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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第3页）

[43]同上书，271页。

[44]钱玄同：《致郑裕孚》，1938年3月1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2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5]钱玄同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刘君以为宜简省汉字点画，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之旧训（说见《攘书·正名篇》及外集卷六《中国文字流弊论》），宜提倡白话文（说见《论文杂记》及外集卷六《中国文字流弊论》），宜改用拼音字，宜统一国语（说见读书随笔《音韵反切近于字母》一条）。凡此数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可谓先知先觉矣。”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9页。

[46]《答朱经、任鸿隽》，《钱玄同文集》第1卷，197、198页。

[47]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钱玄同文集》第2卷，182页。

[48]《钱玄同日记》，1932年3月3日。

[49]《钱玄同日记》，1933年9月10日。

[50]钱玄同：《与黎锦熙论“古无舌上、轻唇声纽”问题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76页。

[51]《钱玄同日记》，1933年1月8日。

[52]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钱玄同文集》第3卷，45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3]钱玄同：《致郑裕孚》，1935年6月15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223页。

[54]见张清常：《钱玄同反帝爱国的〈说文〉研究课》，《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5期。

[55]《钱玄同日记》，1935年9月17日。

[56]《制言》半月刊，第16期。

[57]《钱玄同日记》，1935年11月11日。在钱玄同日记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1935年11月25日，钱玄同“阅《晨报》知殷汝耕昨夜叛，平东、平西皆陷。师大送来签名，遂签之，看《晚报》，悉今晨天津便衣队动。心绪不宁，不能做事。”11月2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谈国事，令我惨然不乐。”

[58]《钱玄同日记》，1935年11月18日。

[59]秉雄、三强：《钱玄同年谱跋》，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26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60]见简斋：《袈裟与手枪》，载《吴承仕文录》，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36页。

[61]《钱玄同日记》，1935年11月29日。

[62]《钱玄同日记》，1936年11月2日。

[63]《钱玄同日记》，1937年6月24日。

[64]《钱玄同日记》，1934年2月11日。

[65]钱玄同：《致郑裕孚》，1934年4月1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193页。

[66]《警钟日报》，1904年4月4日（广告）。

[67]钱玄同：《致郑裕孚》，1934年4月1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191～192页。

[68]钱玄同：《致郑裕孚》，1934年6月25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212～213页

[69]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刘申叔遗书》，5页。

[70]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8页。

[71]《钱玄同日记》，1937年9月1日。

[72]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67页。

[73]《钱玄同日记》，1937年11月7日。

[74]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67页。

[75]关于鲁迅与钱玄同的晚年分歧，以往的一些鲁迅研究者曾有过论述。姜德明在1979年5月第3辑《新文学史料》上发表《鲁迅与钱玄同》，涉及钱、鲁晚年分歧问题，但主要是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对钱玄同晚年多持批评态度，对钱、鲁分歧缺乏学术上的探讨。马蹄疾也有同名文章（见马蹄疾和彭定安之《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观点与姜德明文相类。其后，房向东在《鲁迅和他骂过的人》（上海书店1996年版）一书中也谈到钱、鲁晚年分歧，但却视之为书生意气、误会等。对这一问题首次从学术上提出讨论的是王桧林。他在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8月版）一书的序中，提出“钱玄同与鲁迅的关系常成为评价钱玄同的一个关键问题，他们先是至交，后来变成路人，并且双方有时互有讥评。多少年来，在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的风气下，便难以对他做出公允的评价”。王桧林并对钱、鲁在文字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初步的辨析。本文即在王文的基础上，把钱、鲁晚年的分歧放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中，做进一步的全面的讨论。

[76]钱玄同：《我对周树人君之追忆与略评》，《钱玄同文集》第2卷，308、309页。

[77]《两地书·一二六》，《鲁迅全集》第11卷，3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8]《致章廷谦》，1930年3月27日，《鲁迅全集》第12卷，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