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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第6页）

[153]钱玄同：《致黎锦熙书》，1927年2月23日，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146页。

[154]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98、199页。

[155]同上书，200页。

[156]《钱玄同日记》，1923年3月21日。

[157]如周作人、钱玄同等在《晨报》上发表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常乃德的《对于非宗教大同盟之诤言》（《学灯》，1922年4月12日）、张东荪的《非宗教同盟》（《时事新报》，1922年4月2日）、梁启超的《评非宗教同盟》（《哲学》，第6期，1922年6月）、傅铜的《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出处同上）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非宗教运动提出批评。

[158]这方面的研究有杨天宏：《信教自由：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激烈论战》（载《中国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吴小龙：《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59]《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出版。

[160]《晨报》，1922年3月21日。

[161]《钱玄同致周作人》，1924年3月24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3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62]周作人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晨报》，1922年3月31日。

[163]周作人、钱玄同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发表后，立即受到非宗教方面的攻击，周作人于4月5日在《晨报》上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进一步明确发表《宣言》的目的，“冠冕的说，是为维护约法上的信教自由，老实的说一句，是要维护个人的思想自由”。

[164]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1922年4月2日，《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7日。

[166]《信教自由之讨论》，《晨报》，1922年4月11日。

[167]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23日。

[168]共产国际代表利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分析非基督教运动时写道：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因素是对外国人的民族抗议运动，这个因素把大量的同情者，即政治上不成熟，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广大青年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见“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9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69]《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6月12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3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70]《新青年》编辑者内部就是否谈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矛盾时，钱玄同对于陈独秀、胡适“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一则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的争论，他私下说：“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这层我不敢以为然）。”见《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1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这说明钱玄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陈独秀等人谈政治，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71]《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7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0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他在信中写道，中国人“实在不配讲什么安那其（原文为注音符号——引者注）和什么布尔什维其（原文为注音符号——引者注），不是说‘彼等’不好，实在佢们底程度太不够”。

[172]《关于非宗教》，1927年1月24日，高瑞泉编选：《周作人文选》，26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173]《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23日。当时《先驱》发表的反驳周钱等人的《宣言》文章也从此一立场立论，如赤光的《莫名其妙的滑稽宣言》（《先驱》第6期，1922年4月15日出版）就写道：“周作人和钱玄同两位先生都还曾站在我们反抗战争底前线。但是现在却不然了。”文章认为，周钱等五教授是给青年人一剂迷魂汤，诱青年进入闷葫芦，迷魂阵，五教授是资产阶级强盗或者是资产阶级盗贼的奴才。文章还直接引用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批判道教的文章，质疑钱玄同，“这种思想和言论，不知先生现在还认为对不对？如果以为不对，那又当别论。如果认为对，那么先生和现在所主张信教自由者底宣言中的思想有没有矛盾？”

[175]《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9月25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22页。

[176]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9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77]《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12页。

[178]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179]《新青年》第4卷第5号，李大钊《新的！旧的！》的附言。

[180]《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111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81]《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集，112、113页。

[182]有的论者认为非宗教运动中，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如何坚持五四传统，继承五四精神上走着不同的道路：前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参加现实斗争，继续前进；后者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坚持五四传统的文化宗旨，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走书斋道路，从先进变落后（见赵清：《从反“孔教”运动到“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反宗教道路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下，751页。）现在看来，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和片面。

[183]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2卷，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4]钱玄同：《我对于耶教之意见》，《钱玄同文集》第2卷，41～45页。

[18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629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