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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2页）

1932年11月陈鹤琴主持的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三周年，陶先生作了著名的题词：

陈鹤瑟

“为中华儿童教育社三周年纪念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中国教育有两条大路可走，一是教人用脑，而且必须普遍的从小教起，方能发挥出伟大的力量……”

资料来源：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

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49

3。进行小学教育改革，维护儿童权益

在1927年后的十余年间，陈鹤琴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小学教育改革实验和争取维护儿童的切身权益上。他在担任南京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课长不长的时间里，大力整顿和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制定学校分区实验制度，组织培训师资，提倡专业研究并亲自试验新教学法，形成实验和研究风气。陈鹤琴在上海出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的十一年间，为维护中国人办教育的权利，争取更多的中国儿童入学机会，他办了七所小学（均附设幼稚园）;为改善中小学条件，提高师资和教学质量，组织广大教师对儿童教育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改革和创新。他还亲自对小学教科书进行研究，编写了语文、英语等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并继续研制儿童玩具、教具和教学设备等，促使教育改革工作卓有成效地展开。同时对小学的办学宗旨、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按“中国化、科学化”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改革实验。

陈鹤琴关心广大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幸福，关怀受民族和社会压迫的苦难儿童，也关怀身心残缺的特殊儿童，他相信必须依靠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和努力，才能为儿童造福。1935年8月，他在为庆祝“国际儿童年”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九条宏愿表现了这位老教育家热爱儿童，一切为儿童，为一切儿童的赤子之心和伟大胸怀，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实践准则和生活写照。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发表了《非常时期的儿童教育》一文，提出在国家处于危亡时期，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要针对当时的局势和未来的需要，整个地加以改革，“课程应以战事活动为中心选择适用教材，组织学生参加扫盲、节约救难、收集金属等实际活动”。“八·一三”事变后，几十万难民涌入租界，他呼吁社会“保育民族幼苗”，集合社会热心人士和爱国教师，全力投入难民特别是难童教育和救济工作。他创立儿童保育会，设立了十所报童学校、儿童保育院，专收孤儿、流浪儿，实行“工读并进，手脑并用”的方针，对儿童进行教育和技能训练；在难民和难童中大规模开展新文字扫盲实验，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切不仅表明这位老教育家爱国济民的炽热情怀，而且体现了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力全面投身儿童教育的思想精神。1946年，他在上海主持创办“特殊儿童辅导院”，为伤残、盲聋哑、低能等特殊儿童创设教育场所，进行综合性教育。他深信可以借教育的力量，把生理心理上有缺陷的儿童变成有用的人，使他们也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在从事儿童教育和小学教育的改革实验中，陈鹤琴竭力反对“死教育”，大力提倡“活教育”，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腐化的死气沉沉的教育，改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使教师要“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使学生“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目的是教学生“怎样做人”，怎样做“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发动组织各校教师开展实践和实验研究，总结交流经验；同时亲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讨学生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的教育问题；研究各种教材是否适合社会和儿童的需要；研究教法是否能引发儿童的兴趣和思想，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研究各种教学设施是否合于儿童的身心发展，激起儿童的兴趣自动学习等，并写出了从《怎样训练学生的礼貌》《怎样矫正学生的过失》《谈谈学校里的惩罚》《和小学教师谈谈》《学校与家庭怎样联络》到《儿童的姿势》《眼睛的卫生》《写字教学中的各项问题》《笔要怎样执的》《数学观念怎样发展的》《为什么小孩子不喜欢算学》《英文是否应当这样教的》《国语教科书要怎样编的》《音乐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于教授图画的一点小意见》等数十篇的大小文章。这些文章言之有物，切实具体，通俗易懂，针对性强，对儿童教育和小学教育实践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教学设施和科学管理方面，他亲自设计城市小学的校舍和设备，使其符合教学要求和儿童年龄特点，既合理、实用，又坚固、美观。为提高学校管理的质量，他还对学校的校长、教师、校工等角色的工作方法提出明确要求，并分别制定了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检查制度。陈鹤琴重视学校教学设施的科学管理，早在1924年他就编写了《小学调查和报告》。这篇报告集中了他和几位教育家编制的调查小学的方法和所用的工具，也参考了外国教育家的经验，制定出评估小学优劣的标准，包括学生成绩、教师、教材、课外活动、校舍与设备、经费、校长、行政与组织等方面，使对小学的评估有了科学的标准和依据。

