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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学习西方思想（第1页）

第四节学习西方思想

一

1916年夏秋之后，钱玄同放弃保存国粹的主张，将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努力方向转向了学习西方。1917年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大凡学术之事，非智识极丰富，立论必多拘墟。前此闭关时代，苦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变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乃年老者深闭固拒，不肯虚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独怪青年诸公，亦以保存国粹者目标，抱残守缺，不屑与域外智识相印证，岂非至可惜之事？其实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以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固闭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120]

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既需要同一文化系统内部的不同流派间的交流、参照，也需要不同文化系统间的比较、借鉴，在近代世界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展而五洲变通的时候，后者更为重要。提倡积极接受域外智识，以与本国文化相参照，反映了跳出国粹派的钱玄同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新看法，是他提倡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出发点。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写了许多文章、通信和随感，大力倡导向西方学习。

为了有利于学习西方，钱玄同对晚清以来有碍于学习西方的观念，如中国文化世界第一，西方的科学、哲学、伦理等思想学术在中国古已有之等，做了许多批判：

若说科学是墨老爹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我国的文学，既有《文选》，又有“八家”，为世界之冠，周公作《周礼》是极好的政治；中国道德又是天下第一，那便是发昏作梦。请问如此好法，何以会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的把戏出现？何以还要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话？何以还要什么造船制械，用“以夷制夷”的办法？[121]

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夫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夫子发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立宪是管仲发明的；阳历是沈括发明的；大礼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夫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说的）。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会不但可笑，并且无耻。请问：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自己不但不会改良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种话吗？[122]

钱玄同的批判可谓尖锐、辛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批评过这类观点，“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123]

在批判阻碍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想同时，钱玄同主张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他说：

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124]

我的思想，认定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该完全学人家的好样子，断不可回顾七年前的“死帝国”。[125]

我以为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126]

我们应该知道，人家的学问、道德、智识都是现代的，我们实在太古了，还和春秋以前一样，急起直追，犹恐不及，万不可再徘徊歧路了。[127]

一切都要向西方学习的提法，极端甚至偏颇，也不科学，反映出钱玄同跳出国粹派，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以与中国文化相参照的同时，又有向西化派发展的思想倾向。不过，从当时和后来钱玄同的思想实际看，他要学习的是那些现代的、适应20世纪的新文化，而不是照搬一切西方文化。

为有利于学习西方，钱玄同大力提倡各种文化改革。他提倡的废汉字，既是为了批判旧文化、旧传统，也是因为他认为汉字里没适于表达现代学术的新词语，而一切现代社会的新名词、新术语又都是西方人发明的，采用世界语或直接使用外来语言对于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更为方便。他提倡汉字横行和句读符号也是为了方便接受西方文化，“因为以后的中国文章中间，要嵌进外国字的地方很多，假如用了直式，则写的人，看的人，都要把本子直搬横搬，两只眼睛，两只手，都费力得很。又像文章中间所用的符号和句读，要他清楚完全，总是全用西洋的好”。[128]他提倡中国使用世界公历纪年也是期望求得世界的一致，使中国融入世界，“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上的一部分；现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连”。[129]总之，钱玄同关于文化改革的许多设想和主张都是从有利于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的。

为了有利于学习西方，钱玄同强调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但在译介西方书籍时，常常存有用中学剪裁西学的做法。钱玄同对之坚决反对。他说：“无论译什么书，都是要把他国的思想学术输到己国来，决不是拿己国的思想学术作个标准，别国与此相合的，就称赞一番，不相合的，就痛骂一番。”“中国的思想学术，事事都落人后，翻译外国书籍，碰着与国人思想见解不相合的，更该虚心去研究，决不可妄自尊大，动不动说别人国里道德不好。”[130]关于吸取西方文艺思想，周作人曾提出：“将他国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的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它拿来，省却自己的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钱玄同对之表示句句赞成，认为是“至真至确”之论，并进一步发挥，“我们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学去做，那就不错”。[131]

