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三 疑古思想的继续发展（第1页）

第三节疑古思想的继续发展

一

经过疑古辨伪运动的打击，传统的儒家经典彻底失去了神圣地位，而转为古史资料的一部分。钱玄同说：“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篇章不同，字句不同，多少不同。孰为可信的真史料，孰为不可信的伪史料，岂可漫不考辨而随意的采用或随意的不采用。”[74]这一见解，反映出经在近代历史发展中地位的变化。

研究古史以怀疑为重点，是疑古学派的史观。到20世纪30年代后，钱玄同仍坚持这一史观。他说：“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你看，现代新出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75]1931年，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说：“咱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们，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76]在此后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钱玄同进一步论述道：“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77]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经书真伪问题的讨论，就是由钱玄同等人倡导的。[78]钱玄同晚年考证儒家经典，是站在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把经书作为历史资料的一种进行的。他说：“近儒之主张应该分析经今古文的，或认今文为真而古文为伪，或认古文为优而今文为劣，虽立论相反，然皆以为今古文不同在经说，而文字之差异与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窃谓不然。我以为今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议，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79]

五四时期，钱玄同打破家法，但在考证的层面上，则始终服膺近代今文家的结论。在晚年，钱玄同的这一思想仍未改变，他始终认为“古文经为伪书毫无疑义，自刘逢禄而康有为而崔觯甫师次第考明，至今已成定案，正与晋古文《尚书》之为伪书，自梅鷟而阎若璩而惠栋次第考明，至清乾隆年间已成定案一样。”[80]因此，钱玄同晚年对古文经的考辨，基本上接受了近代今文家辨伪考证的成果。他对于集今文家考证之大成的《新学伪经考》予以高度评价，“康氏这书，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吾友胡适之（适）先生曾用很精炼的两句话来说明这方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这书证据之充足，诊断之精核，与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炳麟）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相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锐尚犹过之，求诸前代，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姚际恒、崔述，堪与抗衡尔。古文经给他那样层层驳辩，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处处都显露出伪造的痕迹来了。于是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完全破案”。[81]钱玄同晚年所著《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其讨论经学最长的一篇文字，但他所做的主要是补苴康氏的工作，“还有些地方被康氏忽略了，没有举发出来的，也还有极好的证据为康氏所未注意或未及知的，也有康氏一时粗心或武断，致语有渗漏，论有偏驳，我们应该匡正他的。”[82]在古文经真伪的问题上，钱玄同完全接受了今文家的观点，如他在1937年为刘师培遗书作序时写的那样：“凡所谓古文经典悉为刘氏所造之赝鼎，此意至今犹然，且持之益坚。”[83]

以变法改制为背景而产生的《新学伪经考》，其结论的科学性受到现代学者的强烈挑战。1929年，钱穆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说提出28条驳难。其后钱氏又作《周官著作时代考》，郭沫若作《周官质疑》等，对于《周礼》的作者、著作时代提出新见。这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钱玄同也产生了影响。《周礼》为古文学最重要的书籍，亦为历来经学家争辩最激烈的书籍。关于《周礼》的作者，学者间争论激烈，大抵古文学家以为周公所作，今文家则非之，甚至斥为刘歆所伪造。在新的研究成果面前，钱玄同对于康说虽继续坚持，但对新说亦未完全否定，且受到影响。有三条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一，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钱玄同说“读了他这篇文章（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引者注），可无异于刘歆为王莽更法立制而造《周礼》，伪托周公矣”，但钱玄同又言：“凡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周礼》皆不信其为周公之书。但又有以为系晚周人所作者，如钱穆与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说。钱氏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谓以何休所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为近情。郭氏撰《周官质疑》（见其所作《金文丛考》中），谓‘《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之言’。我以为从制度上看，云出晚周，并无实据；云刘歆所作，则《王莽传》恰是极有力之凭证；故仍认康氏之论为最确。即使让一步说，承认《周礼》出于晚周，然刘歆利用此书以佐王莽，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既利用矣，则大加窜改以适合王莽更法立制之用，当时实有此必要。故今之《周礼》，无论是本有此书而遭刘歆之窜改，或本无此书而为刘歆所创作，总之只能认为刘歆的理想改制而不能认为晚周某一学者的理想政制，而若考周代之政治而引用《周礼》为史料，则尤为荒谬矣。”[84]“让一步说”，体现出钱玄同并不完全否认新说，抑或承认新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二，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说，“《周礼》亦刘氏所造之书。（或战国时人所著而经刘氏所改作，冒充周公所制之礼。）在此，钱玄同虽仍坚持刘歆伪作，但也将战国人所著一说备存”。[85]其三，1938年3月6日钱玄同日记载：“董□□（字□□）来谈，他要研求《周礼》之官制，看到底是六国阴谋之书之改造呢，还是刘歆特作。我谓此问题几甚难得到明确之答案，但若多将《周礼》的官制考明，则实大有益也。”“甚难得到明确答案”的说法，表明钱玄同对此问题的一个新态度。不过，钱玄同因全面接受了今文家的考证结果，受今文家考证结论影响甚深，而今文家的考证，如梁启超所说，“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伪则俱伪”。[86]因此，在古文经真伪问题上，钱玄同始终没有跳出今文家的思维框架。

