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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教育的理论体系（第1页）

四、“活教育”的理论体系

20世纪40年代初，陈鹤琴正式提出了“活教育”理论。他的这一理论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丰富的实践基础以及相应的时代背景，它是陈鹤琴长期从事中国化新教育探索的概括和总结。

陈鹤琴的“活教育”实验主要是在他创办的幼稚教育机构，小学教育实验区，特别是幼稚师范学校中进行的。1940年，陈鹤琴由上海辗转来到江西泰和城郊——文江村大岭山，创办了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开始系统的“活教育”实验。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回到上海，创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1947年后改称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学校），江西实验幼师之专科部随后不久也迁往上海，成立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在上海陈鹤琴继续满怀信心地开展“活教育”实验，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完善。“活教育”的整个理论体系包括“活教育”的目标、教学原则、学习的四个步骤、五指活动、十个特点和训育的原则等。

《小学教师》发刊词

“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这两句话，是陶行知先生在十年前描写中国教育腐化的情形。这种死气沉沉的教育，到今天恐怕还是如此，或许更糟一些。

陈簡瑟

我们应当怎样使得这种腐化的教育，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

我们怎样使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我们怎样使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这个问题，实在很重要!这个使命，实在很重大!本刊发行的唯一宗旨，就是要想负起这个使命一部分的责任。我们不愿墨守成规，去贻误子弟。我们要研究所用的教材，是否适合儿童的需要。我们要研究教法，是否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启发儿童的思想，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我们要研究种种教学上的设施，是否合于儿童的心理。我们更要检讨以往，策励将来，把所有的教材，重新估量，把所用的教法，重新研讨。我们要教活书，要使儿童读活书，要使儿童对于事物发生兴趣，自动学习。

以上种种，都是小学教育上亟待改进的问题。希望小学教师同人，大家努力，共谋解决。尤望国内教育家，予以赞助，多多指导。

《小学教师》月刊是陈鹤琴与陈选善共同创办、主编，本文是陈鹤琴为《小学教师》写的发刊词，原载于1939年第1卷第1期。

1。“活教育”是对“死教育”不满的产物

陈鹤琴对传统的死教育的不满由来已久，从他早年接受的私塾教育，到回国后所从事的各种教育实践和研究，他深切体会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在这种持久而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其“活教育”理论也就逐渐形成。“活教育”是针对“死教育”的弊端提出来的，其特点也是在与“死教育”的对比中显现的。

2。“活教育”的三大目标

“活教育”理论导源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及“从做中学习”，也受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思想的影响。“活教育”理论的三大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和“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三个目标是针对中国传统的旧教育抄袭外国，空谈理论，教学分家，不知道怎样教怎样学，更不知道怎样求进步，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及至唯书为上，孤陋寡闻的“惨状”而提出的。这种教育不但不能为面临危亡的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反而有可能贻误子弟，最终贻误整个民族，所以，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陈鹤琴“活教育”的这三大目标分别构成他的“活教育”的目的论、方法论和课程论。

（1）活教育的目的论。

教育目的是教育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任何教育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那么，“活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陈鹤琴坦率地说：“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个有关教育目的的回答，饱含哲理，体现了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有机结合的学术宗旨，也说明了中国人现代生活的内容、意义和方法。

“活教育”目的论是建立在中外教育思想的自觉反思上。陈鹤琴认为教育的对象是人，所以教人做人是教育最起码的任务。在反对外在强制目的和尊重儿童个性发展方面，他赞赏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理论，但他特别指出，不应忘记教育是有目的的。他也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虽然存在“读书做官”的狭隘目的观，但对“做人”问题的注重和提倡是值得继承的。只是到了近代，教育本身变了质①，把读书当作受教育的全部，全然忽视了做人教育。因此，“活教育”要研究“人”，研究“做人”的问题。

