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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1页）

附录

钱玄同与刘师培

钱玄同和刘师培二人都是近代中国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二人的交往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思想学术关系甚深。在晚年，钱玄同抱病编辑刘氏遗书，全面评价刘氏政治、学术思想，更见二人间学术关系与感情。故讨论他们思想、学术上的交往对于认识近代思想学术之发展变化，是有意义的工作。

一、谊兼师友

钱、刘二人家有世谊。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曾任礼部主事，晚年出长绍兴、龙山等地书院，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研究有素的学者，在晚清学界有一定的影响，蔡元培即出于他的门下。刘家则以三世（曾祖、祖父、伯父）传左氏之学而饮誉学林。钱振常和刘师培的伯父刘恭甫是朋友，而恭甫之子师仓（字张侯）又是钱振常的学生。刘师培1884年生于仪征。钱玄同1887年生于苏州。二人家庭背景相像，成长经历也颇相似，皆为自幼饱读经书。钱玄同自幼就开始做八股、策论、试帖诗，其父因长子念劬科举不第，而对钱玄同“属望殷，督责严”。[1]刘师培则是18岁中举，则可谓少年得意。但1903年，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制度。二人通过科举以飞黄腾达的道路自此断绝。刘师培为此痛感“飞腾无术儒冠误”。[2]，在反清民族主义思潮的激**下，思想激变，走上反清革命道路。钱玄同则是在父亲病故后为谋生计而不得不接受当时的新学，即西学，潜移默化，转向了革命。二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章太炎起了重要作用。冯自由在论刘师培思想转变原因时说他“少读东华录，夙具民族思想，尤佩仰章太炎学术”。[3]刘师培是否读过《东华录》，已经难考，但受太炎影响则确属事实。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开始反清革命宣传，因其早慧和敏锐的思想，在不到20岁时就写出了阐述反满种族革命思想的《攘书》和《中国民族志》，宣传民主思想的《中国民约精义》。钱玄同则是在1904年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后，感到“满洲政府如此可恶，真叫我气破肚，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4]其后钱玄同又陆续读了许多宣传种族革命的文章和书籍，其中就有刘师培的《攘书》。1904年，钱玄同又与潘界定等人为开发民智，办《湖州白话报》，不奉清朝正朔。也许是欲引刘师培和蔡元培为同调，也许是因为二人与钱家皆有交谊，思想转变后的钱玄同到上海《警钟日报》社访问过蔡元培和刘师培，但不遇。[5]

1906年，钱玄同到东京留学。其时章太炎先生刚刚从上海西牢出狱，到东京为《民报》主笔。钱玄同因早就极端地崇拜章太炎，就到《民报》社拜见，并在章太炎的寓所，第一次见到刘师培并与之定交，时间是1907年4月22日。当时，刘师培应太炎之约，于2月携妻奉母到东京编辑《民报》。此后，从1907年到1908年，钱玄同与刘师培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中西思想碰撞，新旧学说杂陈。当时的思想界可谓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复杂多变。但就影响而言，则主要有三大思潮，即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三大思潮中，刘师培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当时既被称为东亚卢梭，又是国粹学派的中坚，还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领袖。钱玄同则是刘师培思想的追随者。在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诸方面，刘师培都给了钱玄同以极大的影响。

先说国粹主义。1905年由刘师培、邓实、黄节编辑的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国粹学报》，这一号召人们研究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突出地宣传“夷夏大防”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刊物，从创刊伊始就强烈地吸引了正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钱玄同。在1905年，钱玄同先后阅读了《国粹学报》刊登的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南北学术不同论》、《古政原始论》、《经大义相同论》、《小学发微补》、《理学字义通释》、《国学教科书》等文章和其他作者的文章。这些文章给钱玄同以很大的影响，钱玄同晚年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写道，他读了这些文章和章太炎《訄书》、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夏穗卿《中国古代史》，“于是始知国学梗概”。[6]此后，他还阅读了刘师培1903～1908年除《芜湖白话报》之外的所有文章。1905年底，钱玄同东渡日本。翌年，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在诸多宣传种族革命的刊物中，《国粹学报》是他最喜欢阅读的刊物。他在1906年4月2日读毕一期《国粹学报》后，在日记中写道：“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诚极大之伟业也。数年以来，余扮了几种新党，今皆厌倦矣，计犹不如于此中寻绎有味也。”[7]此后，一直到1916年他都“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8]并提出了“师古、复古、存古，但不泥古”的保存国粹主张。[9]

再说无政府主义。1907年7月刘师培创办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份报纸《天义》。钱玄同在7月11日就购得了《天义》第1期，读后，觉其思想“精美绝伦”。[10]9月8日，又得到刘师培的妻子何震所赠第5期。钱玄同看到《天义》把明代思想家李卓吾的思想说成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的巴枯宁，感慨道：“吾国竟有若是通人乎？”。[11]