钱玄同晚年主张把考证的重点放在今文经上，他认为“说到史料，不但古文经靠不住，即今文经靠得住的史料也就不多，因为其中掺杂了些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关于这一点，最先发明的也是康长素”。[87]从这一点看，钱玄同对今文经的认识仍受康有为“托古改制”思维的影响。钱玄同提出，“现在要讨论的是今文经之真伪问题。今文经固然不全是伪，然伪经亦正不少，如《尚书》之《尧典》、《禹贡》、《洪范》等篇，如《仪礼》，皆是。再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确是伪经，早已疏证明白，现在无须再讨论了，现在应该再进一步疏证《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是伪经”。[88]不过，钱玄同在具体的考证问题上，提出了“超今文”的思想，“把古文经打倒以后，再来审查今文经，则其篇章之来源殊甚复杂，它的真伪又是极应考辨的。但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历史家’的立场上才配说，若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则绝对没有来议论今文经的真伪之资格”。[89]这样，钱玄同又超越了康有为等今文家的观点和方法。钱玄同认为，“现代要知道古代的真历史，真典礼，真制度，最可信者惟有甲骨刻辞及钟鼎款识等等实物耳。今文经中，孰为史料，孰非史料，惟有以甲骨刻辞及钟鼎款识校之，方能断定其真伪与正误”。[90]1931年，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对《易》、《诗》、《书》、《春秋》、《仪礼》从史料学的角度进行了考证。

二

如果说，钱玄同在经的真伪考证方面还受着今文家的影响的话，那么，在解经方面，钱玄同晚年则根本否定经有今古两家之学，完全打破了经今古两家之学的界限，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解经思想。

第一，钱玄同认为，汉代今古两家解经的实质是一样的。“至于经说，则古文家与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耳。两家言作《诗》本义，言古代史实，言典礼制度，同为无据之臆测，无甚优劣可言。因为两家都是要利用孔子以献媚汉帝，希籍得到高官厚禄者，故都喜欢说孔子为汉制法，都喜欢图谶纬候，古文家之异于今文家者，仅在孔子以前又加了一个周公。”[91]

第二，钱玄同反对近代人以“微言大义”与“训诂名物”，“六经皆史”与“六经皆孔子所作”为今古两家不同之点的说法。对于“微言大义”与“训诂名物”之别，钱玄同认为，“此实大谬不然，今文家何尝不言训诂名物？《汉书·艺文志》于《诗》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诸书，于《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诸书，都是言训诂名物的。（汉师说经，‘解故’之外，尚有‘章句’，《书》之欧阳、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公羊传》，《艺文志》皆著录有章句之书。章句虽非专言训诂名物，然亦非绝不言训诂名物也。）至于‘微言’‘大义’本是两词，近人合为一词，谓凡今文经说，专务发挥微言大义，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发挥微言大义之责自承。其实此两词绝不见于西汉今文家的书中。最早使用此两词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刘歆。”对于“六经皆史”与“六经皆孔子所作”的不同说法，钱玄同认为，“古文家言六经皆史，今文家言六经皆孔子所作。此则尤与事实不合。按此两说，汉之今文家与古文家皆无之。对于经的来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及《儒林传》所言皆为今文说，《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所言为古文说。两说固不甚相同，然亦不甚相远，而皆与‘六经皆史’及‘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不同。”[92]钱玄同考证六经皆史之说始于宋之陈傅良，其后明之王守仁，清之袁枚、章学诚、龚自珍及章太炎皆主此说。陈、王、袁、章四氏，不但非古文家且非经学家；龚氏则为今文家；唯章君为古文家。因此钱玄同认为“六经皆史”之说为古文家言是不对的。至于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始于廖平，而康有为、皮锡瑞皆从之，三氏固为今文学家，但前于三氏之今文家龚自珍即主六经皆史之说，后于三氏之崔觯甫又反对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因此钱玄同认为将六经皆孔子所作为今文家言也是错误的。[93]

