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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实践（第1页）

四、教育实践

1。开创实地研究儿童心理之先河

回国后，陈鹤琴积极投身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奠基者，而且还是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开拓者，中华心理学会早期的创建者之一，在个案心理研究、儿童心理研究、心理测验研究诸方面均有开拓性的成果，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

（1）开创和发展新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casestudy）是多方面、深层次地研究个人的心理发展及其特征的方法。它既可以对个体进行全面的研究，也可以对其某一方面的特征进行研究。个案研究需要多种方法如观察、调查、问卷、访谈、资料（史料）分析、心理测验和实验等方法的参与。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个案研究有不少先驱性的研究：例如，德国提德曼（Tiedemann）的《儿童心理发展的观察》（1787）、根兹麦（Genzmer）的《新生儿感官知觉的研究》（1873）、法国罗许（Lobisch）的《儿童心理发展史》（1851）、席格门（Siglsmund）的《儿童与世界》（1856）、太因（Taine）的《儿童与民族语言的研究》（1876）、英国达尔文的《一个婴儿的传略》（1876）等。这些先驱性研究有其共同特点：①大多限于早期年龄，特别是3岁以前；②大多限于感知觉、动作、语言发展的研究，思维和个性方面的研究很少（几乎未涉及）;③大多是用日记法（或传记法）、观察法，其他方法较少。由于方法上科学性低，使这些研究不能成为儿童心理学问世的标志。①

而德国生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普莱尔（reyer，1842—1897）对他自己的孩子从出生起到3岁，不仅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三回作有系统的观察，写出全部日记，而且还使用反应时间、心理程序和证明感知觉之间关系的内省法（iion）等进行心理实验。普莱尔根据所有的观察、实验记录整理并撰写出名著《儿童心理》（1882），被认为是第一部科学的、系统的儿童心理学著作。由此普莱尔成为儿童心理学真正的创始人。②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来说，陈鹤琴堪称“拓荒者”。他是中国现代儿童心理个案研究的开拓者，也是中国儿童早期发展追踪研究（tragresearch）的典范。自1919年8月陈鹤琴学成归国始，他相继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东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部主任之职，先后主讲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课程。在随后的九年间（至1928年夏应聘赴上海主持工部局华人教育），他全身心致力于实地研究中国儿童心理和教育的有关问题。这个时期也是其学术成果的“第一个高峰”，其中以其长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首个中国儿童心理个案研究的影响为最大。通过长期系统观察和实验研究，结合国外儿童心理学著作，他于1925年出版了体现他在此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品——《儿童心理之研究》（上、下册）。陈鹤琴也因此研究获得“我国最早的儿童个案研究者”的美誉③。

其后陈鹤琴有关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主要观点几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心理学的依据。可以说，此项研究开拓并发展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儿童心理学研究有很大的意义。这是我国学者以我国儿童为对象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进行个案研究的开端，开创了我国研究儿童心理之先河。

陈鹤琴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相比，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开创性。在陈鹤琴之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心理学家对3岁以前儿童的心理发展做过完整的追踪研究。而陈鹤琴于1920年12月26日，以自己的长子陈一鸣为研究对象，从一鸣出生的第二秒开始，进行了长达808天连续的系统观察和文字、摄影记录。以此跟踪观察和实验研究为基础，总结出中国儿童生理、心理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既开启了研究中国本土儿童心理之先河，又首创了中国儿童心理的个案研究、追踪研究和长期观察研究。

第二，全面性。前述国外先驱性的个案研究，大都局限于儿童早期感知、动作、语言发展的研究，而陈鹤琴通过对一鸣进行长期观察，对他的身体、动作、模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哭与动作的抑制、知识、言语、美感、道德、思想等多方面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我国心理学史上最全面的个案研究。虽然普莱尔也曾用较长时间（三年）连续进行较多项目的有系统的观察，但那是国外的研究。可见，陈鹤琴的个案研究其内容之全、剖析之深，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空前的，而且也可以同国外类似的研究相媲美。

第三，长期性。一般来说，个案追踪研究其观察时间可持续几个月、几年乃至几十年。不过，国外先驱性个案研究时间并不长，就是普莱尔的个案研究其连续观察也不过三年。陈鹤琴对一鸣心理发展追踪研究亦近三年，而他对一鸣绘画能力的追踪研究却达十年之久。

