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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汉家天下（第3页）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一派繁荣景象。

张骞出西域

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为了联络西迁的大月氏共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张骞应募出使，历尽艰辛，直到公元前126年才回到长安。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并派副使访问了一些国家，扩大了西汉的影响，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历史上称他的出使是“凿空（孔）”，意思是张骞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

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汉武帝要求的政治目的，但是通过他的旅行观察，却获得了西域各国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张骞把这些地理知识写成报告上奏汉武帝，后来司马迁即据此写成了《大宛列传》，得以保存至今。

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促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传到西方，而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驼鸟等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也通过收取关税获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为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光武中兴

西汉武帝以后，统治阶级逐渐腐败。到了汉平帝时，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王莽掌握了西汉王朝的大权。到了公元8年，王莽索性篡位建立“新朝”。王莽夺位后，曾设法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可惜改革不得其法，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后推翻了王莽政权。

公元25年，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的西汉皇族刘秀，即位称帝，定都洛阳。洛阳在长安的东面，因此，历史上称刘秀建立的王朝为东汉，以别于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便是汉光武帝。汉光武帝成功地推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复兴汉朝，历史上称这段时间为“光武中兴”。

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了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了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像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入学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发展得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3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人也有7、8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

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廉，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个有骨气的人，敢于主持正义。他不怕五侯的威胁利诱，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膺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蒴，他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的逃到了洛阳他哥哥家，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的宦官都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得奇怪，问他们怎么了。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字仲举。他少年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他庭院如此的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打扫大扫庭院以待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人也有人对他这番话严加贬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么来的。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大尉，以自己的地位和外戚宦官进行斗争。

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看不起宦官及门徒的“浊流”。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官僚、儒生集团反对宦官的斗争方式有以下几种：

1、上书苦谏。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吏向皇帝上书，指斥宦官擅权的弊端。

2、大造舆论。成千上万的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不仅如此，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僚经常发生联系。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的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口易记。朝廷每年派人到各地采集风谣，以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标准。官僚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在当时叫“清议”。

3、闹学潮。以闹学潮的形式进行斗争，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早在我国东汉末期就出现了。冀州刺史朱穆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羽反遭报复，太学生为此愤愤不平。公元153年，刘陶率领数千名太学生为搭救朱穆而掀起了一次学潮。他们向皇帝上书，痛斥宦官为虎狼，表示愿代朱穆受刑。迫于压力，桓帝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因为宦官诬陷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并把他下狱，又激怒了太学生。于是，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迫使桓帝赦免皇甫规。

4、弹劾镇压。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公元165年，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残暴罪行，侯参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桓帝没有办法，只好免掉侯览的官职了事。同年，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也都畏罪自杀。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处死，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怂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宋脩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过程如下：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造纸术问世

造纸术相传是由东汉时代的蔡伦所发明，但是也有考古证据说明，造纸术早就存在，蔡伦只是改进造纸术的重要发展者。造纸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东汉的许慎在他编写的中国第一部条理清楚、体系分明的字典《说文解字》里谈到“纸”的来源。他说：“纸”从系旁，也就是“丝”旁。说明当时的纸主要是用绢丝类物品制成，与现在意义上的纸是完全不同的。

蔡伦于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汉章帝建初年间担任小黄门（较低品级的太监职位）。汉和帝即位之后，升任中常侍，参与国家机密大事的谋划。蔡伦有真才实学，为官尽忠职守，多次不惜触犯皇帝的威严，进谏指出朝廷施政的得失。

后来，蔡伦担任尚方令，监督宫廷物品的制作。就是在这个时候，蔡伦开始接触东汉最好的手工工艺，并改进当时的造纸技术。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以来，书籍文档都是用竹简来做书写载体的，后来出现了质地轻柔的缣帛。但是缣帛的费用很高昂，而竹简又笨重，于是蔡伦想进行技术创新，改用树皮、破布、麻头和鱼网等廉价之物造纸，大大降低了造纸的成本，为纸的普及准备了条件。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改进造纸术的成果报告给皇帝，皇帝对蔡伦的才能非常赞赏，并把改进过的造纸技术向各地推广。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朝廷封蔡伦为龙亭侯，所以后来人们都把纸称为“蔡侯纸”。

黄巾之乱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灾荒连年，农民无衣无食。河北人张角见民不聊生，便号召农民起义推翻东汉政权。起义军头裹黄色头巾，称为“黄巾军”。汉朝与起义军断断续续战斗了几十年，最后虽然平定了“黄巾之乱”，但国力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中央政权的脆弱导致天下四分五裂，群雄并起。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是为“三国时代”。

卫青（？—前106），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仲卿，本姓郑。父郑季以县吏给事平阳公主家，与其家婢女卫媪私通而生青，遂冒姓卫。少时为平阳公主家骑从，后其异父同母姊卫子夫受到武帝宠幸，得召见，历官建章监、侍中、太中大夫。元光六年（前129年），拜车骑将军北击匈奴有功，赐爵关内侯。元朔二年（前127年），出兵云中，迂回至陇西，驱逐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河南地，筑朔方城，置朔方郡，以功封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五年，又率军出朔方击溃匈奴右贤王，俘获人口一万五千余，牲畜近百万，遂拜大将军，益封八千七百户，三子同时封侯。元狩四年（前119年），青与霍去病各率骑马五万，步兵及辎重运输部队几十万人，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塞，深入包抄歼敌。青自定襄出塞后与伊樨斜单于相遇，单于败走，追过漠北二百余里，至赵信城，尽烧其存粮而还。其后武帝拜青为大将军，娶平阳公主。

东汉也是医学发达的时代。中医的重要医学论著《伤寒杂病论》成书于这一时期，作者是汉末名医张仲景。东汉末年好多人死于伤寒症，张仲景一面继承前代的医学成果，一面搜集民间药方，并结合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写下了《伤寒杂病论》，有系统地整理了伤寒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