第三，钱玄同认为从纵的历史发展看，不存在今古两家之学。钱玄同提出，汉代的今文家和古文家与清代的今文家和古文家也不相同，“汉之今文家与古文家言，或墨守师说，或苟立异说，既无系统，又无见解，现在看来，可取者殊少。近代之今文家如庄述祖、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诸人，古文家之章太炎师（从郑玄以后至章君以前，没有一个古文家，或目郑学者与惠、戴、段、王诸氏为古文家，则大误），虽或宗今文，或宗古文，实则他们并非仅述旧说，很多自创新解，其精神与唐之啖助、赵匡至清之姚际恒、崔述诸氏相类，所异者，啖、赵至姚、崔诸氏不宗一家，实事求是，其见解较庄、刘诸氏及章君更进步耳。”钱玄同提出：“我们今后对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的参考及采取。”[94]“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95]进而，钱玄同认为，“‘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这两个词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96]

钱玄同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学术意义，它打破了近代以来把今古文视为完全不同、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派的观点，为研究经学历史、解释古代文献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思路。五四时期，钱玄同打破家法，晚年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他根本不承认有两家之学，五四时期主张破，“至于解经，则古文与今文皆无是处”。[97]，注重的是对今古两家的批判，晚年仍主张破，但注重各家合理学说的汲取和整合，同是一个破，但前后重点却有不同。