第四，深刻性。陈鹤琴的个案纵向追踪研究非常细致、深入。在《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中，他对儿童模仿动作的分类与发展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对克伯屈关于儿童模仿动作的分类学说，对普莱尔、鲍德温（JamesMarkBald-win，1861—1934）、迪尔博、摩尔（Moore）关于儿童模仿何时发生的实验等先驱性研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又特别详细地观察记录了自己小孩（一鸣）模仿的发生，如笑的模仿、唱歌的模仿、有意识的模仿、读书的模仿、洗衣的模仿、扫地的模仿等。然后在研究大量的国外学者和自己实验材料的基础上，探讨了儿童模仿的本质、种类及其在教育儿童过程中的作用。他还把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要求教育者发扬表率作用，希望学校养成纯美校风，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模仿效法。可见，陈鹤琴的个案追踪研究是相当深入的，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第五，先进性。先驱性个案研究大都采用观察法，而普莱尔将观察法和实验法结合起来，比之前的研究有了大的进步，并最终占据了世界儿童心理学创始人的地位。而在我国儿童心理学史上，科学地、客观地应用观察法和实验法对儿童心理发展作系统、全面研究的，当首推陈鹤琴，他是我国最早的儿童个案研究者。①不仅如此，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利用摄影法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比如，在其《儿童心理之研究》的第一章“照相中看一个儿童的发展”，就是采取了摄影记录的方法，摄取了从一月半的“渺茫无知”到2岁7个月的“喜登高”，共80张照片。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先进的研究技术，这种先进技术的运用使他的研究成果更富于科学性、生动性和说服力。而这种研究手段和技术的先进性，几乎同美国儿童心理学家格塞尔（ArnoldLuciusGesell，1880—1961）当时采用电影摄影法进行纵向追踪研究不谋而合。

（2）开创中国儿童心理研究。

陈鹤琴一贯提倡求真求是的实验精神和创新精神，在他一生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实验和科学研究。他的大部分论著也是建立在其大量的科研、实验和创新基础之上的，在儿童教育工作中更是如此。他在《儿童心理学》的《引言——研究儿童心理学是为了教育儿童》中曾这样指出：“对于儿童，做父母、做教师的责任，便是如何教导他们，让孩子成为健康活泼，有丰富知识，有政治觉悟和良好体魄的现代中国儿童，现代中国人。”那么，做父母、做教师的应该怎样来实践他们教导孩子的责任呢?陈鹤琴说：“我觉得可靠的途径之一，便是要了解儿童，儿童的喜怒哀乐、儿童的生长与成熟、儿童的学习与思想、儿童的环境，以及从新生到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切变化与现象，我们都应当有相当的研究与认识。只有在了解儿童之后，我们对儿童的教育，才能确实有效。”①为了真正了解儿童，教育儿童，他一方面向国人介绍西方对儿童心理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他致力于中国儿童的心理发展的研究，如前述的对自己的长子一鸣的研究。他写成的《儿童心理之研究》，是我国儿童心理学的一本开拓性著作，它的问世为儿童教育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他将儿童心理研究方面的成果运用于幼儿教育、家庭教育的实践，亲自实践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经过实践探索将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基础知识融为一体，总结出家庭教育101条教导原则。在此基础上，他于1925年又出版了另一本著作《家庭教育》，此书堪称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的百科全书，迄今已再版十余次，受到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与好评。陈鹤琴也因此成为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开创者。

陈鹤琴经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其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并以此作为实践新教育，进行儿童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依据。

1921年陈鹤琴在《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一文中就提出反对封建、陈腐、谬误的儿童观和教育方法。他指出，儿童不是“小人”，“不是成人的缩影，而是有其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儿童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具有他的本身的价值。”儿童一生下来不是一个“无能”的生物体，而是一个能够分辨与取舍外界刺激，具有学习能力的积极个体，是一个对环境的主动探索者。尽管初生婴儿的学习能力是很薄弱的，但有先天遗传素质做基础，在适当的环境教育下，儿童的学习能力会愈来愈强大，因而儿童也就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可教性。他的教育实践进一步表明，幼稚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它将决定儿童的人格和体格。人一生的习惯、知识技能、言语、思想、态度和情绪都要在此阶段打下基础。这个时期是发展智能、学习言语最快的时期，是道德习惯养成最易的时期（即最佳期）。

