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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实践02（第1页）

四、教育实践02

除研究股外，学校教育课的其他各股亦呈现出浓厚的学术研究色彩。指导股要求其定期或临时性地到全市各学校巡察指导，主动与研究股联系，随时介绍研究成果、推广有益经验。编审股着重介绍一些新的教材和教法，并向社会介绍教育实验研究的成果及教育行政和学校内部的情况，同时要联络研究股审查各种儿童读物，并加以审定或改编，以适合儿童的需要。调查股之责是专门对各校的办学效果，包括“教材之良毓、学生之优劣、师资之好坏、费用之多寡、效率之大小”等进行调查、统计并予以评价，为研究股提供教育研究资料，以便综合比较，图谋改进。卫生股则是针对当时中国人卫生习惯差的实际情况而设的，除指导各校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和清洁习惯的训练外，还与社会合作开展卫生运动，防止疾病的传染和流行。陈鹤琴对教育课内部组织结构的安排，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一行政机构所呈现出来的学术研究精神和科学管理水平，这也是他一贯重视研究的个性精神和由蔡元培首倡的教育行政学术化的时代取向的综合表现。

其次，陈鹤琴在南京市区全面建立小学教育实验区。陈鹤琴负责的学校教育课的管理范围包括全市公、私立中、小学，婴幼教育，师范教育和社会教育。其中小学数量最多。由于小学跟各方面联系最广，处在问题的中心。陈鹤琴认为：“欲切实整理市教育，当然以市立小学为基础。”他通过裁撤合并，一方面，合理调整全市小学的布局；另一方面，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率。在南京市原有40所市立小学的基础上，又设立市立小学40所，使办学规模成倍增长。将40所市立小学分为前期小学25所，完全小学10所，实验学校5所。他建立了全市范围内的小学教育实验区。他将全市40所市立小学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实验区，每区有实验学校一所，各区以实验学校为中心领导所在区的所有小学的教学工作。各实验区在教育课领导下按照独立联系、分工合作的原则，进行行政、教学的实验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陈鹤琴划分的五个教育实验区，每区都以一门学科为试验研究的中心（东区为语文，南区为算术，西区为美术，北区为自然，中区为社会），各区相应配设一名适合本区研究学科的研究员，与该区实验学校校长共同主持该科教材教法的研究试验工作。每月轮流在各区实验学校举行该区中心科目教材教法讨论会，陈鹤琴出席指导，规定各区小学担任该科的教师必须出席。实验学校为所在实验区“教育研究之中心”，试验教学上的各种问题，在全区小学中起模范作用。同时在统一计划下，实验学校和学校教育课研究股保持密切联系，共同试验解决各种教学问题，以谋求全市范围内的相互促进和经验共享。实验学校实际上就是该教育实验区的教学、研究和管理中枢，它上达市教育局，下连本区其他小学，并以研究精神贯穿全区，形成本区办学的风格特点。

在试验工作中，陈鹤琴总是以一个实验研究者和导师，而不是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参加工作，使整个实验区工作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学术气氛。对于各校的行政工作，陈鹤琴每周召开一次校长会议，会上主要是讨论各种问题，如就如何办好一所新式小学，大家发表意见，集思广益、择善而从。在教育课任职期间，陈鹤琴还在整顿私立学校、改良私塾，推广学前教育、社会教育、创立师范学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主持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谋求租界区华人儿童教育的改良和普及。

上海工部局最初是1854年英、法、美三国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殖民性质的行政机关。后来，法租界退出，英、美两租界合并，工部局遂成为英、美公共租界的行政机关。在租界内，外国人人口及纳税额所占比例不足10%，但长期以来工部局权力隶属租界区纳税外国人所组成的董事会，与华人无关，华人的教育权益亦无从谈起。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深入，华人要求参与租界管理的呼声日增。后经“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进一步掀起了全国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所有这些斗争都迫使帝国主义作出某些让步。1928年工部局被迫同意接受三名华人加入董事会。经华董精心挑选后，决定推荐并敦促工部局邀请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出任该局华人教育处（前期又称华人教育股）处长，直到1939年离开上海。陈鹤琴为了收回教育权的正义事业，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因此，他也就担起了维护华人教育权益的重任。

