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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2页）

一，关于文学。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之一是文学革命。由胡适倡导，陈独秀、钱玄同响应，而逐渐成为时代潮流的文学革命，其重要内容之一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为倡导白话文，使其成为文学的正宗，陈独秀将明代以来的十八子列入批判目标，而钱玄同则把当时在文坛尚有重大影响的桐城和文选二派直接锁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他认为：

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正宗。然观《原道》一篇，起首为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近人仪征某君即笃信其说，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某君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梦匪祯，辟札洪庥”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弟以为今后文学，律诗可废，以其中四句必须对偶，且须调平仄也。若骈散之事，当一任自然。[37]

钱玄同在当时以态度激进而著名，在这篇文章后，他一再地批评、指斥文选和桐城二派，并以“妖孽”、“谬种”呼之。但上一段论述却可谓态度持平。钱玄同批文选派，必然会涉及刘师培，上文中的“近人仪征某君”指的就是刘师培。刘师培是阮元的信仰者，继承发扬了阮元的文学思想，他认为，“骈文一体，实为文体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源失矣”。[38]从《国粹学报》创刊起，刘师培就不断刊载这类论述。在理论上，刘师培从未跳出阮元的文笔辨的窠臼，倘说有贡献的话，那就是他不断从历史实例和文字音韵两个侧面，论证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主张的合理性。另外，就是除“俗文”外，刘师培的论著大都散发着浓烈的骈文气息，用实践来表达他对阮元的钦佩。

应该指出，钱玄同对桐城和文选派的批判采取了激烈的甚至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从学术批评的角度看，并不完全准确，它缺乏对中国传统文派的具体分析和科学总结。不过，从思想史的意义上分析，这种激进的态度对于唤醒国人，引起人们的注意，推进改革有其意义。如钱玄同致胡适的信中说的那样，“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39]这显然是一种改革心态。同样应该指出的是，钱玄同虽将桐城和文选派视为“谬种”和“妖孽”，但他也看到“所谓‘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尝不在周秦两汉六朝唐宋文中也”。[40]从实践上看，钱玄同的平白豁达的散文也很难说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文脉。

二，关于文字学。关于刘师培的后期文字学思想，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稍违畔，《外集》卷十六《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述说此义，与前期所见相反。（前期所作之《正名隅论序》云“以心得为主，虽或与旧说相戾，然剿说雷同之失庶几免矣。又他文中亦有驳《说文》之语。）二，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本字，《外集》卷七《古本字考》及卷十六《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皆言此意，而反对前期音近义通之说，且目同音通用之字为“讹迹”。三，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而反对添造新字新词，《外集》卷十六《答江炎书》言之。此与前期主张亦相反。至于改用拼音字之说，则前期之末作《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时已表示反对矣，卷十七《中国文字问题序》中又申言之。[41]

可以看出，刘师培晚年的文字观念陷入了保守、拒绝变革的状态之中。与刘师培相反，作为一个文字学家，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因思想激变，放弃了在辛亥时期的文字复古主张，主张拼音字，简化字，大量使用外国名词，以至废除汉字，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是他的长文《汉字革命》、《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汉文改革之讨论》、《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等。关于《说文》，钱玄同认为其“假字、误体，不知凡几”，反对用《说文》来“求造字之通例，说字之通例”。[42]，主张把《说文》只是看作“文字变迁史上的一段信实的史料”。[43]对于自己和刘师培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同，钱玄同说：“自申叔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乙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44]钱玄同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字问题，积极主张对中国文字进行改革，应予肯定，但应该指出，钱玄同主张的废汉字，实行拼音字的主张，忽视了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忽视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文字的民族性；忽视了汉字自身的长处。其主张存着偏颇、极端甚至错误的地方。

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历史，只看到二人的不同。实际上，五四时期，钱玄同倡导的白话文、拼音字、简化字都是刘师培在辛亥前就已提倡的。[45]钱玄同反传统的激进态度，实际上也是辛亥时期无政府主义播下的种子，在五四时期的开花结果。历史就是这样：后人总是在前人停滞的地方前进，在继承与否定中前进；历史是前进的，但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的，历史总是在激进与稳健、正确与谬误的斗争中，在各种力量的合力中曲折地，有时甚至是倒退地前进。

三、共同话语

钱玄同晚年所做的一件重要文化活动是编辑刘师培的遗书，他的名字也因此又一次同昔日的朋友联系在一起。因钱玄同的编辑，刘师培的那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著作得以集中再现于人们面前，而钱玄同则通过编辑，表达了他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可以这样说，是民族主义这一共同的思想和情愫把他们又一次联系到了一起。