二

新文化运动**过后，因着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杂志、《华国》月刊、《甲寅》周刊等，相继问世。1920年，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提出欧洲文化破产，要用东方文化去解救西方。受其影响，1922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东西文化划分为不同性质的三种文化，认为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化。1923年，张君劢做《人生观》讲演，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1922年4月，吴宓发表《论新文化运动》，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传播西学糟粕。1925年9月，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批评新文化。东西文化问题再一次成为思想界注目的焦点。钱玄同对这一系列文化论争极为关注，积极思考东西文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不是根本性质的不同。钱玄同说：“我反对梁漱溟先生的那种分别东西文化三类（中国、印度、欧洲）之说，我相信胡适之、吴稚晖、徐旭生、唐璧黄诸先生的话。我认为东西文化之异，并非性质不同，只因西洋人比咱们要努力上进，一切学术都超迈到咱们前面去了，咱们应该耻于落后，不甘‘自外生成’，急起直追，赶上前去，跟上他们，才是有出息的民族，有希望的国家。彼等所谓‘西方文化’便是现世界最较合理的文化，所谓‘西学’便是现世界最较近真的学术，这断断不是西洋人私有的东西。”[132]钱玄同认为梁漱溟的三路向说太武断了。[133]他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世界文化、是现代文化，反对把文化分成东西方的观点。他在日记中写道“‘东方化’、‘西方化’的说法实在不能成立。总之，科学未兴以前的文化，都是博物院里的材料。看到中国有宋之‘朱学’，清之‘汉学’，印度有因明学，这都是科学的精神的渐渐发舒。我更相信‘赛先生’绝对不能西洋人所私有，的的确确是全世界人类公有之物，所以说这是‘西方化’，实在绝对不通，这分明是世界文化”。[134]他在给林语堂的信中说：“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135]对于当时发生的科玄论战，钱玄同赞成科学一派的观点。[136]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创造出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钱玄同认识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符合近代东西方文化发展的实际，而他将西方文化界定为世界文化和现代文化，则更是认识到了近代以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实质。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最合理的内核。学习西方文化，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这一观点，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认识西方的一个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那些将东西方文化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即将东方文化视为精神的，有永恒的价值，西方文化为物质的、机械的，无永恒的价值相比较，与表面不拒绝西方文化、而实际上也认定西方文化是物质文化的观点相比较，钱玄同的观点是深刻的。

第二，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将西方文化全盘承受。1923年，钱玄同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日很‘动感情’，觉得两千年来的‘国粹’，不但科学没有，哲学也‘玄’得厉害，理智的方面毫无可满足之点，即感情方面的文学除了那诵圣，媚上，押韵，对仗，用典等等‘非文学’以外，那在艺术上略有地位的总不出乎——a。歌咏自然，b。发牢骚，c。怡情酒色三种思想。……因此，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赛两先生最有道理。”[137]他在另一封给周作人的信中又说：“我近来觉得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却只有二人：1吴敬恒，2陈独秀是也。虽然他俩在其他种种主张上我们不表同意的也有——或者也很多，但就——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将西方文化全盘采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俩最可佩服的。”[138]1924年4月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旧则旧，新则新，两者调和，实在没有道理，制度是有机体，牵一发而全身动摇也。我以为真应该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才是。”

