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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通教育 哈佛报告（第1页）

七、普通教育：哈佛报告

1933～1939年，科南特多方筹集资金，改革哈佛招生制度和教师聘任制度，建设各研究生院和图书馆，营造了良好的学校氛围，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树立了哈佛学术权威，还促使哈佛校园从职工到学生呈现出真正的多样化，显示出世界名牌大学的广泛包容性。1939年起，科南特的外交观点开始转变，由支持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转向干预主义，希望并促使美国反抗德国纳粹的军事侵略。1941年，他被选进教育政策委员会，协助制定教育政策，接触了更广泛的教育家群体，结识了一批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为以后从事公立教育研究打下了基础。自此，科南特开始频繁出入白宫，与政界、科技界、军事界的显赫人物接触，并与科学家布什在科学研究办公室和国防研究委员会一起研究原子武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很多哈佛的教授进入军事机构。由于战争，军队大量招募年轻人。1942年初，许多大学出现了特殊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学院。哈佛也开设了至少12门军事类的训练课程，服务于3000名学生。穿着军队制服的年轻人遍布于哈佛校园和河对面的哈佛管理学院研究生院。在1942年到1945年，有几千名官员在哈佛接受培训。

1942年秋，面对这种情况，科南特和文理学院的院长保罗·巴克（PaulH。Buck）开始考虑哈佛文理学院的老师应当扮演的角色。面对急剧扩张的本科生，那些未卷入战争事务的教师是否会觉得自己被隔离了?他们开始筹划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希望那些不参与政府工作的教授与文理学院的教师能在本科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巴克答应做主席。1943年春，一个12人的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致力于书写“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目标”报告书。考虑到普通教育涉及大学和中学课程，必须听取教育学教授的意见，科南特期望他们能与文理学院的教师通力合作，在委员会成员中，任命了两位教育学教授，其余都是文理学院的教师。科南特希望他们描述一个战后的教育计划。普通教育的目标既包括本科层次，也包括研究生层次。科南特为该委员会提供了6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希望委员会的报告能对整个学术界有益。

尽管科南特和巴克希望这一文献能够描述整个美国教育界的情况，但是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哈佛学院一直存在的问题。当时在哈佛，罗威尔已于1910年废除了艾略特的自由选修制，代之以分散集中制。但哪些课程是本科毕业生该掌握的?这一问题一直处于争论中。通常人们认为，哈佛本科毕业生应当专长于本专业领域，并对其他某些领域有所涉猎，但该涉猎哪些领域?这些领域又该学习到什么程度?哈佛经过了20多年的实践，对这两个问题也始终未得到满意的答案。

科南特此时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所谓的普通教育绝不是许多人想象的一些概览性的、肤浅的课程。概览性课程虽然开阔了学生对许多领域知识的视野，但在学生中并不十分受欢迎。哈佛教师也没有人支持概览性课程，科南特也不打算采用。1939年，哈佛学生会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报告，强烈批评当时哈佛对于本科学位的要求。报告作者认为集中和分散规定未能保证本科生获得“对主要知识领域明智和广阔的视野”，并且建议开设五门导论课程，这五门课程中，两门是自然科学课程，两门是人文学科课程，一门是社会科学课程，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习。

科南特对于学生会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很重视，但是认为当时学校还未制定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科南特和文理学院院长成立了指导委员会（itteeonInstru）来研究此问题。科南特在1941～1942学年的报告中向指导委员会建议，希望他们考虑“每一代人的大多数，而不是进入哈佛学院的少数人”的普通教育。科南特写道：

“普通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自由和人道传统的延续。如果我们的文明要保存的话，无论是信息的获得还是特殊技能和天赋的发展都无法给我们重要的理解力以广阔的基础。没有人会蔑视‘见多识广’（wellinformed）的重要性。但是即使在数学、物理、生物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并且具有几门外语的读写能力，也不能为自由国家的公民提供充分的教育背景。因为这样的教育缺乏与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情感经历方面的联系，并且缺乏与作为社交性的动物的人在实践经验方面的联系。它很少包含我们所称的‘长者智慧’以及我们目前所称的‘我们的文化类型’。它不包括历史、不包括艺术、不包括文学和哲学。如果这样的教育过程不能在每一个时期与一些最为重要的价值判断领域一直保持联系，它就会与我们的理想相距甚远。至少在中学、本科和研究生院的部分学生，都要关心在道德和数学判断中的‘对’和‘错’。除非他感觉到这些对生活的人具有深层次推动力的普通观念和愿望的重要性，不然他就在盲目冒险。