工部局一贯不重视公共租界内的华人教育，占人口90%以上，承担了租界区大多数税赋的华人，其子女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权利。工部局早期仅设有西童学校，华童学校迟至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最早设立的华童学校为1904年成立的华童公学，其后又有育才公学、聂中丞公学、格致公学陆续问世。但在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未成立以前，教育权完全为外国人所把持，四所华童学校的校长及主要教师均由外国人承担，中国教师所教的“中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只是点缀而已。对于当时华童学校行政权旁落，以及学校所奉行的英国式贵族教育倾向，陈鹤琴与当时许多爱国进步人士都十分愤慨。他主持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工作后，极力争取租界区华人学校的校长应由华人承担，并要求依照中国政府教育法规和政策办事。

陈鹤琴在主持工部局华人教育期间，竭尽全力谋求华人儿童教育的改良与普及。在他的主持下，从1928年到1938年十年间，先后创办了北区小学、东区小学、西区小学、华德路小学、华人女子小学、蓬路小学、荆州路小学七所小学。这些小学一般都附设有幼稚园。还在1931年创设华童女子中学一所。这些华童学校的创办大大地增加了华童受教育的机会。学生人数最多的1937年，是1927年的近7倍。虽然能进入这些小学的大多是租界区较为富裕的金融、商界和洋行职员子女，但陈鹤琴也注意吸收一些穷苦儿童入学。在所创办的七所小学中，蓬路小学是专为贫寒子弟设立的半日二部制的简易小学。为了让成年的文盲工人识字学文化，从1934年到1939年陈鹤琴先后主持创办了四所青年工人夜学。陈鹤琴还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争取工部局给界内140余所私立中小学以经费辅助。

工部局是一个殖民性质的市政机关，租界内的教育也自然具有殖民主义的性质。这首先表现在中西童学校发展和经费投入的不平衡上。华人占租界区人口和纳税额比例均在90%以上，1928年前，工部局为华人儿童所办的学校其学校数和学生数仅与西童学校相当。1928年陈鹤琴就任后，陆续创办了一些华童学校，使华童学校数和学生数超过了西童学校，但在经费投入上却远不成比例。以1931年为例，在学生人数上两倍于西童学校的华童学校，获得经费反不足西童学校的三分之一。又以1940年为例，华童学生数有了很大的增加，占到学生总数的86。8%，但工部局拨给华童学校的经费仅占总拨款的46。6%。每个华童学生所获得的经费数一直约为西童的17。

其次表现在华人学校在教材选用、教学和其他各项活动方面都受到工部局的限制，陈鹤琴则常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进行努力与抗争。工部局规定界内各学校一律不准悬挂国旗，只能悬挂工部局旗，经陈鹤琴等人据理力争，终于赢得升国旗的权利。工部局在补助华人学校条例中规定华人学校“不得施行足以损坏国际感情，及引起种族仇视之教学”。作为教育家，陈鹤琴深知教材读物在学校教育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虽然工部局对其属下学校所用教材要求“应先经学务处处长（指英国人希廉——引者注）认可，并可尽量使归一律”等规定，但这些都无法阻止陈鹤琴所热衷的教育科学化和民族化的研究和探索。据不完全统计，他主持华人教育处期间，先后编写、主编或合编的教材读物有：《幼稚园课本》（16册）、《儿童国语课本》（包括中部、北部、南部各8册）、《儿童作文课本》（12册）、《中国历史故事》（40册）、《小学自然故事》（40册，又称《自然教材》）、《儿童科学丛书》（100册）、《儿童图画诗歌》（12册）、《世界儿童节奏集》（2册）、《最新英文读本》（4册）、《最新英文习字帖》（5册）、《儿童英文诗歌》《少年英文诗歌》《小学生应用图表》《儿童活页手工教材》《算术练习片》《四季故事唱歌集》《世界儿童歌曲》等。这些教材读物绝大多数是由儿童书局出版的。①教育思想家

陈鹤琴在上海的11年中，除了为改善租界华人儿童教育条件而努力外，还从各个方面为改良儿童教育，为争取更多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做了大量工作。1929年7月，他发起创建的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杭州成立，之后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儿童教育社上海社员读书会，每月一次，进行讨论、参观、演讲等活动，交流教育学术和经验，推动上海儿童教育的科学化改革。

（3）开展新文字试验与难民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后不久日军侵入上海。顿时百万难民云集租界区，出现了不少难民收容所。如何对这些难民特别是难民中的儿童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引起了当时爱国志士的普遍关注。作为公共租界区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深感自己有义务承担起难胞教育工作。他不仅是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兼教育组负责人，而且还是上海国际红十字教育委员会主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上海难民教育工作。