“东方文化连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思想的提出，钱玄同将他学习西方的思想发展到极端。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这种激进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新文化运动**过后，钱玄同曾对自己的激进态度进行过反思，在新与旧关系的问题上，钱玄同对自己将新旧文化截然对立起来的态度有所修正，主张客观地对待儒家学说和旧文学，“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139]他在评价沈尹默的“旧”时说：“他对于‘旧’是确有心得的，虽然他自己的主张似乎单调了一点，但我还觉得他今后的‘旧成绩’总有一部分可以供给‘新的’作为材料之补充。”[140]对于传统道德中“孝”的观念，钱玄同提出：“由孝引之于爱，不当一味排斥。”[141]这些都反映出钱玄同在新旧文化关系上的新思考。不过，钱玄同主张包容，并非排斥斗争。旧思想的回潮，钱玄同再次奋起，发出激进的呐喊。面对那些“提倡与民国绝对不相容的三纲五伦，提倡嫖赌，提倡纳妾……一言以蔽之，在时间上开倒车而已”。[142]的事情，钱玄同极为愤慨[143]，“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将西方文化全盘承受”之论因是而发，“近来的怪论渐又见多，梅光迪诸人不足怪，最近那位落华生也有提倡孔教之意，我未免有‘意表之外’之感焉。觉得中国古书确是受戒的书物，这些书不曾经过整理就绪（即将它们的妖怪化、超人化打倒）以前，简直是青年人读不得的东西。我近来犯动感情，以是‘东方化’终是毒药……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虽然已成历史上的东西，而陈独秀在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中的议论，现在还是救时的圣药。现在仍是应该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我之烧毁中国书之偏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144]这样，钱玄同把他学习西方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极端。

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合理内核，批判中国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是近代振兴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但将西方文化全盘承受，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却不是科学的做法。它显然有着绝对化、片面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不过，应该看到，钱玄同的全盘承受欧化论是在与复古论、调和论的斗争中提出的，是针对反新文化运动、复古主义、盲目的民族自大而发的很“动感情”的话。他的观点显然带有争论中过于偏激的情绪化色彩，它是现实斗争中的口号，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实际上，钱玄同主张的全盘承受欧化也并不是不顾一切的西化，而是西方现代文化、新文化，主要是要接受以培根、牛顿、瓦特、米勒、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阿斯勒的学说为代表的反映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的先进学说。[145]钱玄同认为西方文化也有弊端，不应该完全照搬，他在1923年致周作人的信中，批评一切效法西方的做法：“我以为纵然发现了外国人的铁**有了臭虫而不扑灭，但我们决不该效尤，说我们木**发现的臭虫也应该培养，甚至说将铁**的臭虫捉来放在木**也。所以外国女人虽有头发，但中国女人并非不可剪发，外国女人虽说穿锐头高跟的鞋子，但中国女人并非不可穿宽头平底的鞋子。”[146]1925年，他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又写道：“我常说‘欧化’，似乎颇有媚外之嫌，其实我但指少数合理之欧而言之耳。多数之欧不合理者甚多，此实无化之必要。”[147]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些观点是在与周作人的私人信件中提出的，在公开的论争中，他很少讲西方文化的短处，就像他很少讲中国文化的长处一样。这一方式，既体现了钱玄同在东西文化观上的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驱者的苦衷。其实，钱玄同所谓“连根拔除”的内容也并非是全部中国文化，钱玄同在《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一文中列举的要除掉的所谓国粹是“纲常名教、忠孝节义、文圣武圣、礼教德治、文以载道、元首小民、安分守己、乐天知命，不问政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济人利物非我事，自有周公孔圣人”等，把它们当成中国文化的全部显然错误，但它们确是中国文化中的糟粕部分，确是应该“连根拔出”。在实践中，钱玄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实际做法并不是简单的“连根拔出”，他积极赞成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自己计划整理宋之永嘉学派，清初之颜李学派，清中叶之浙东学派，自欧阳修以来到康有为的疑古辨伪学派的著作。[148]这些著作，在钱玄同看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三

从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化观出发，钱玄同激烈地批判复古主张。1925年5月，钱玄同看到《学衡》和《华国》两种杂志中有特别攻击新思潮的内容，《华国》“骂提倡新文化新道德者为洪水猛兽”，“骂李光地因服膺朱老爹穷理之说而研究天文曆数为非，又以‘学者浸重物理’为率人类以与鳞介之族比矣”。钱玄同认为这些“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他还认为《学衡》上吴宓和景昌极的文章攻击科学，维护礼教也是混乱思想。为此，钱玄同提出“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辞而辟之也”。[149]他一面呼吁胡适出来做思想界的医生，自己也发表文章，对反对新文化的思想加以反驳。