那么，应该怎么做人呢?陈鹤琴认为，人不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更是一个社会人，由此归结出做人的意义和人生的目标。他说：“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就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都是过着社会生活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既然如此，人就必定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怎么使这个关系正确而完好的建立起来，以通过这个关系参与共同生活，通力合作以谋控制自然，改进社会，使个人及全人类得到幸福，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所以活教育要讲做人，应当努力来学习如何做人，如何求得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①如果说，“做人”的教育目的是基于有别于自然人的社会人，着重于人类的共性，强调人的基本素养，那么，“做中国人”的教育目的论就结合了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质。他说：“今天我们生在中国，是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别的国家的人不同。”②“做个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拥有长期光荣历史的国家并尽力来提高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他也必须热爱生长在同一片国土上有着共同命运的同胞们，他们为同一个目标，即为自己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努力。”③“做中国人”体现了“活教育”目的论的民族性特征，为使“活教育”进一步体现时代的精神，陈鹤琴又提出“做现代中国人”的主张。现代是指20世纪科学民主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活教育”的目的就应该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对那些与时代不相容的中国国民性弱点及相应的教育观念进行更新改造，以使中国人成为具有科学头脑与民主思想的人。陈鹤琴说：“我们现在不要一般顺民式的儿童。我们要有勇敢、进取、合作、有思想、肯服务社会的儿童。”①实际上，20世纪初的中国除了要完成科学民主的启蒙任务外，还面临着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一个人都要承担对外反帝对内反封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中国人当时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是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为此，陈鹤琴提出了做现代中国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1941年，他在《松林中新生的幼师》一文中提出做现代中国人必须“具有健全的身体、自动的能力、创造的思想、生产的技术、服务的精神”②。1944年，他在对国民素质情况和现实要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了“做现代中国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

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他认为，一个健康的人，他往往乐观、积极，有理想，有毅力，能担当大任；相反，一个不健康的人，往往消沉，缺少活力，遇事易灰心，难负大任。外国人一向把身体的健康看得很重，而我们中国人曾一度被外国人讥为“东亚病夫”。到了50岁便倚老卖老，丧失了青春活力和人生追求，这无非是体质太差而已。其实，身体不健康不只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社会的损失。因此，作为现代中国人，只有加强身体的锻炼，提高健康水平，“才能应付现代中国艰巨的事业”。

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长期以来，由于国外强权的入侵，国内反动势力的摧残，人民的反抗斗争，致使现代中国社会动**不安。在经历了长期的“破坏多于建设”的时代后，国家急切需要各种建设。因此“活教育”应着力培养人们的建设观念和建设能力。“就学校来说，学生在学校里应当训练他们从事于种种建设工作，大一点的为开辟校园、农场，建设工厂、图书馆。小一点的，修筑道路，整理桌椅，粉刷墙壁，布置环境……”让学生在亲自参与各种建设工作中，培养他们的建设能力，并体会建设的艰难，树立建设的观念。

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陈鹤琴认为，中国人创造力本来是很强的，正因如此，才有中国古代文化和制度的发达。只因近几百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禁锢以及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制度的束缚，人们的思想不能自由，创造能力得不到发挥，甚至养成因循保守的习惯。他说：“时至今日，我们急需培养儿童这种创造的能力。儿童本来就有一种创造欲，我们只要善为诱导，善为启发，可以事半而功倍。”①

第四，要能够合作。陈鹤琴认为，中国人喜欢各自为政，缺少团体合作精神，曾一度被外国人讥为“一盘散沙”。“活教育”要训练儿童，从小具有团结合作的精神，能够以小我成全大我，以一己之个体成全国家民族之全体。也只有“能团结”“能合作”，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

第五，要服务。陈鹤琴说：“如果我们训练的儿童，熟知各种知识和技能，可是不知服务，不知如何去帮助人，那这种教育就可以说全无意义。”①人都有利己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人的利已心而养成一种服务社会的崇高德性。倘若任其利己心放纵，就难以形成大众心，那么“民族的生存极堪忧虑，国家的前途也万分危险了”。

陈鹤琴的“活教育”目的论是随着形势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1948年，他又把“活教育”的目的论重新表述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将“做中国人”和“做现代中国人”归并为一个层次。因为人是生活在现实时空的，“做中国人”，已将现代特征包含在内，就是做与现代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中国人，而不是做过时守旧的中国人。陈鹤琴之所以进一步提出“做世界人”的主张，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当时社会已非“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封建帝国闭门自大的时代。他理智地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一环，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他不但要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质，他还要了解世界的潮流。他不但要为中国的民主独立而努力，他还要为世界和平而奋斗。”②这种“活教育”目的论的重新表述增加了面向世界的层次，其理论内涵得以丰富和发展。同时，他对现代中国人应具备的条件也做了修正，删去了“要有建设的能力”，增加了要有“世界的眼光”一条。“世界的眼光”是指“我们要有对世界的正确的看法”，它是一种广阔的视野，是着眼于对自然、社会、人类的广泛认识和了解，甚至包括与精神世界相联系的远大的理想、宽阔的胸怀和恢宏的气度。世界人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超越，而只有“有世界的眼光，才能做一个世界人”。