作为上海难民教育的主要负责人，陈鹤琴对难民尤其是难童教育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他说：“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的运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①他组织起难民教育处，亲自制订计划、分配任务、听取汇报、安排教师，使所有难民收容所都办起了小学，个别还办起了中学。由于难童过多，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他总是利用他自己的声誉、地位和影响解决难童教育中的困难，包括教师、课本、教室以及经费的短缺等，也用他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对难童的一片赤诚鼓舞人们，使这项工作得以蓬勃地开展，最终做到“在租界和越界区的205个难民营中有164所学校，对27948名儿童进行教育”②。

除了难民所里的难童，还有许多失去家人和父母、举目无亲、流浪街头的流浪儿需要关注。陈鹤琴又集合社会热心人士创办了上海儿童保育院，专门收容流浪儿童，予以抚养教育。他还发起组织了“儿童保育会”，被推为理事长，和其他理事一起为流难儿童筹募经费，指导制订保育计划。陈鹤琴通过“儿童保育会”创办10所报童学校和2个报贩成人班。在陈鹤琴的直接指导下，报童学校确实办得很有特色。

在组织领导难民难童教育的过程中，陈鹤琴接触到大量的成人和儿童文盲，并由此联想到整个国家普遍存在的文盲问题。他认为只有先使这些文盲认识了文字，让他们能看报读书，才能让他们掌握科学常识、了解世界大事，增强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进而唤起抗日救亡的觉悟。鉴于汉字本身“既难读，又复难写，自然也就难于记忆了”①，终日为生活奔忙的中国老百姓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用于学习的实际情况，陈鹤琴就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积极进行用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的试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留苏的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等人改进制定的，后引进国内形成了一个文字改革运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38年后，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决定争取得到租界内知名人士，当时负责难民教育的陈鹤琴的支持，使该研究会作为社会教育团体不被租界当局取缔，使拉丁化新文字在普及难民教育中继续发挥应有作用。陈鹤琴非但毫无顾忌地答应下来，而且对在难民中进行新文字教育试验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不但为该会争取到合法团体的身份，而且还亲自抓这件事，专门划出十个难民收容所作为试验点，在难民中大规模地开展新文字教学试验。为了使新文字教学试验得到更好的效果，陈鹤琴自己动手编写新文字教材和读物。

1938年2月，他编写的新文字教材《民众课本》，分上、下两册，由国际红十字救济会难民教育股出版。除教材外，他还编写了成套的新文字读物，有《岳飞》《花木兰》《文天祥》《郑成功》《班超》《爱迪生》《林肯》《富兰克林》《瓦特》《富尔顿》《史蒂文生》《诺贝尔》《倍尔》《齐柏林》共14种，以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印，陆续由世界书局出版。该套读物中所选的中国历史人物均为民族英雄，用以启发难民抗日爱国的情感。同时，还编制了新文字教学挂图——拉丁化同音字母表。

陈鹤琴还写了不少倡导拉丁化新文字的文章，如1938年在《每日译报》上发表《新文字与难民教育》，后又在《上海妇女》上发表《新文字与妇女》，还在英文版的《中国季刊》上发表《汉字拉丁化》，以此来宣扬新文字在难民教育、妇女解放、家庭教育方面的意义，论述汉字拉丁化的优越性。

他还利用各种形式的活动来推进新文字教育工作的开展。为了激起难胞学习新文字的热情和整个社会对新文字试验的关注，陈鹤琴特别设计了一种圆形徽章，中间画一把钥匙，钥匙柄上有“铲除文盲”四个汉字，周围一圈用汉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同时标出：“我能看书写字。”以此来奖励那些学会新文字的难民难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陈鹤琴不仅在理论上大力宣传新文字的优越性，而且亲自开展新文字教学试验。在陈鹤琴的直接领导下，租界区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国际红十字救济会难民教育股专门成立了新文字组，专门负责各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举办了新文字师资培训班。难民教育股发布了由陈鹤琴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在难民教育刊物《民众常识》内辟出篇幅作为《新文字专栏》，为难民提供新文字读物。他还先后主持“上海难民学艺展览会”（1938年7月）、“上海第一次新文字展览会”（1938年9月）和“中国语文展览会”（1939年8月），展示了新文字教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自1938年初至1939年冬，陈鹤琴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难民教育和拉丁化新文字的试验和宣传推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