8月31日，刘师培和张继等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钱玄同是讲习会的积极参加者。在《刘申叔遗书》中，存有三封刘师培给钱玄同的信，其中两封是对钱玄同询问社会主义讲习会和世界语学习的答复。据《钱玄同日记》的记载，当年的9月15日，10月6日，翌年的1月12日，1月26日，2月16日，2月23日，3月8日，3月22日的讲习会活动钱玄同都参加了。关于讲习会和刘师培等人在会中的讲演，钱玄同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钱玄同第一次参加讲习会后在日记中记道：“首由刘光汉演说中国民生问题，述农民之失业及前途之隐忧。次请堺利彦演说，张继翻译，略言社会自有政府富豪而后贵贱日分，贫富日区，今欲平此阶级，宜实行无政府主义至共产主义云。后刘申叔又痛陈立宪之害，言欧、米物质上较我为文明，而政体一切尚以更比我野蛮者，末乃归重无政府。”[12]1908年1月12日日记记载了当日的讲演内容：“日人山川均演说代议政体ト革命，言代议政治之最不堪。”[13]2月23日日记记道：会议“前由申叔述现今上海社会皆以立宪为薮，因前顽固者，今见立宪之手段温和而趋之，前革命者，今以立宪名目之好听，□□（原稿空缺——引者注）之容易，亦退而就之。功利主义之《天演论》几为家弦户颂之教科书。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故吾侪宜亟以无政府主义之书药其毒云”。“次由汪公权讲非军备主义。”3月8日日记记载了听刘申叔述“无中心互助之学说”，汪公权“演述杜尔斯德《致中国人书》，书甚长，大致言支那人不可弃其农业立国之美德而学欧人之立宪、警察、陆军诸邪说”。3月22日日记钱玄同记道，“宫崎民臧到会演说农业与平民的关系，宫崎氏在日本创土地复权同志会，彼系主张共产主义者，后又演述运动农民之方法。申叔演述法律之害人。太炎言人之恶起于有知识，诚欲尽善，非使人野蛮不办。”[14]

在刘师培等人的影响下，钱玄同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世界大势所趋，已至无政府。”[15]他在与人辩论时说：“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其欺平民同，故即有国而富强，而平民终陷苦境，吾侪今日当为多数平民之革命，不宜为少数人之革命。”[16]

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有《天义报》和《新世纪》两派。钱玄同对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新世纪》也极为关注。1907年钱玄同阅读了《新世纪》三、四两号，认为其主张“打破阶级社会，破坏一切，固亦大有识见”。[17]10月3日，钱玄同又阅读了《新世纪》第5至8号，“觉其所言破坏一切，颇具卓识”，“于现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谓非一线之光明也”。[18]但比较而言，钱玄同更倾向于《天义》一派。主要原因是，钱玄同与刘师培同主张保存国粹，而《新世纪》对中国文化则持激烈批判态度。钱玄同在阅读到《新世纪》第3、4两号时，在赞扬其打破阶级，破坏一切时，又批评它“中文太浅，历史不知，每有不轨于理之言”。[19]后来他一再表达这一思想。他在阅读了《新世纪》第5至8号后，在日记中又对其有所批评：“以学识太浅，而东方之学尤未所悉，故总有不衷于事实之处，较之《天义》，瞠乎其后矣（此由《天义》中之Liuguanghan（刘光汉——引者注）君诸人中国学问深邃之故）！”。[20]对于吴稚晖和刘师培，钱玄同扬刘而贬吴，申叔“不废旧学，贤于吴朓诸人远矣！”。[21]

这一时期，钱、刘二人可以说是思想上的同调。不过，仔细分析，二人思想也有一定的不同。就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钱、刘二人都是保存国粹主义者，他们都想通过弘扬国粹，反满革命，振兴中国学术、文化，应对西方文化挑战，但二人在对待国粹的核心——儒学的认识上则有所不同。钱玄同在早年就接受了今文经学，而刘师培则倾向古文经学。“今文”、“古文”是儒家经典的不同统绪，其最初的差别是经的文字、来源和篇数的不同，后来因学术政治的原因，今古之争逐渐涉及经书的解释、经书中核心人物孔子的解释以至于治经的宗旨等问题，并形成今文和古文学派。今古文之争，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几达二百年之久。清代，汉学复兴，先是古文兴盛，后是今文复兴。钱玄同不赞成刘师培的论经著作。他在晚年写道：“余对于刘君论经之文，如《中古文考》（《外集》卷一）、《中庸说》、《中庸问答》（卷二）、《春秋原名》（卷三）、《汉代古文辨诬》（卷四）、《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卷五）等，及《国学发微》、《汉宋学术异同论》、《经学教科书》中斥宋元明儒（案，原缺四字）者，皆不谓然。”[22]

经学观点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师培和钱玄同二人后来的思想走向。近代今文学的兴起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钱玄同曾对近代今文学运动评价道：“我认为为一百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是咱们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极光荣的事，它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23]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用大量篇幅论述今文学的兴起的思想解放意义。对于今文学在近代历史上起的积极作用，周予同先生的论述较为系统，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两种历史观与今、古文学有直接的联系：