（2）活教育的课程论。

针对传统教育过分强调课堂书本知识的弊端，陈鹤琴提出了“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活教育”课程论。他批评中国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教育观念，即“学生在学校肆业，称读‘书’。教师授各种学科，又称为教‘书’”①。结果是大家把“书”当成了唯一的教育材料，把“读书”和“教书”当成了学校教育的全部内容。

陈鹤琴认为这种传统的书本主义教育，要么严重脱离了自然、社会和儿童的生活，把“学校”与“自然”“社会”隔离开来，学校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和自然界发生的现象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学校完全变成了“知识的牢狱”。即使是书本材料反映自然、社会和学生生活的内容，但由于其僵化的编写形式，以及与事实严重脱离的插图、文字，不仅不能给儿童准确的知识，反而给他们许多错误的观念和印象。因而也就极大地限制了儿童的视野，束缚了儿童的思想。

其实，书本上的知识固然有用，但它是间接的、形式化的，只有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我们活的书，才是知识的直接来源。如果我们把书本知识当作唯一的学习材料，而忽略了这无限丰富的活教材，那就使儿童非成为书呆子不可。陈鹤琴认为，“活教育”应把儿童培养成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它必须扩大儿童对自然、社会的了解，而这又必须以儿童兴趣和生活经验为根据。因此，“活教育”的课程就应“是把大自然、大社会做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去向活的、直接的‘知识宝库’探讨研究”①。奇妙无穷的大自然、大社会，比如四季鲜艳的花草树木、光怪陆离的虫鱼禽兽、变幻莫测的风霜雨雪、奇妙伟大的日月星辰等，比如家庭的组织、乡镇的自治、社会风俗的形成、国家的富强、世界的进化等，只有引导儿童自己去探索、去研究，才能发现属于他自己的真知识和真世界。例如，讲到鱼的时候，“就要让小孩子看到真正的鱼，让他们观察鱼怎样呼吸，怎样转弯，怎样浮游，让他们自己来解剖鱼体，研究鱼的各部”。这样获取的知识不仅真实、可靠，而且还可以鼓励孩子的研究探索精神。

陈鹤琴很早就认为，在学前和小学阶段，儿童生活是整个的、连成一片的，他们还没有形成分科的概念。如果他们的课程按分科的形式来组织，是不合教学原理的，也是违反儿童生活和心理的。“活教育”必须找到一种更符合儿童生活原则的课程组织形式。如前所述，“活教育”的课程来源于自然、社会和儿童生活，那么，其课程和组织形式就必须符合儿童生活自身的形式，符合儿童与自然、社会的接触、交往形式。而儿童的生活是一种活动，儿童是以活动的形式与自然社会交往的，所以“活教育”的课程应采取以活动中心编制或以活动的单元形式进行组织。因此陈鹤琴反对在幼稚园和小学实行分科教学，主张“整个教学法”，即打破习惯的按学科安排课目的课程体系，各科围绕某一自然和社会的中心议题组织活动单元教学，逐步形成能体现儿童生活整体性和连贯性的“五指活动”。陈鹤琴解释说：“它之所以称为五指活动是因为以下提出来的五种活动正像一只手的五个指头，各个指头相互联结构成一个整体。”①也就是说，“五指活动”是儿童完整的理想生活，缺一不可。第一，儿童健康活动。主要包括体育活动、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心理卫生、安全教育等内容，其目的是培养儿童健全的身心。第二，儿童社会活动。主要包括公民、历史、地理、时事等内容，其目的是使儿童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使儿童参加社会活动以培养其技能和兴趣，使儿童了解乡、镇、县、省和全国的关系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激发起爱国、爱群及民族精神，根据时势的演变探求今后世界的新趋势。第三，儿童科学活动。主要包括生物、论理、工业及生产劳动等内容，其目的是增进儿童科学知识，培养儿童实验兴趣，启迪儿童创造能力。第四，儿童艺术活动。主要包括音乐、美术、工艺、戏剧等内容。其目的是陶冶儿童的情感，启迪儿童的审美感，发展儿童的欣赏力，培养儿童的创造力。第五，儿童文学活动。主要包括童话、诗歌、谜语、故事、剧本、演说、辩论、儿童应用文和书法等内容。其目的在于培养儿童对于文学的欣赏能力、发表能力，培养儿童对于中国文字的认识和运用，培养儿童对于文法修辞的研究兴趣，培养儿童对于文学的创造能力。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