当前我们关注美国教育，首要问题不是在那些出身高贵的年轻绅士中发展对所谓‘舒适生活’的欣赏，而是为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注入自由和人道的传统。我们的目标是教育尽可能多的未来公民，同时使他们感激身为美国公民而得到的责任和益处。”①

科南特希望任命的委员会的调查能持续两年，因为这一调查包括对于整个美国中学实际情况的考察。巴克在1945年完成了调查报告的初稿。调查报告写道：“在中学中对于每一代人的大多数人的普通教育要比进入哈佛的、相对很少的一批人重要得多。换而言之，我们对于哈佛学院普通教育的建议要少于对于广阔的美国教育实践中普通教育的追求，这普通教育对于我们珍视的自由社会有着重要作用。”①科南特认为，这一报告同时适用于中学和本科阶段，它关心的不仅是哈佛，更是20世纪整个美国的利益。这一报告还表明，中等教育的问题比学院的问题更重要。科南特委员会的普通教育报告书就是著名的“红皮书”，其中贯穿着科南特对普通教育的基本理解与指导精神，凝聚着指导委员会全体成员特别是巴克的心血，报告对普通教育的阐述以及课程设置得到全体哈佛教师的认可，于1949年通过教师投票并付诸实施。

在古代希腊，自由教育是与专业教育相对而言的，自由教育是对少数希腊自由公民所进行的教育，是为了使人充分地享受闲暇而培养人的理性，促使人的智慧、美德与身体的和谐发展。专业教育是指为职业做准备、具有实用目的的教育。英国中世纪的大学继承了自由教育的思想。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纽曼认为，所谓自由教育不是用来造就或屈从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种具体的行业或职业抑或是学科或科学，而是为了理智自身进行训练，为了对其自身固有的对象的认识，也是为了其自身的最高修养。对学生来说，大学教育就是自由教育。大学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去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修养大众身心，旨在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自由教育的目的旨在培养绅士。在教育方法上，提倡学生自我学习；在教育内容上，强调知识的整体性、普遍性。纽曼之后，在美国最能体现自由教育主张的是1828年美国耶鲁学院发表的“耶鲁报告”，强调自由教育是为高级教育奠定基础，是为了给专业领域中的人一种更为宽广的心智能力。提倡自由教育的课程就是古典语言、古典文学和古典艺术。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迅速，工业蓬勃发展，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化，社会需要大量各种专门领域的人才。以古典人文学科为核心的学院教育急需进行变革。在教学内容上，自然科学和应用学科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政治民主与教育民主的浪潮扩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等教育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知识的大量增加，学生无法在四年里学习完大学的所有课程，于是许多学校开始实行选修制，并将专业划分的十分细致，结果一些学校的课程设置过于狭窄，选修制下许多学生选择的课程缺乏系统性。

科南特强调普通教育的主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在科南特的普通教育主张中，“普通”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学习要“通”，在课程设置上强调科学、文学、史学和哲学的作用，强调融合四个领域的学科内容；其次学习要“普”，即普及，要突破传统意义上享受自由教育的少量人群，扩大教育对象，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普通教育的成果。在报告中，科南特强调，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因而他提出，所有学生，无论何种专业，哪所学校，都应通过学习一些规定的学科，以熟悉一整套组成“西方文化遗产”的知识、理想和价值观。但是，他也反对以古典学科为核心的自由教育，他认为，以古典文学为内容的所谓自由教育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要代之以现代的教学内容，其名称也应叫“普通教育”。报告不主张学生割裂地学习这些知识，普通教育的内容应是由服务于共同目的的所有科目组成的有机整体，必须教给学生了解整个社会必需的基本知识与方法。

这样，普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未来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而专业教育则弥补了工业社会中各类专门职业人才的匮乏。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配合，共同为培养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服务。科南特所提倡的普通教育既是对西方自由教育传统的继承，也是在新形势下，结合美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对自由主义教育的超越和发展。