因此，陈鹤琴十分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对孩子要“从小教起、从小教好”的主张，他曾疾呼：“中国人有超越的智慧，可惜中国的教育太落后，完全忽视早期教育。幼稚教育从3岁开始太晚了，不重视幼稚教育，是国家最大的损失。”他认为应该把“从小教起”的起点放在“从出生教起”（甚至可以说胎儿在胎中已开始学习）;“从小教好”则是必须谨慎学习的初步，也就是说开始学要学得好，否则第一次学坏了，以致后来一误再误成了第二天性，长大再教育就算费很大力气也不易改正。对习惯养成、思想形成、能力培养，都是如此。而要“教好”则必须要把儿童当儿童，反对儿童教育成人化倾向；强调要尊重儿童独特的个性，要重视儿童的力量，保护儿童的权利，反对成人对儿童的歧视和严厉压制，也要反对对儿童的溺爱姑息。他指出，儿童是有生命力和生长力，有潜能、有创造力的；要发现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掘出来。他感慨地说：“小孩子聪明得很，小孩子中间有许多瓦特、牛顿、爱迪生，可惜我们不会教，没有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发掘出来，真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摧残了多少幼苗!”他还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可以教育的”，“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方法”。儿童都是可爱的，包括所谓“顽劣”“愚笨”的、低能和残疾的孩子，不过他们的命运和将来的前途，大概操在教养他们的成人手中。陈鹤琴从亲身实践、实验中得出的这些科学观点和结论，可以从今天脑科学的发展及多元智能学说中得到有力的论证。21世纪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能、开发人脑全部功能。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所在。因此，幼儿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儿童观和教育观的科学性问题，而是否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教育规律是真正的教育科学和伪科学的最重要区别。陈鹤琴提出的儿童观、教育观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这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精髓。

（3）开创本土心理测验。

心理测验（psychologicaltest）是测量人的心理及其特征的一种科学手段，包括能力测验、学绩测验和人格测验等。各种心理测验迄今为止大约有9000种，其基本功能是测量个体差异，既可用于人员的选拔、安置、评价及诊断等工作，又可用于理论研究中搜集资料、建立和检验假设以及实验分组等。

最早将西方测验引入中国的是俞子夷，他“根据桑戴克氏书法之构造原则，于1918年编制小学国文毛笔书法量表四种，行书正书参半。此量表一出，而国中小学界遂知教育成绩可用客观的标准考察矣。”①这是我国第一份自编的教育测验量表。但真正推动我国测验运动开展并推向**的是陈鹤琴、廖世承等人。1919年陈鹤琴和廖世承留美同期回国，两位先生受聘南京高师后，开设测验课程，编制各种测验，大力倡导各种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1921年他们合著《智力测验法》，作为高等师范学校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数次再版。这本书是他们归国后积一年半教学与试行智力测验的成果。全书十四章，分三大部分。

从第一章至第七章，主要介绍智力测验的一般知识，如关于智力测验的性质、功用、标准和用法等。从第八章至第十一章，是该书的主体部分，它分门别类介绍各种测验，每种之后附以做法说明和测验的性质。介绍的测验共有35种，这35种测验里有23种是转译或改造的，有12种是由他们自己编制的。从第十二章至末章，主要讲核算的方法和校阅的标准，并报告各种测验的结果。书末另附录各项重要参考书及中西名词对照。《智力测验法》是我国第一部内涵丰富、比较实用的心理测验的开山之作，也是推动中国测验运动开展的早期经典之作。其意义不在于理论上的深入挖掘，而是得领时代风气之先以引起国人重视。郭秉文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合著智力测验法一书，一方引起国人之注意，俾了然于其价值之所在，而一方又示明种种方法，俾用之者有所率循，将来纸贵一时，可无待言。”①1922年陈鹤琴赴上海及江、浙各地公私立学校对3岁至20岁的1400名幼儿和学生进行教育测验，同年，又出版与廖世承合编的《比纳——西蒙智力测验法》和《比纳——西蒙智力测验法说明书》，还在《心理》杂志上发表《智力测验的用法》《心理测验》，在《新教育》上发表《一个算术测验》《一种国文测验词句重组》等文。陈鹤琴在心理测量中国本土化和实用化的过程中，注重“洋为中用”，把心理测量与教育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仅在1922年到1924年期间，他编写的有关测验的书就有：《中学默读测验两类》《小学默读测验两类》《初小默读测验两类》《小学文法测验一类》《小学常识测验两类》《小学图形智力测验说明书》《图形智力测验》《颜色美感测验》《新生儿观察量表》等十余种。这些测验已不是单纯的翻译或编著，而是注意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一定程度的综合创造。