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进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论在政治上信奉何种主义的人，都逃不脱它的影响和制约。如前所述，钱玄同和刘师培在辛亥时期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五四时期，钱玄同跳出国粹派，对中国文化做了强烈的，甚至是极端的批判。但他与其他五四先驱一样，他虽主西化，甚至有世界大同的思想，但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一直抱以深深的热爱，如他在1918年讨论新文学问题时答任鸿隽所说的那样，“我爱支那人的热度，自谓较今之所谓爱国诸公，尚略过之。惟其爱他，所以要替他想法，要铲除这种‘昏乱’的‘历史、文字、思想’，不使复存于‘将来子孙的心脑中’，要‘不长进的民族’变成了长进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时代，算得一个文明人”。[46]在其后的五卅反帝**中，他又发表了《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一文，指出“不爱中华民国，国必亡！甘愿托庇于洋大人之**，国必亡！守住已死的鸟国粹，国必亡！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47]他倡导爱国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并举，反对当时存在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和狂热。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健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20世纪30年代伴随民族危机的加深，钱玄同的民族主义情感日益强烈。“一·二八”事变，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政策，北平爱国人士“为沪事将电政府，责以不可因保全实力而不战而和”，钱玄同列名其中。[48]1933年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铁蹄进入华北，钱玄同本人也经历了妻、子南下上海避难，“几致家破人亡”。[49]的苦痛，他感到“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50]为此，他一度谢绝饮宴。他认为“此时的北平，恐怕已是崇祯十七年之正月，将我二十年前排满心理又勾上来了”。[51]钱玄同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对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极为钦佩，与胡适合作，书写大青山抗日纪念碑。大敌当前，他疾呼“国难深矣！”痛感自己“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他“想来想去，还以从事国语为最宜。遵刘氏之教，努力于国语之三要义，这是我分内应做之事，而在民众教育方面，力行注音符号之普及，亦国语中之一义，在今日实为治标中唯一切要之事”。[52]他把简体字收集和整理工作也视为“关系民族复兴前途者甚巨”的事业。[53]

在课堂教学上，钱玄同将反日思想融入其中。1932年秋，钱玄同为学生开设《说文》研究课，由讲夏字涉及华夏、中华，而讲到华北、华南、华东、华西四个词汇，认为是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而制造出来，不赞成使用。[54]1935年9月17日，钱玄同为师大出版的《教育与文化》之“九·一八”号题郑所南诗（《心史·中兴集》“二砺”之一）。诗云：“愁里高歌梁父吟，尤如金玉戛商音。十年勾践亡吴计，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啮空林。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55]爱国之心、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钱玄同晚年身体多病，从1929年起，他就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症。受日本侵华的刺激，“以悼心失国，宿疴加剧”。[56]1935年，日本又发动华北事变，钱玄同因“时势阽危，心绪不宁”。[57]他认为“所谓华北自治防共委员会”“乃变相之独立”。[58]12月26日，钱三强参加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游行活动，钱玄同表示赞许。[59]1936年钱玄同与北平文化界人士七十人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七条抗日救国要求。[60]

1933年后，钱玄同格外注重历史上反映异族侵略、民族革命的文献。这种认识，在他的日记中多有体现。1935年11月2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购二卷、三卷、四卷之《浙江图书馆馆刊》，未甚全。……此刊办得较北平为好，四卷以来尤佳，尤其是对于吾省文献，注意明清间之忠义，有价值也。”29日，钱玄同阅读该刊第四卷第五卷所载《万季野与范笔山书》，“亡国遗民，心事昭然”，令他“且读且泣”。[61]1936年11月2日，钱玄同得到《越风》三册，“阅之颇有趣，多记吾浙文献，与《逸经》性质相较类，当订购之（注重异族侵略与民族革命之文献，如宋明之亡及辛亥之革命），且特标不张幽默惑众，更可敬”。[62]

可见，钱玄同晚年的思想文化观念和关怀的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由注重对民族文化弊端的批判，转变为注重民族文化优点的阐扬。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对古代文化的态度与30年代的文化复古者所鼓吹的本位文化主张截然不同。钱玄同对于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倒退行为极为不满，他在1935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民国初年之开倒车，尚远不及今日之烈也。”钱玄同曾嘲笑邓实“先革后遗，可笑”，但却认为“彼时（辛亥革命时期——引者注）虽持极端排满论者亦不至于今之富于保守性，（邹实受梁任公影响，特进一步欲推倒满清政府耳）。即《国粹学报》之邓、黄诸子，亦尚有新见，虽喜言国魂、国光、国粹，然尚贤于今之言民族精神诸公也”。[63]