钱玄同的批评目标集中在“国民文学”的口号上。1925年3月6日，《京报》副刊发表穆木天、郑伯奇、周作人等讨论“国民文学”的信。穆木天提出，“我们要复活我们祖先的话语”，实现“祖先传来的理想的极致”、“发掘我们民族的精髓”。[150]郑伯奇在回信中也强调“要追怀古代的光荣”，“向残虐无道的外国资本主义算总账，我们要问鸦片战争的罪魁，我们要为庚子动乱申冤”。[151]国民文学的主张者还提出要歌颂“我们民族历史的浩浩****，澎澎鼓动，放浪汪洋”，“不要管他们的时代思潮……我们做顽固的人罢！”。[152]建立国民文学的口号，反映了1925年前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强调民族主义，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对于凝聚人心，鼓动宣传，有其积极的意义，但过度强调民族主义可能会容纳守旧思想，蕴涵着某种复古倾向，产生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动。当时周作人赞成国民文学的口号，但也意识到其不足，周作人提出“提倡国民文学必须提倡个人主义”。[153]钱玄同则明确地反对国民文学的口号，他认为国民文学的主张是“二十年前底老新党盲目赞美德国和日本那种血腥气的爱国主义，不自知其丑的‘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主义，现在复活了”。[154]钱玄同对国民文学口号中蕴涵的复古思想坚决反对，他认为把世界现代文化普及到中国来，“但决不能说是国民的，因为既非咱们所固有，亦非咱们所独有”，若以“‘发掘我们民族的真髓为职志’，似乎总应该考察咱们民族底真相，未可错认一己的理想为民族的精髓而一味去歌颂”。钱玄同认为，国民文学论者与爱国论者，国故论者，复古论者一样，“对于中国民族一切腐朽的文化，残酷的道德，污秽的生活，谬误的学术，都有相当的赞美。他们最不愿中国人‘舍己从人’。他们常说甲点是中国的比外国的好，乙点是外国的比中国的坏，丙点是外国的也没得比中国的好”。进而，钱玄同提出：“西洋史上有ㄦㄜㄋㄝㄤㄙ（Renaissance）一件大事，近来的中国人也觉得咱们中国也非得要这么一套不可。我底偏见，却认为咱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咱们不应该再要这一套，咱们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承受’才是正办。……我坚决地相信社会是进化的，人们是应该循进化之轨道前进的，应该努力前进，决不反顾才对。所以我认为过去的各国文化，不问其为中国的，欧洲的，印度的，日本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应该弃之若弃撇屣。”[155]

对国民文学口号的批判，体现了钱玄同对复古思想的愤恨和他的强烈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愿望。应该指出的是，在钱玄同批判保守复古思想时，也有将一切民族主义宣传视为保存国粹和宣传国光，有完全否定中国文化价值的倾向。

在批判穆木天的同时，钱玄同还从正面阐述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学习西方文化的关系，他主张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分开，既反帝国主义的侵略又积极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暴力，是糊涂蛋丢脸的行为，服从先进文明国发明的学术，是明白人合理的举动。”[156]“反抗帝国主义是反抗侵略咱们的强权，绝对不是‘排外’，向咱们施行帝国主义的外国文化，都比咱们高得多多，咱们不但不应该‘排’它，而且有赶紧将它‘全盘承受’之必要，因为这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咱们中华民国也应该受这文化支配。”[157]在反帝斗争中，他提出：“不吸哈哒门香烟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回头再拿三尺长的旱烟袋；不用日本的报纸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回头再用开花纸、罗纹纸，不穿英国的哔叽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回头穿宁绸……”。[158]

在近代，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往往是相伴而来，西方文化往往是帝国主义所挟以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又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既要批判民族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又要通过民族文化的阐扬以建立民族自信心。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是解决文化问题的两个极端。钱玄同亲身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国粹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高涨的气氛中，明确主张将帝国主义侵略与西方现代文化分开，是一种理性的思考。

[1]《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8日。

[2]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8页，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

[3]同上书，11页。

[4]《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1月29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292－296页。

[5]《钱玄同致胡适》，1920年10月，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275页。

[6]《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