观莫高窟，由于文物极为丰富，陪同讲解者又极为热情卖力，直至下午2时始离去。回市内宾馆稍息后，驱车至鸣沙山、月牙泉。风沙虽大，但繁花与绿树相映成趣，仿佛塞外江南。月牙湖畔又有左公柳数株，均百余年以上古木，而仍郁郁葱葱，遂留影纪念。遥想当年维藩公兄弟颇爱骑马远游，也许有可能在湖畔诗文吟和……

为追随先辈足迹，从敦煌到兰州改乘出租车。9月3日晨起出发，经安西、玉门，下午2时许到达嘉峪关。登城墙，参观城楼，然后又考察仅存的烽火台。这是可以确知的先辈曾游故地，世恩公早年有《题嘉峪关城楼》诗云：“跨马按吴钩，闲为出塞游。河分中外险，日照古今愁。败鼓余残垒，悲笳动戍楼。男儿须努力，几辈此封侯。”此诗未注写作时间，但可以断定是在1873年11月左宗棠军收复肃州（今酒泉）以后，因为1874年10月左宗棠奉旨督办西征粮饷转运事宜，随即将粮台移设肃州。怡棠公本来常驻兰州，具体执行筹措粮饷事务，自然会随粮台与西征军大本营一同向前推进。维藩、世恩想必也随营进驻肃州。嘉峪关位于肃州城西，相距不过10余里，军营少年骑马佩剑，登关一游应属轻而易举之休闲。

“河分中外险”应指过赖河，因此河正好横贯于嘉峪山（祁连山支脉）与嘉峪关之间，而嘉峪关又控扼着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合处的咽喉津要。“日照古今愁”则暗寓国势日颓，边疆危急之意。败鼓残垒，遥闻营中悲笳，更增添了几分凄凉。但少年诗人却不乏军营子弟的英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西征又正好为有志之士提供建功立业的难得机遇。维藩、世恩兄弟正是胸怀壮烈地随着左军大营，由兰州推进到酒泉，终于在哈密为西征大展身手。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百余年前的败鼓残垒之地，现在已修缮成为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旅游胜地。嘉峪关以酒钢为依托，升格为甘肃省直辖市并成为全国先进花园城市。抚今思昔，感慨良多！

强忍辘辘饥肠，在市内草草进餐后继续驱车疾行，循祁连山脉驰骋于大戈壁上。平沙千里，渺无人烟，想见先辈当年乘马骑驼跋涉于风雪征途之艰苦。夜宿张掖甘州宾馆，张掖旧称甘州，亦为祖辈西征必经之地。

9月4日晨起参观鼓楼后继续前行，途经山丹、永昌、武威、古浪、天祝、永登等地，沿途均可见祁连山连绵不绝之雄姿。“莽莽祁连山，黯黯临洮水”，在怡棠父子诗文中最常见的就是对祁连与黄河的咏叹。愈进陇东，林木、庄稼愈见丰茂，而人烟亦稍稠密。晚6时半抵兰州，但因市区堵车，至7时半始到达兰州大学。

兰州是怡棠公父子居住最久之地，但却无多少遗迹可以追寻。只有贡院旧址，原考官阅卷之处（“至公堂”）尚存，门口有左宗棠所书木质长联两副，可惜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首联末端已磨损，字迹漫漶无可辨识。不过最使我们流连忘返的却是流经兰州市区的那一段黄河，此前我一直自命为长江之子，但经过这番西北寻根之行以后，很自然地对黄河萌生了浓郁的亲情。从石庵公到怡棠公父子，我的直系祖先整整有三代人是靠黄河水养育滋润的啊！我的血管里流有西北人的血性，西北汉子憨直粗犷的基因，也遗留在我这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的后代身上。因此，在兰州期间，尽管讲学、交流颇为繁忙，只要有空闲我与妻子必定前往黄河岸边，亲近黄河，观赏黄河，阅读黄河，仿佛偎依在母亲身边，享受那无边无际的温馨亲情。

寻梦无痕，但是感受却颇多。例如，左宗棠收复并开发新疆，通常只归功于湘军，有所谓“三湘子弟满天山”之说，但其实也有许多外省人参与其间，如来自河南张曜率领的嵩武军。由于左宗棠此前曾任闽浙总督，所以又延揽了一部分浙江精英协赞军务，如胡雪岩即主要帮助筹款。章氏父子三人虽无赫赫战功，但也曾为西征的物资转运与屯垦自给作出重要贡献。兰州大学友人对我此次寻根之旅极为关切，临别时叙谈兴味甚浓，遂以研究课题“浙江人与左宗棠西征”奉赠，大家都认为很有意思，并愿今后加强钻研。也许这就是此行的意外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