一种以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在尧、舜或尧、舜以前已经十分灿烂，以后不仅无进步，而且从春秋、战国以来，每况愈下。这派姑名为旧派，他们以“黄金时代”在古代已经实现过，所以略带有悲观的、复古的色彩。一种以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期，不在孔子所叙述的尧、舜，而在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时候，以后虽受专制政体的影响而没有长足进步，但今后努力奋振，不见得没有相当的希望。这派姑名为新派，他们相信人类社会都是逐渐发展，中国也不能例外，所以比较的带有乐观的、革新的色彩。我敢武断地说一句，这两派观念的不同，实在受经学上今古文的影响。前一派——旧派——一如古文家，相信孔子所描绘的尧舜时期的文明是真的，相信《周礼》是周公治天下已实行或计划的制度。而后一派——新派——则采取今文家的态度，以为古籍上尧舜时期文化的描写完全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宣传手段，和老、庄之托于太古，许行之托于神农，墨翟之托于夏禹，是一样的把戏，至于《周礼》至早也是战国时候的理想的作品，决不是什么周公的著作。他们更由此进一步而推翻古代一切的传说。[24]

这一段话，对于理解经学对近代思想家和学人的思想变迁，具有启发意义。可以说，刘师培和钱玄同在经学思想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人后来思想学术发展的方向。[25]

就无政府主义而言，钱、刘二人也有不同，刘师培接受无政府主义时，从左的方面批判民主主义，完全抛弃了民主革命思想，绝望于民主革命，并反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是造成1907年后同盟会分裂的重要思想原因。[26]当事实证明无政府主义不能实现时，刘师培的思想再一次变化，退回到了他革命前的原点。刘师培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的一次演讲中曾表示“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27]既然绝望于民主革命，而无政府主义的美妙理想又难以实现，只好走回头路了。当1908年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衰落，《衡报》被禁，讲习会全面结束时，刘师培的政治理想破灭，投降端方，也就顺理成章了。而钱玄同则不同，他信仰无政府主义，但却没有放弃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他主张反满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当章太炎与刘师培发生冲突时，钱玄同感慨道：“立宪党与革命党应该冲突者也，而谈排满者与谈无政府者乃或起冲突，而其故又极小，不过为银钱事，使外人闻而解体，可叹！可叹！”。[28]当日本的无政府主义陷入低潮后，钱玄同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29]，只是他的思想重点逐渐转移到保存国粹上了。不过，他虽主张保存国粹，但坚决反对帝制；虽反对欧化，但却一直认为共和是天经地义。[30]因此，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破坏共和，他才会深受刺激，并最终放弃保存国粹的思想，一变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刘师培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钱玄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钱玄同晚年在致同门郑友渔的一封信中写道：“弟与申叔亦谊兼师友，以年而论，则为友（彼长于我三岁），以学为论，则实堪为我师也。”[31]

二、分道扬镳

1910年，钱玄同从日本回国，在浙江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他在浙江省教育司做科员。1913年，随兄钱念劬北上，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校国文教员。旋兼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在实践中意识到保存国粹之不可行，逐渐放弃旧有的文化主张。1915年，袁世凯以复古为先导，帝制自为，促使他最终放弃保存国粹思想。他述说自己思想变化的轨迹时说：

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泻，愿我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作二十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32]

此后，张勋又拥宣统复辟，钱玄同更感慨社会前进步伐的缓慢，继而倡导激烈的思想变革。他说：

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十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33]

可见，钱玄同经过辛亥洗礼，洪宪教训，思想发生变化。在政治上，其民主共和思想持之益坚；在文化上，则由辛亥时期的国粹主义者，一变而为激烈的反传统者。1917年，钱玄同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阵营中重要的一员。

刘师培于1908年回国后，脱离革命阵营，投到湖广总督端方幕下，并且献计破坏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杀，刘师培逃往成都。被谢无量聘为国学院讲师。1914年刘师培应聘入山西为阎锡山高等顾问，旋被阎氏推荐给袁世凯。1915年，袁世凯复辟，刘师培列身筹安会，“昌君政复古之说”，其政治思想“则与前期绝异矣”。[34]在学术思想上，刘师培亦有相当大的转变，如钱玄同所言，“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35]帝制失败后，刘师培避居天津，1917年，经陈独秀介绍，进入北大工作，任中国文学门教授。这样，刘师培与钱玄同，此时因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而相会于北大。此时，刘师培体弱多病，已脱离政治活动，而成为一纯粹的学者了。不过，任何人难以脱离他的时代而存在，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把他拖入新旧之争的旋涡。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派教授支持下，编辑出版《新潮》，一个旨在唤起中国“文艺复兴”的刊物。同月，便有《国故》出来与之对抗。这份提倡国粹的刊物主办者是黄侃的弟子，但拥戴刘师培为首。虽然当时的刘师培已无意关心思想界的斗争，守旧的阵营却把他推到了与新文化阵营对垒的前沿。故当时的社会舆论把他当作新文化的对立面而加以批评，新文化阵营中的一些人士也作如是观。鲁迅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就痛斥其为“侦心探龙”、“昏虫”、“还想吃人”。[36]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病逝于北京，终年36岁。钱玄同与刘师培共事时间并不长，也没有直接的交锋，但在思想和学术上，二人却分道扬镳了。除二人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不同外，这一时期，钱玄同与刘师培学术上和思想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