1925年他又与廖世承合著《测验概要》，堪称《智力测验法》的姊妹篇，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师范丛书出版。全书分绪论、智力测验、教育测验、测验实施方法、普通统计及列表法、编造测验六个部分，其内容已远远超出《智力测验法》的范围，可以说是一部教育测量学的入门书籍。如果说《智力测验法》还是以翻译介绍为主而略有“自己创造”，那么《测验概要》则是把立论设定在心理测验“中国化”这一基点上而展开研究的。著者自称：“该书中所举测验材料，大都专为适应我国儿童的。师范及高中学生苟能悉心体会此书，留心研究，加以实习，将来对于测验事业，必能有所赞助。”①

1931年陈鹤琴又与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艾伟、陆志伟、肖孝嵘等共同奋力，创建了中国测验学会，并于1932年创办《测验》杂志，为推动我国测量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陈鹤琴强调：“测验是改进教学的一种良好的工具。具体说来，测验可以辨别智慧，甄别班次，分别才能，估量成绩，改进教法，鼓励学业，诊断优劣，预测将来。”②但他明确指出，测验也只能“解决教育上一部分的困难问题，如升学留级，入学考试，分组教授等”①，它绝非万能的魔术师。20世纪20年代，当中国测验运动进入**，甚至出现迷狂测验之势时，陈鹤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却提出了令人深思的意见：“第一，各种测验是否同属可靠?若两种测验之结果相差太远，易引起用者误会测验本身不可靠。第二，各种智力测验之制成者日见其多，若不由本社略定标准，用者将不知究以采用何者为宜。”②他提议由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有关专家，尽快求出当时盛行的八种智力测验的相关度，以便使测验采用更为客观、科学的“标准案”。显然，陈鹤琴的建议对纠正当时迷信和滥用测验的不良倾向，促使测验运动按着中国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创办我国第一个中国化、科学化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

陈鹤琴是现代中国化幼儿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反对我国的幼稚教育盲目抄袭外国、全盘洋化和由教会控制幼稚教育，同时也反对陈腐传统的死教育，主张批判地吸收中外教育的合理内核，融通中西幼教精髓，为我所用，要使幼教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走属于我们自己的幼教之路。为此，他以实验为切入点，进行了长期的、开拓性的实践、实验和科学研究，创立了一套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幼教理论与体系。

陈鹤琴认为，幼稚期的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必须有良好的环境，健全的教育，这是小孩子一生幸福的根源。幼稚教育最先是由国外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的发展比较迟缓，幼稚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其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抄袭国外。清末办蒙养学堂、幼稚园，全部章程就是照搬日本的一套，民国成立后，又抄袭美国，“全盘西化”。他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园已时有改进，但我们还是墨守成规，不知改良，以致陈旧腐败不堪闻问了。”①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幼稚园也由于延聘“教会出来的保姆”，“更因日本式的蒙养法……的残留……”，加上“经费的关系，只能将福禄培尔的恩物和蒙台梭利的教具割裂凑用”。因此，他竭力反对当时幼稚教育的盲目抄袭、照搬外国东西的做法。他大声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民族性，不适应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他说：“幼稚园要适应中国国情。”我们办幼稚园，但对幼稚园的培养目标，儿童应养成什么习惯，掌握什么知识技能，形成怎样的做人态度不去研究，一点自己的主张都没有，“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②又说：“现在中国所有的幼稚园，差不多都是美国式的……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①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这样才能充分适应社会的需要。他还深刻地剖析了当时我国幼稚教育的主要弊端，他将它概括为四点。

第一，儿童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小孩子的知识和能力是从经验中得来的，与环境的接触多了，就渐渐积累了经验，就有了知识和能力。阻止他们与外界环境的接触，只能使他们得到谬误的知识。陈鹤琴曾问一个6岁女孩：“你曾见过松鼠吗?”“有多大?”“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的?”女孩说：“看见过的。”用手比画两寸许。“在书上”见过。陈鹤琴听后哭笑不得，只能对当时封闭式的幼稚教育表示愤慨。陈鹤琴也把这种幼稚园称作“幼稚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