这里，我们结合钱玄同对《春秋》一书的研究，分析钱玄同晚年解经思想的变化。前文论到，钱玄同在新文化时期，认为《春秋》非孔子所作，亦无所谓的“义”。但到晚年，他放弃了这一观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打破今古文家法，提出孔子与六经无涉的思想，认为《春秋》非经亦非史，不过是鲁国的断烂朝报。这一观点的产生，与其欲推翻六经，打倒孔教有很大关系。事实上，钱玄同在否定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的时候内心就存在矛盾。他在1929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配得几本《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三、十四期。中有傅孟真《与顾颉刚讨论古史书》，其中对于我将《春秋》一笔抹杀为非，言《公羊传》中一部分确是孔子思想。我觉得很对。我本不坚持《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说，我尝谓《春秋》非微言大义之书，即系‘断烂朝报’，决不能象古文家那样解法耳。”[98]1930年12月19日，钱玄同致信胡适，与胡适讨论《春秋》性质。因为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春秋》不该当它是历史看，应该以《公》、《穀》所说为近是，是孔子正名主义之书。后来，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宣言》中又批评清儒治《春秋》回到《公羊》的路子是太“陋”了，胡适批评这和治《易》回到方士的路子是一样的。针对胡适的观点，钱玄同提出：“《春秋》确是正名之书，但不见得就是孔子的笔削（孔子一生，我以为并没有著过书），大概是荀子一派喜欢‘隆礼’‘正名’的人们干的把戏。作《公羊传》者当是此笔削者的数传弟子之类，《公羊》所言已有些‘扩大会议’的意味，到了董道士和何老爹，越说越不可究诘了。至于清代的先生们，则离题更远，干脆一句话，他们是托《春秋》而‘改制’罢了。”钱玄同的证据是对钟鼎款识的分析，“我因为觉得《春秋》的称名上确有些奇怪：如整整齐齐的五等爵位，某也公，某也侯，永远不变，今证之于钟鼎款识，实在觉得没有这么回事，尤其是楚国，这‘楚子’的称呼恐怕只是儒家的玩意儿罢了。此外，如那样的褒扬宋伯姬，也颇可疑。故鄙见以为认《春秋》有尔许微言大义的说法，固然不对；若认为是鲁国的‘政府公报’的原本，似亦未合”。[99]钱玄同放弃了视《春秋》为鲁国“断烂朝报”观点。1931年，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明确提出“《春秋》一定是一部‘托古改制’的书。……然则《春秋》中那样一成不变的称谓，一定是儒家的‘托古改制’，特地改了来表示‘大一统’和‘正名’的理想的。又如，‘公子庆父如齐，齐仲孙来’，‘公朝于王所，天王狩于河阳’，‘孟子卒’等等，都是用特殊的‘书法’以明‘义’，不是普通记载事实的态度。所以《春秋》的原本虽是鲁国的真历史，但既经‘笔削’，则事实的真相一定改变了许多，断不能全认为史料。”[100]此时，钱玄同对《春秋》蕴涵的“义”也加以承认。在其后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钱玄同更是明确承认“五经之中，惟《春秋》为孔子所作”。[101]这样，钱玄同又恢复了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还坚持的《春秋》作者是孔子的判断。[102]关于《春秋》的作者问题认识的改变，从直接的原因上看，钱玄同可能是受傅斯年、胡适、毛子水等学者观点的影响[103]，但从思想发展的深层看，则是钱玄同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对自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观点修正的结果。后来，钱玄同进一步认为“《春秋》一定是史，云经史分者，妄也。先师章公斥皮、康之说是也。惟《春秋》之大义实惟章、龚知之，而《春秋》之信史则必折衷于先师崔君之说，古文家于此盖茫然也。”[104]“不修《春秋》确是‘断烂朝报’，孔子借事明义，非修史也，其与史迁，司马光有相类处，而其作法则不同，此时代原因耳。孔子之时之编年史本只是如此，孔子绝无著书之意（颜元说最谛），此与两司马不同者，故五经虽非孔子定，然实本是儒家化的。”[105]认为《春秋》是历史，并蕴涵一定的“义”。钱玄同对《春秋》性质提出新看法，放弃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持的《春秋》一书为“断烂朝报”和“流水账簿”的观点。

[1]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1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钱玄同致胡适》，1928年4月6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383页。

[3]《钱玄同日记》，1930年3月3日。

[4]《钱玄同日记》，1930年3月17日。

[5]《钱玄同日记》，1932年9月21日。

[6]《钱玄同日记》，1930年11月19日。

[7]《钱玄同日记》，1934年6月18日。

[8]《钱玄同日记》，1931年12月8日。

[9]《钱玄同日记》，1932年1月17日。

[10]《钱玄同日记》，1934年2月11日。

[11]《钱玄同日记》，1935年12月9日。

[12]《鲁迅全集》第5卷，3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钱玄同日记》，1922年9月21日。

[14]《钱玄同日记》，1931年9月19日。

[15]9月21日日记：“上午十时半，北大有教职员全体大会，上午八时师大有教职员全体大会，均为讨论日本占领东省事件，均未往。”28日日记：“上午在太和门前开市民大会，为抗日救国事大游行，师大停课，师校叫我参加，我走不动，只好恕不。”

[16]《钱玄同日记》，1932年3月2日。

[17]《钱玄同日记》，1932年3月3日。

[18]《钱玄同日记》，1932年3月5日。

[19]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1934年3月14日，《钱玄同文集》第3卷，455页。

[20]《钱玄同日记》，1933年9月10日。

[21]钱玄同：《与黎锦熙论“古无舌上、轻唇声纽”问题书》，1933年1月11日，《钱玄同文集》第4卷，76页。

[22]《钱玄同日记》，1933年1月8日。

[23]《钱玄同致胡适》，1934年6月6日，《胡适往来书信选》，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4]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1934年3月14日，《钱玄同文集》第3卷，455、466页。

[25]参见张清常：《钱玄同反帝爱国的〈说文〉研究课》，《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