《刘申叔遗书》的编辑，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在民族危难之际，钱玄同愿把那些被尘封已久的、散发强烈民族主义气息的学术著作，集中地呈现在人民面前。他在1934年翻检《国粹学报》时写下了一则日记：

此番检阅动机有二，（一）劭谓南桂馨将出资刊刘申叔遗著，由立达书局承印，我将检《国粹》中之刘文，（二）近觉明末忠臣义士，实堪敬佩，有尚友之意。（……今则亲日亲俄皆卖国贼，我们的处境，真类明季也）[64]

钱玄同要通过编辑刘的遗著，表彰刘的学术，来表彰明末的爱国者。他在给郑裕孚的信中也反映了这一意思，“窃谓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65]

在编辑过程中，钱玄同处处注意体现能表达刘师培民族主义思想的地方。比如，《攘书》，这一在当时就被誉为精辟阐发国人“类族辨物”和“春秋内夏外夷”的伟著和“国民欲饮革命之源泉”者不可不读书[66]，有人主张不宜收入《遗书》。对此，钱玄同坚决反对。他说：

弟以为《攘书》仍以刊行为宜。最大之理由，即此书内容甚精，对于古代学术及历史发明甚多，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叔雅兄主张不刊，弟窃谓太过虑也。申叔早年以文字学术鼓吹革命，此事不当讳，且亦不能讳。……且《攘书》之名，虽取意于攘夷，然全书中明示排满者不及十分之一，其它则专言学术者其半，发挥攘夷之义者居半。而发挥攘夷之义者，亦非如今之标语宣传之浅薄文字，类皆原本学术，根柢遥深，皆粹然学者之言也。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时代，皆不失其价值，即以今日而论，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国主义非攘夷乎。……申叔此类议论，岂独《攘书》有之，即《国粹学报》两三年前之作品，亦处处涉及此义，攘夷之义本不当讳言，且欲讳言而但不刊《攘书》，则所讳者十之一，而不讳者十之九，殊无意义也。[67]

再如，刘作署名问题。刘师培在不同时期，曾用不同的名字，反映了他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钱玄同认为“各种署名，或用光汉、或用师培，全是时代关系”，“大抵署名光汉之作，常有攘夷之论”。[68]“初名师培，前九年癸卯，至上海与章太炎、蔡孑民诸先生相识，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用光汉之时期约有五年”。钱玄同认为，虽然在早年和晚年刘师培都用师培一名，但他不赞成把刘的74种遗书皆改署师培，“因刘君之更名光汉，实有重大之意义，在用此名之时期，刘君识见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之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至高之地位。故凡原属光汉之著作，皆当一循其旧，不可改署师培也。”但在这一时期，刘师培因避祸日本，1907年开始，《国粹学报》上的文章署名师培，国学教科书因需要清政府学部审定，也署名师培。对此钱玄同认为，此一时期《国粹学报》的文章是《〈荀子〉词例举要》《〈古书疑义举例〉补》，《〈尔雅〉虫名今释》等八种，“于思想上无甚关系，署名师培亦无不可，惟国学教科书，甚多新义，若改署光汉，或更妥适”。[69]由此可见，钱玄同对这一充满民族主义色彩名字的偏爱。

在《遗书》编辑即将完成之时，钱玄同抱病撰写序言。在序言中，钱玄同把刘申叔视为近代中国救亡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一员而加以表彰：

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第一期之开始，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闽洛理学之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踞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疾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论著述发表之先后次之，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庼（诒让），绍兴蔡君孑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安（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此十二人者，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探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戏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虽趋向有殊，持论多异，有一志于学术之研究者，亦有怀抱经世之志愿而从事政治之活动者，皆能发舒心得，故创获极多。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70]

钱玄同把刘师培列为近代救亡启蒙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之一，全面地评价了刘的政治和学术思想。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侵华。7月29日，北平沦陷。北师大西迁，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西行。在日本侵略的**威下，钱玄同以春秋笔法，表达他对日本侵华的愤怒。他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又是四十来天没有写日记了，这四十日之中，应与《春秋》桓四、桓七不书秋冬同例也（以后也还是如此）。”[71]钱玄同自幼喜好今文，按今文家之解释，桓四桓七不书秋冬，以含贬义。留平期间，钱玄同闭门读书，拒绝伪聘。他常间接寄语挚友黎锦熙表示，“钱玄同决不汙伪命（他的常谈，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找得事情或受聘教课的都叫‘汙伪命’）”。[72]1937年11月7日，钱玄同恢复旧名钱夏。[73]钱夏是钱玄同在辛亥革命时期以明种姓为己任所用之名，此时恢复“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顺民的意思”。[74]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突患脑溢血，在敌寇统治下的北平去世。其时，《刘申叔遗书》的序还未最后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