陈鹤琴倡导和创立中国化、科学化的儿童教育和小学教育，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于自身的教育实践和实验，反对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但是他绝不拘泥保守，墨守成规，他还十分注意学习研究世界教育思潮和各国先进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加以吸收，为我所用。他在国外留学期间，就孜孜不倦地从欧美新教育思潮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他到欧洲十一国考察教育，参加国际会议和讲学，利用一切机会虚心求教，这都为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借鉴。

4。改革师范教育，建立幼教师资培训体系

陈鹤琴强调，要实现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就不能由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要培养优良的师资，就不能继续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与做分家的师范教育，必须对旧的传统师范教育进行改革。随着幼教工作的发展，他日益感到这种中国化和科学化改革之迫切，提出必须“通过实验产生一部确当而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学制、新课程、新教材、新教法，创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师范教育”。

其实，陈鹤琴重视师资培养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27年他就热心支持陶行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兼任该校指导员和幼稚师范院院长。他在鼓楼幼稚园用“艺友制”即带徒弟的方法培养晓师派去的学生，做培养推广幼教师资的试验。在192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他和陶行知联名提交《注重幼稚教育案》，提出“要普及幼稚教育，师资宜早准备”“各省师范学校急须设幼稚科和开设幼稚师范学校”等提案。他还通过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中华儿童教育社等学术团体，出版刊物，通过学术研究，经验交流等来培养师资。

1940年，他已年近半百，毅然放弃去重庆做官，去江西泰和文江村开办中国第一个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以实现他培养中国化幼稚师资的多年愿望。他用当时江西省当局拨给的还不够盖一栋宿舍的25000元经费去创办学校，邀集了一批热心教育，有实干精神的教师，招收了百多名热情好学的女学生，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亲自勘察设计、选料，率领师生披荆斩棘，开荒筑路、编草盖房、种地养猪，边劳动边学习。不到一年，松林中一只雄壮“幼狮”——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诞生了。还附设小学、幼稚园、婴儿园、玩具教具工厂、农场等实习场所，另设“国民教育实验区”以实验推广活教育。

1943年，幼师增设专修科并由省立改为国立，包括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园、婴儿园五部分，建立起培养中级和高级幼教师资的完整体系，成为大后方一个重要的幼教基地。就在这个方圆三百多亩的山林里，陈鹤琴开辟出中国化幼教事业的新天地，在这块新开辟的幼教基地上，陈鹤琴开展“活教育”的全面实验和师范教育的系统改革，辛勤地培育着祖国幼教苗圃中的一代园丁。

1944年，日寇进攻江西，幼师的实验中断，学校开始过流亡生活。学校先迁往赣州，后转至广昌。在迁校中，师生紧密团结，战胜困难，坚持办学。在学校所到之处，撒下了幼教的种子。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力争幼师全部迁沪，但只有专科部被批准。他就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上海幼稚师范学校和附小。在上海幼师（女师）、附小、幼稚园开展他的中国化幼稚教育的实验工作，继续实施他的“活教育”主张。正因为有陈鹤琴的不懈努力和执著追求，才有数百名幼专、幼师学生毕业后走向全国各地，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培育祖国的幼苗，为传播“活教育”思想，为教育改革，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改革旧教育，创立新教育，探索中国化、科学化教育道路的长期历程中，始终反对那种以读死书，教育脱离实际，学校与社会隔绝，教学方法注入式填鸭式，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教师以威以畏来约束学生，师生界限分明等为特点的传统的死教育，并要求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并且从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师范教育等方面一一地进行实验、研究、总结，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到了40年代在各方面实验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活教育”的“三大目标”“十七条教学原则”"十三条训育原则”“学习的四个步骤”和“五指活动”以及“活教育”的教具、玩具、教材等，形成了“活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体系。“活教育”三大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后提出做世界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是幼师办学和实验的宗旨。幼师把教人做人放在首位。其内容是“培养做人的态度，养成优良的习惯，发现内在的兴趣，训练人生的基本技能”。而做现代中国人必须有“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服务的精神、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做世界人就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

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幼师的几度迁校等原因，未能继续进行充分和有效的实验，“活教育”理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尽管如此，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确实是植根于中国，立足于国情，适合于大众需要，以他本人长期的教育实践和实验为基础，并广泛汲取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有益经验而产生发展的。这种“活教育”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传统的“死教育”是一种挑战，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是起着积极进步作用的。尽管它在一个时期曾受到错误的批判，但实践证明，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是具有科学性的，因而是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